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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小牛伸长脖子嗅紫色的牵牛花，嗅铁丝，又去嗅木栅栏。它的脖子再伸长一些，想嗅栅栏那边的豆角秧。结果，一不留神，两条前腿就滑进眼前的窄沟里。它不知道它与花、铁丝、木栅栏之间还横着一条窄沟。它迅速后退，像是逃避一只猛兽，躲到母牛的身后。它以为窄沟会追上来，眼睛瞪得很大。窄沟却没能跑进它的眼睛里。不到一顿奶的工夫，它就会把这恐惧忘得一干二净，继续去嗅紫色的牵牛花、铁丝和木栅栏。它又一次掉进窄沟，这一次，它没有跑到母牛身后，而是跑了一半的路程，它用耳朵倾听，听那窄沟是否会发出响动。
它有时会走进院子，一点点走，一点点嗅。我简直怀疑它是狗投胎转世。一条狗走到它身边，它也像嗅朵花一样，嗅狗的脑门。狗自然不愿意被当作“花朵”，耳朵顿时竖直，恼怒地狂吠起来。小牛一惊，慌乱地跑开。这小牛原本是怕我的，察觉到我的身影便跑开，但有一次却没有动，它停在那里，却又绕过我，一直向前，走到晾衣绳下边，来回蹭我那条蓝裙子。我才知道，它感兴趣的是那团固定在布里的蓝色火焰。那蓝让它陶醉，它对着那团蓝撒娇卖萌，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父亲拿起笤帚就赶。我说，它好像看得见我的衣服，要不就是能看见蓝色。父亲说，一个盲牛，哪就看见了？
是的，它是一头盲牛，它在投胎时，把目光留在了上辈子。
不知道为什么，它一脸天真，满世界玩耍的时候，我总能从牛眼里看到我们的童年。那时，我和弟弟觉得这小院是那样广阔。我们玩泥巴、采花朵，在枯木上摘木耳，修房子……我们用树枝、花草、泥巴幾乎模拟了整个人生。从婴孩出生，到娶妻、生子，再到遭遇疾病、死亡。可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树枝、花草、泥巴并不是人生的构因。
弟弟很快就变了样子，生活在他的脸上、身体上大刀阔斧地下手，让他过早地秃顶、发福，样子看上去像我的哥哥。
他拖着肥胖的身子走路，身体里的钢板会不时响动。他总是习惯性地敲打这一截埋在身体里的异物。夏天穿短裤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腿上的伤疤，有十几厘米那么长，好像一条鱼骨化石镶嵌在里边。在十年前那场车祸里，我只流了两次眼泪，打回去两千块钱。肇事者是大我八岁的叔叔，这个在我母亲后背上长大的人，什么也不说。我的父母便吞下了这枚苦果。那个春节，我千里迢迢回去，看到躺在炕上的弟弟，他的目光钉在一台彩电上。他那么年轻，注意力不在腿部的疼痛，而是彩色电视里的节目，山外的缤纷世界。父亲不顾弟弟在医院里的巨大开销，买台彩电回来，就是想让那些彩色将他心里的黑墨抹掉。
弟弟那时刚开创了他的第一份事业，在山下一个车流密集的村里开饭店。这场车祸结束了饭店的生命。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又一次学习走路，并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们似乎从来也没有为他的婚事担忧过。无论哪个环境里，都有姑娘倾心于他。可后来十年的时间里，弟弟的婚事，却让父母伤透了脑筋。那些年，我看到一头头盲牛对眼前世界的每一缕花香都充满渴望，对每一条可能出现的鸿沟都视而不见。每次出现危机之后，他们躲进自己的恐惧里，悲伤在互相的碰撞里无限放大。我因为无法把花香移植到他们眼前而悲伤，许多年里，我想起家庭，就觉得有一只坚硬、尖厉的牛角插在胸口。事实上，缓解他们的悲伤是容易的，偶尔的花香，便使他们又一次忽略了鸿沟的存在。当我一次次觉得他们看透人事，走出悲伤的时候，才发现我也是一头天真的盲牛。
