我与老伴都已步入耄耋之年，结婚近60年来，老伴对我照顾有加，让我对她感激不尽。
　　老伴家和我家是世交，新中国成立前双方父母便为我们定了“娃娃亲”。新中国成立时，我考取了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乡下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其间，我俩有过联系。1958年，她进了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九龙分校学习，而我那年被下放到遂川县五指峰垦殖场劳动，从此便难通音讯。1960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在《井冈山报》上看到了她的事迹，她还被评为“三八红旗手”“五好团员标兵”，可见她非常进步。
　　1961年春节，我回到吉安探亲，因为我的父母在湖南居住，所以回来便居住在吉安市祖母叔婶家，长辈们都很关心我的婚姻大事，怂恿我去老伴家拜年。正月初四，我在二弟的陪同下前往老伴家，想不到老伴的父母待我甚是热情，也希望我们早点结婚，而且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条件。那个年代，农村婚娶还是要不少礼金的。老伴父母的那种宽宏大量，让我终生感激。因为彼此假期不多，当天下午我俩便到公社办理了婚姻登记，然后一同回到吉安市。祖母和叔叔婶婶们见到她来了非常高兴，便劝我们举办婚礼。那时物资甚是匮乏，买东西要凭票证，领结婚证时发的布票，只够买一张床单，祖母把她的床铺和房间让给我俩，就算是我俩的新房新床了。初五晚上，我俩便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30多位至亲好友围坐在一起，长辈们说了些鼓励祝贺的话。作为新娘子的老伴没有穿上新衣裤，连新鞋新袜子都没有买，只是第二天我俩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纪念照，算是唯一的奢华。那时的老伴却毫不在乎，丝毫不觉得委屈。两天后，我俩彼此便分手回到各自工作学习的地方，以后只能每年春节到吉安市团聚。
　　1978年以前，我倆的工资加起来才只有55.2元，经济拮据，但老伴从来没埋怨过我一句。她坚持上班的同时，还要操持家务，三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她一人照管，自己省吃俭用，一条棉裤竟穿了10多年。一家人的穿着，都是她自己动手缝制的，一件衣服往往是大人穿旧了，改一改给孩子穿；大孩子不能穿了，再改一改给小的穿。她单位发了工作线手套，也不舍得穿戴，积攒下来，拆了线给孩子们织成袜子。1978年，我回到了教育岗位后，经济条件好转了些，她才开始为孩子添置新衣裤，但也是自己动手裁剪缝纫，而她本人却舍不得添置……这些往事，每当回想起来，我除了心酸外就是羞愧。
　　过了20年牛郎织女的生活后，1981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调回吉安县工作，和她得以团聚，伴着恩恩爱爱，也少不了磕磕绊绊，但我觉得有家庭的温暖，有夫妻的情趣，我很知足。老伴患有支气管炎，一遇到油烟便咳嗽，甚至喘不过气来。为了让她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我主动承担了一些家务，学会了炒菜。为了让她提高抵御疾病的能力，我特意为她订阅了一份保健类杂志，还引导她外出锻炼。朝阳里、夕阳下，我俩经常手牵手，在附近公园里面散步。
　　如今，我和老伴已经共同走过了59个寒暑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常想：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老伴，哪有我这样的今天？我深深地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