弟弟第一位引起我们家庭矛盾的女友是个孙姓姑娘。孙姑娘是河北人，胖乎乎的。她当时跟弟弟在同一家饭店里打工，当服务员。那年我生日，她去我们的出租屋里吃饭，跟着我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母亲在电话里问长问短，探听孙姑娘的长相、品行。可这探听明显就是虚假的。母亲压根不想让她的儿子找外边的姑娘。她对未来生活没有准确的预见，以为出去打工的人早晚要回到村子，到时，弟弟的外地媳妇如何能适应我们村里的生活？为此，她将自己未来儿媳的出生地限定在老家的山村里。
其实，孙姑娘像我们一样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担负着让家庭富裕的重任。这重任原本是由她姐姐担负的，可姐姐的重任在爱情的阴沟里翻了船。现在，她跟爱人在附近的城中村租着间小房子，怀了孕，已经自顾不暇。孙姑娘在我们面前说要在不久的将来买房、买车，再把父母接到城市来。这曾经是我的梦想，彼时从她嘴里说出来，我好像忽然遇到了当年的自己。她没看见我苦笑的表情，继续描述着自己的愿望。
我想如果不是父母反对，孙姑娘不会跟弟弟在一起那么久。但他们还是分开了。她梦想的果子太大，弟弟这棵树完全承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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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红色能燃起牛的激情。在西班牙斗牛场上，那抖动的红布让牛无比愤怒。它一次次冲向斗牛士，把坚硬的牛角像匕首一般刺向鲜红而柔软的敌人。也有人说，牛本身是色盲，在它的世界里，只有黑白灰。红布并不能调动牛的情绪，它反而可以刺激人的情绪，让人产生莫名的兴奋。牛的愤怒不过是因为长时间的关押、一次次地被戏弄和红布的挑衅。可父亲的小盲牛不是这样的。它看不见别的东西，却对我那条蓝裙子分外依恋。它在蓝裙子下一卧就是一下午，好像那蓝能给它安全感，就连母牛的呼唤都置之不理。它吃奶的次数非常少，满月的时候比刚出生时看上去还要瘦。一头牛看不见东西，最不幸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它的主人。父亲一整年辛辛苦苦侍候着母牛，就等着下了小牛，给自己开支呢。
患过脑出血的母亲在窗口看着忙碌的父亲，也看在蓝裙子下卧着的小盲牛。她不住地叹气，在她眼里，那头小盲牛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块霉运疮疤。
母亲向窗外张望的样子，让我想起她壮年的时候。那时，她总想做弟弟婚姻里的主人，在各个村子里张罗，她将几个姑娘排列在名单之上，再一一筛选。母亲像古装剧里那些热烈的娘亲一样，四处托红娘，又四处奔走，四处打听，忙得不亦乐乎。在一个秋天，她以收庄稼为由把弟弟叫回家。那几天，我的电话不断，一会儿是弟弟打的，一会儿是母亲打的。母亲眼里的弟弟是多么不懂事，对她安排的张姑娘一直摇头拒绝，张姑娘是弟弟的初恋，可他们已经分别了很多年。我自然是站在弟弟那一边，可这相隔千里的援助根本无济于事。就连族里其他长辈也在电话里说我是“憨子”，他们对这件事情莫名地热情，轮番劝解弟弟。对他的祈求却无动于衷。后来，弟弟酒后在电话里对着我哭喊，姐，你快回来！ 在父母族人眼里，结婚就是“生米煮成熟饭”，是感情的最后一站。村里人的婚姻史，不足以让他们看到其中的危险性。那些年，山村人家的婚姻状况只听说过丧偶的，外遇的，但没听说过有人会离婚。他们急切地想把弟弟送到这终点，完成自己的使命，完全想不到在这途中会遇到什么意外。“她家不要房子，又不要车……”母亲觉得拣了大便宜。这位张姑娘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从她家到我家步行也用不了三分钟。张姑娘的父亲张老锅跟我父亲关系非常要好。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一到下雨天，他就背着张姑娘到我家串门。
我母亲几次三番地催我赶紧回家，准确地说，是盼着我所有的积蓄回家。就这样，我成了这场婚姻闹剧里的最大赞助商。弟弟当时的处境，就像强迫戴鼻环的半大牛犊一样。挣扎、流血、疼痛是多么正常不过的事情。等他不得不点头之后，才明白，为了好好生活，必须爱上那鼻环。
结婚那天，迎亲的队伍太长，前边的人已经进了张家门，后边的人还在我家门口。我看到的张姑娘，完全没有母亲描述的那般贤惠，什么给我家牛打草啊，什么给我妈做饭啊。母亲这样解释：新媳妇嘛，总得端端架子。我看她在新婚那天抚摸新家具的神情时就确定：她爱家具一定比爱我弟弟多。
我没看见弟弟如盲牛般适应鼻环的过程。那时，我在石家庄工作，我租着两室一厅的房子，就是为了他们出来打工的时候，能有落脚的地方。我买了非常喜庆的大红床单，以为他们会在某个时间来投奔我，并提前想到了各种处理姑嫂关系的方法，但都没有派上用场。对于这场婚姻里的最大股东，我父母向我隐瞒了实情。当我一年之后知道这些事之后，气得拳头发紧，浑身直抖。张姑娘极少回我家，她要么住在娘家，要么去了城里。让她回来的方法只有一个：给钱。在这么糟糕的事情面前，弟弟始终保持沉默。一直在说话的是母亲，她向我描述着乡亲和媒人的闲话。我把那些凌乱的句子组织在一起，大概是这样的：张姑娘想嫁到我们家完全是一场预谋，她哥哥娶亲时，借了十万块外债。她父亲张老锅急于找一个能堵上这窟窿的人家，而我母亲当时急于让我弟弟结婚，所以才有了这门婚事。结婚前，她刚做了药流，那孩子的父亲便是她姐夫。有人在城市里撞见过她和她姐夫在一起，他们结伴出入于一间出租屋，情侣般走在街道上……我在这个时候，耳朵里就会冒出弟弟酒后的哭声。他说，姐，你快回来。
张姑娘曾给弟弟发过这样的短信：假如我整天泡吧，跟别人鬼混，你还会跟我过日子吗？我弟弟在那个夜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她回来之后的某个夜里，他请她去床上，这其实已经算作答复了。但张姑娘一剪子扎在我弟弟手上，她要更明確的答复。那是个冬天，我弟弟用一件衣服擦拭着手上冒出的血，然后把它塞进炉子里烧掉。
但弟弟手上的伤口还是成了一枚炸弹，硝烟在两家人之间弥漫。张姑娘前一天还让母亲给她做绣花鞋，第二天就拿着衣物走了。从此，她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没有领结婚证，算不上合法夫妻，在我的老家，这并不稀奇。并且有一个不成文的乡村规约：已交付彩礼的男女双方，无论哪方理亏，只要男方说分手，女方便可以不归还彩礼。为了那笔高昂的彩礼，我们全家也得咬着牙也得怄下去。
深夜，我又一次听到弟弟哭泣的声音，终于忍无可忍，从网上找了位律师，希望能在法庭上结束这段所谓的婚姻。在法院，张姑娘泣不成声，她说要改过自新，一定回家好好过日子。可弟弟前所未有地坚决，他对她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张老锅不得不还我家钱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那些有类似情况的人家，似乎一下看到了希望，不断把电话打到我家来咨询。
其实，张姑娘始终是彩礼的牺牲品。为了把我家的钱还上，她不得不嫁到外县。半年之后，她又嫁到了另一家。现在，村里没人知道张姑娘到底嫁到了哪里，只见过她跟一个年长的男人亲亲热热回了娘家，怀里抱着一只长毛狗。类似的狗，张姑娘在我家就养过一只。她走之后，她的狗却赖着没走，看见她从门前过，不住地摇晃蓬松的尾巴。
通过法院拿到张老锅家的钱后，母亲就陷入到继续给儿子找媳妇的轮回之中。只不过这次的范围扩大了，离异的、丧偶的都包含在内。刚摘掉“鼻环”的弟弟好不容易得以解脱，自然不愿意那么快进入婚姻。可彩礼一高再高，一开始还是六万六，七万七，后来就变成八万八，九万九，再后来十几万也挡不住，除了这些彩礼，还要在城里买房、买车。女孩子们不管自己是否在城市生活，也要在这城里买套房子。弟弟誓死不为这样的婚姻折腰，他跟我一起嘲笑那些以金钱为择婿标准的人，也嘲笑那些不断妥协的男方，为了一个并不中意自己的姑娘，他们欠下了几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
弟弟当时在饭店当厨师，有一技之长，工作非常稳定，比其他打工的年轻人有优势，但他非常自卑。他知道很多女孩并不看重他如何自立，如何能照顾家里，他们往往会看到我病中的母亲，不得不居家的父亲。那段时间，他频繁相亲，之后，跟一个姓冯的姑娘走在了一起。冯姑娘生过一个孩子，她前一段婚姻就是高彩礼婚姻的牺牲品。那户人家的家境是不错的，但婚后，才发现丈夫又懒又馋，整天迷恋于网络游戏。多次争吵以后，她跑回了娘家。他们像很多农村婚姻一样，只有传统仪式，没有领结婚证。冯姑娘认识弟弟后，说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只看人，不看钱。她从娘家偷偷拿来了锅碗瓢盆，跟弟弟过起小日子。一年后，他们谈婚论嫁，却依旧没能逃过彩礼这一关。
冯姑娘要房子，只要在山下就行。可山下的村庄几乎已经空了，人们都进了城。她跟弟弟因为彩礼的事吵了好几天。从十几万到几万。后来，终于商定要七万八。即便这样，我家也是拿不出的。那几天，冯姑娘坐在弟弟的摩托车后座上，见证了他四处找钱的尴尬情景。冯姑娘下令让我出两万块，可我那时刚刚买房，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只有一万。我们村当时有十几个小伙子没有娶妻。谁家娶媳妇，全村人都当作是自己的事儿。我父亲大摆宴席，请乡亲们帮忙。屋里摆一张铺了红纸的桌子，村里最有威望的几位大爷、爷爷在那里坐阵。他们一笔一笔记下大家的钱数。出钱最多的是我姑姑、姨姨、舅舅，他们一人出两千块，最少的是村里的五保户。他哆哆嗦嗦的手指从布包里摸出二十块钱，拉着我父亲的手说，只要娃能结婚，多难都得努力！说完，坐到席位上端一碗稍子面吃。 往常，这样凑钱的方式是男方私下进行的。可这一次，冯姑娘一直坐在屋子里，她看到我家所有的乡亲齐心协力凑钱的一幕。我们以为这感人的情景会触动她心里柔软的部分。我天真地以为，她会因为弟弟这几天的奔波而心疼。结果冯姑娘一回到她娘家立刻就翻脸了。她想要的不只是七万八，是那天大伙给凑的所有的钱。就这样，弟弟眼看着自己同居一年的女友以500元之差落入别人手里。这在故乡屡见不鲜。多少人家因为女方一再加码，本来定好的婚期告黄，因为三两千甚至三两百的价格，相处几年的结婚对象很快就换了人。
这件事给我们家的打击非常大。我父母自愧家境不好，说他们影响了弟弟的婚事。母亲更是时不时落泪。我没办法跟他们谈话。他们话里有刺，不扎别人，专扎自己。可我宁愿他们把刺扎向我。
我父亲跟村里那些娶不着媳妇的人家一样，想尽办法却无济于事。他们曾想把一个大弟弟九岁的离异女人介绍给他，如果不是因为她名声不好，他们就会付诸行动了。在许多次的反思中，母亲把自己说成弟弟婚姻里的罪人。但她把眼泪一擦，又成了一个逼婚者。弟弟感觉身体上到处都镶满了鼻环：母亲的眼泪，自己的年龄，还有暴涨的结婚条件。为此他夜不能寐，大把大把地脱发。脱掉的头发也变成催逼他早日成婚的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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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小盲牛注定得砸在父亲的手里，虽然一头公牛未出生前，它的四肢、前胸、后背、内脏甚至是阳具都被贴了价签，但没人愿意要这么一头瘦骨嶙峋的小盲牛。每年这个时候，父亲都会无比心痛地把一头小牛的缰绳交到牛贩子手里，然后接过钱，目送牛贩子拽着小牛走出村子。父亲故意不看小牛湿润的眼眶，他回到牛棚里，给母牛倒上最好的草料。
每次拿到钱以后，父亲都说不养了。可是生活一张口，到处都需要钱，他就忍不住在母牛发情之后去找配牛师傅。
小盲牛一直不好卖，牛贩子们把价格压得很低。父亲摆手拒绝。小盲牛却追着牛贩子跑了好远，直到在石头上绊了一下，才吓得跑回来。哦，牛贩子手里拎着一个蓝色的布袋。
母亲跟父亲商量，不能再留它了。它要是头母牛也算了，我们长久养着它，瞎就瞎，不影响下小牛。可它偏偏是头公牛，我们养它有什么用呢。是的，一头公牛真的没什么用。耕地、播种都有现代化设备了。水龙头已经铺到院子里，用不着它拉水了。这样的工作用不着它们，就连生育繁殖也不需要它们的参与了。母牛到了发情期，一个电话就能把配牛师傅叫来。在山村，牛也像人一样男女比例失调，牛的性别问题不会给人带来太大麻烦，而人自身生男生女，却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人们都渴望生男孩。但一个男孩却足以让一个家庭破产。那些当年因为生女儿垂头丧气被罚款的人家，却开始扬眉吐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一次次制造着不幸的婚姻：只要性别没冲突，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就能像牛一样摄合甚至是捆绑在一起。
那一年，媒人從各家收走几千到几万块钱之后，村子里便有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这些来自陕西的女人让附近村里二十多岁的蔫虎到五十多岁的大喇叭立马从光棍身份里解放出来。蔫虎他们家还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新娘子明显比他大了十几岁。两个陌生男女，忽然就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一起，是很奇怪的。可他们都不觉得。我父母跃跃欲试，想着让媒人给我弟弟也介绍一个。只是年龄要尽量相当。这件事情最终因为我的大哭而告终。不多久，大哭的便是那些娶亲的人家了。接连几天，这些媳妇们都去山里采草药，她们是多么勤快啊，把采来的草药晾晒在窗台上，男人们闻着这草药味便能把多年因娶亲留下的内伤治好。可几天之后，天黑了，媳妇们也没回来。人们找了整整一夜，只在一个黑土洞里看到几把堆在一起的镰刀和编织袋，那本是她们采草药用的。那编织袋像一截粗大的蛇蜕一样被男人们捏在手里。
那个时候，网络兴起，不少人从网上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比如我的表弟。表弟的媳妇来自山东。他们在一起和和美美，很快就有了小孩。弟弟也学着他的样子从网上淘换幸福，还真遇到了对他心仪的女孩，可了解之后才知道她们多是在婚姻里不幸福的人。她们要么有家庭，要么跟自己的丈夫处于准离婚的状态。弟弟苦闷，但他不想当那个拆散别人家庭的人。
当年给冯姑娘准备的彩礼存在银行里。我父母担心再也凑不到这么多钱，没将它们归还。这些年，谁家需要用钱，弟弟就单个还了。在他工作地点附近的楼房开盘时，我让他交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有了房子之后，弟弟在找对象这件事上确实多了优势，大姑娘、小媳妇一涌而来。弟弟挑来挑去，有点挑花眼。他不想再在婚事上托累父母，一说只有房子，没有彩礼，便击退了一大拨人。其实可供他挑选的人大多是这样的：离异，有的带孩子，有的不带。少数没结过婚的，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陷。
在弟弟眼里，婚姻不过是个按摩器，可以让母亲安心。他越来越像我父母，把婚姻当作一个人情感的终点。那段时间，我们在电话里总是争吵。我总在说，慢一些，再慢一些，慢慢相处，慢慢交往。他却格外地急切。一有空，饭店老板就开车带他去附近的村里转悠，四处打听哪里有待嫁的姑娘。这有点像牛贩子进村后四处打听哪家有牛卖。我根本拦不住弟弟，通过电话里他的声音，我就知道，他的血液里有几十头牛在奔跑。他跟现在的妻子见过两次，便定了终身。对方不在乎他的家境和条件，只朝他要了两万块钱的彩礼，这两万块钱在婚礼那天当作陪嫁送还到我们家里。我父母非常知足，握着儿媳手的时候，眼泪涌了出来。
儿媳在另一房间里的时候，我父母的神情就像那头守着蓝裙子的小盲牛，那么安静、快乐。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对儿媳好。秋天，我父亲从山里摘了几大捧酸枣，从地里刨出新鲜的红薯，又带了南瓜、大葱，恨不得把整座山搬去看他们。
第二年，弟弟迎来了他的女儿，同时也迎来了妻子的产后抑郁症。他手上的炒锅越来越沉，房贷、养育孩子的压力、夫妻感情上的矛盾让他倍受煎熬。生命的火焰炙烤着他，可是他不再说话，不再哭诉，他学会了沉默。即便这样的煎熬，在村里那些单身的小伙子眼里也是美好的。这几年，单身男性的群体又壮大了，几个原本有媳妇的人，也在进城打工后分手了。一个男人在城里扎下根基太难了，而城市总是对姑娘们微笑并且招手的。
面对鸿沟，我的家人远比我想象得坚毅，就在弟妹忽然跑到娘家闹离婚的那些天，我腿瘸的父亲和只有半个身子能够活动的母亲照看着弟弟的女儿。弟弟承担着妻子各种无理取闹，一次次把药送到她的身边，直到她回心转意，把孩子接回到身边。父母顿时觉得空落落的，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小盲牛的身上。
我知道，父亲早晚要向牛贩子妥协，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它。而那头小盲牛像狗一样天真地蹭他的裤腿，它不知道自己日后要等待多种凶器：鼻环、刀子、火或者沸水、人的或者狗的牙齿、肠胃以及埋骨头用的土地。那些东西，可比一条窄沟凶险得多。我把那蓝裙子摘下来，它就来嗅我的手。父亲拍了拍它的脑门，笑了，他说，这畜生！
它有时会走进院子，一点点走，一点点嗅。我简直怀疑它是狗投胎转世。一条狗走到它身边，它也像嗅朵花一样，嗅狗的脑门。狗自然不愿意被当作“花朵”，耳朵顿时竖直，恼怒地狂吠起来。小牛一惊，慌乱地跑开。这小牛原本是怕我的，察觉到我的身影便跑开，但有一次却没有动，它停在那里，却又绕过我，一直向前，走到晾衣绳下边，来回蹭我那条蓝裙子。我才知道，它感兴趣的是那团固定在布里的蓝色火焰。那蓝让它陶醉，它对着那团蓝撒娇卖萌，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父亲拿起笤帚就赶。我说，它好像看得见我的衣服，要不就是能看见蓝色。父亲说，一个盲牛，哪就看见了？
是的，它是一头盲牛，它在投胎时，把目光留在了上辈子。
不知道为什么，它一脸天真，满世界玩耍的时候，我总能从牛眼里看到我们的童年。那时，我和弟弟觉得这小院是那样广阔。我们玩泥巴、采花朵，在枯木上摘木耳，修房子……我们用树枝、花草、泥巴幾乎模拟了整个人生。从婴孩出生，到娶妻、生子，再到遭遇疾病、死亡。可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树枝、花草、泥巴并不是人生的构因。
弟弟很快就变了样子，生活在他的脸上、身体上大刀阔斧地下手，让他过早地秃顶、发福，样子看上去像我的哥哥。
他拖着肥胖的身子走路，身体里的钢板会不时响动。他总是习惯性地敲打这一截埋在身体里的异物。夏天穿短裤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腿上的伤疤，有十几厘米那么长，好像一条鱼骨化石镶嵌在里边。在十年前那场车祸里，我只流了两次眼泪，打回去两千块钱。肇事者是大我八岁的叔叔，这个在我母亲后背上长大的人，什么也不说。我的父母便吞下了这枚苦果。那个春节，我千里迢迢回去，看到躺在炕上的弟弟，他的目光钉在一台彩电上。他那么年轻，注意力不在腿部的疼痛，而是彩色电视里的节目，山外的缤纷世界。父亲不顾弟弟在医院里的巨大开销，买台彩电回来，就是想让那些彩色将他心里的黑墨抹掉。
弟弟那时刚开创了他的第一份事业，在山下一个车流密集的村里开饭店。这场车祸结束了饭店的生命。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又一次学习走路，并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们似乎从来也没有为他的婚事担忧过。无论哪个环境里，都有姑娘倾心于他。可后来十年的时间里，弟弟的婚事，却让父母伤透了脑筋。那些年，我看到一头头盲牛对眼前世界的每一缕花香都充满渴望，对每一条可能出现的鸿沟都视而不见。每次出现危机之后，他们躲进自己的恐惧里，悲伤在互相的碰撞里无限放大。我因为无法把花香移植到他们眼前而悲伤，许多年里，我想起家庭，就觉得有一只坚硬、尖厉的牛角插在胸口。事实上，缓解他们的悲伤是容易的，偶尔的花香，便使他们又一次忽略了鸿沟的存在。当我一次次觉得他们看透人事，走出悲伤的时候，才发现我也是一头天真的盲牛。
弟弟第一位引起我们家庭矛盾的女友是个孙姓姑娘。孙姑娘是河北人，胖乎乎的。她当时跟弟弟在同一家饭店里打工，当服务员。那年我生日，她去我们的出租屋里吃饭，跟着我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母亲在电话里问长问短，探听孙姑娘的长相、品行。可这探听明显就是虚假的。母亲压根不想让她的儿子找外边的姑娘。她对未来生活没有准确的预见，以为出去打工的人早晚要回到村子，到时，弟弟的外地媳妇如何能适应我们村里的生活？为此，她将自己未来儿媳的出生地限定在老家的山村里。
其实，孙姑娘像我们一样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担负着让家庭富裕的重任。这重任原本是由她姐姐担负的，可姐姐的重任在爱情的阴沟里翻了船。现在，她跟爱人在附近的城中村租着间小房子，怀了孕，已经自顾不暇。孙姑娘在我们面前说要在不久的将来买房、买车，再把父母接到城市来。这曾经是我的梦想，彼时从她嘴里说出来，我好像忽然遇到了当年的自己。她没看见我苦笑的表情，继续描述着自己的愿望。
我想如果不是父母反对，孙姑娘不会跟弟弟在一起那么久。但他们还是分开了。她梦想的果子太大，弟弟这棵树完全承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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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红色能燃起牛的激情。在西班牙斗牛场上，那抖动的红布让牛无比愤怒。它一次次冲向斗牛士，把坚硬的牛角像匕首一般刺向鲜红而柔软的敌人。也有人说，牛本身是色盲，在它的世界里，只有黑白灰。红布并不能调动牛的情绪，它反而可以刺激人的情绪，让人产生莫名的兴奋。牛的愤怒不过是因为长时间的关押、一次次地被戏弄和红布的挑衅。可父亲的小盲牛不是这样的。它看不见别的东西，却对我那条蓝裙子分外依恋。它在蓝裙子下一卧就是一下午，好像那蓝能给它安全感，就连母牛的呼唤都置之不理。它吃奶的次数非常少，满月的时候比刚出生时看上去还要瘦。一头牛看不见东西，最不幸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它的主人。父亲一整年辛辛苦苦侍候着母牛，就等着下了小牛，给自己开支呢。
患过脑出血的母亲在窗口看着忙碌的父亲，也看在蓝裙子下卧着的小盲牛。她不住地叹气，在她眼里，那头小盲牛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块霉运疮疤。
母亲向窗外张望的样子，让我想起她壮年的时候。那时，她总想做弟弟婚姻里的主人，在各个村子里张罗，她将几个姑娘排列在名单之上，再一一筛选。母亲像古装剧里那些热烈的娘亲一样，四处托红娘，又四处奔走，四处打听，忙得不亦乐乎。在一个秋天，她以收庄稼为由把弟弟叫回家。那几天，我的电话不断，一会儿是弟弟打的，一会儿是母亲打的。母亲眼里的弟弟是多么不懂事，对她安排的张姑娘一直摇头拒绝，张姑娘是弟弟的初恋，可他们已经分别了很多年。我自然是站在弟弟那一边，可这相隔千里的援助根本无济于事。就连族里其他长辈也在电话里说我是“憨子”，他们对这件事情莫名地热情，轮番劝解弟弟。对他的祈求却无动于衷。后来，弟弟酒后在电话里对着我哭喊，姐，你快回来！ 在父母族人眼里，结婚就是“生米煮成熟饭”，是感情的最后一站。村里人的婚姻史，不足以让他们看到其中的危险性。那些年，山村人家的婚姻状况只听说过丧偶的，外遇的，但没听说过有人会离婚。他们急切地想把弟弟送到这终点，完成自己的使命，完全想不到在这途中会遇到什么意外。“她家不要房子，又不要车……”母亲觉得拣了大便宜。这位张姑娘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从她家到我家步行也用不了三分钟。张姑娘的父亲张老锅跟我父亲关系非常要好。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一到下雨天，他就背着张姑娘到我家串门。
我母亲几次三番地催我赶紧回家，准确地说，是盼着我所有的积蓄回家。就这样，我成了这场婚姻闹剧里的最大赞助商。弟弟当时的处境，就像强迫戴鼻环的半大牛犊一样。挣扎、流血、疼痛是多么正常不过的事情。等他不得不点头之后，才明白，为了好好生活，必须爱上那鼻环。
结婚那天，迎亲的队伍太长，前边的人已经进了张家门，后边的人还在我家门口。我看到的张姑娘，完全没有母亲描述的那般贤惠，什么给我家牛打草啊，什么给我妈做饭啊。母亲这样解释：新媳妇嘛，总得端端架子。我看她在新婚那天抚摸新家具的神情时就确定：她爱家具一定比爱我弟弟多。
我没看见弟弟如盲牛般适应鼻环的过程。那时，我在石家庄工作，我租着两室一厅的房子，就是为了他们出来打工的时候，能有落脚的地方。我买了非常喜庆的大红床单，以为他们会在某个时间来投奔我，并提前想到了各种处理姑嫂关系的方法，但都没有派上用场。对于这场婚姻里的最大股东，我父母向我隐瞒了实情。当我一年之后知道这些事之后，气得拳头发紧，浑身直抖。张姑娘极少回我家，她要么住在娘家，要么去了城里。让她回来的方法只有一个：给钱。在这么糟糕的事情面前，弟弟始终保持沉默。一直在说话的是母亲，她向我描述着乡亲和媒人的闲话。我把那些凌乱的句子组织在一起，大概是这样的：张姑娘想嫁到我们家完全是一场预谋，她哥哥娶亲时，借了十万块外债。她父亲张老锅急于找一个能堵上这窟窿的人家，而我母亲当时急于让我弟弟结婚，所以才有了这门婚事。结婚前，她刚做了药流，那孩子的父亲便是她姐夫。有人在城市里撞见过她和她姐夫在一起，他们结伴出入于一间出租屋，情侣般走在街道上……我在这个时候，耳朵里就会冒出弟弟酒后的哭声。他说，姐，你快回来。
张姑娘曾给弟弟发过这样的短信：假如我整天泡吧，跟别人鬼混，你还会跟我过日子吗？我弟弟在那个夜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她回来之后的某个夜里，他请她去床上，这其实已经算作答复了。但张姑娘一剪子扎在我弟弟手上，她要更明確的答复。那是个冬天，我弟弟用一件衣服擦拭着手上冒出的血，然后把它塞进炉子里烧掉。
但弟弟手上的伤口还是成了一枚炸弹，硝烟在两家人之间弥漫。张姑娘前一天还让母亲给她做绣花鞋，第二天就拿着衣物走了。从此，她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没有领结婚证，算不上合法夫妻，在我的老家，这并不稀奇。并且有一个不成文的乡村规约：已交付彩礼的男女双方，无论哪方理亏，只要男方说分手，女方便可以不归还彩礼。为了那笔高昂的彩礼，我们全家也得咬着牙也得怄下去。
深夜，我又一次听到弟弟哭泣的声音，终于忍无可忍，从网上找了位律师，希望能在法庭上结束这段所谓的婚姻。在法院，张姑娘泣不成声，她说要改过自新，一定回家好好过日子。可弟弟前所未有地坚决，他对她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张老锅不得不还我家钱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那些有类似情况的人家，似乎一下看到了希望，不断把电话打到我家来咨询。
其实，张姑娘始终是彩礼的牺牲品。为了把我家的钱还上，她不得不嫁到外县。半年之后，她又嫁到了另一家。现在，村里没人知道张姑娘到底嫁到了哪里，只见过她跟一个年长的男人亲亲热热回了娘家，怀里抱着一只长毛狗。类似的狗，张姑娘在我家就养过一只。她走之后，她的狗却赖着没走，看见她从门前过，不住地摇晃蓬松的尾巴。
通过法院拿到张老锅家的钱后，母亲就陷入到继续给儿子找媳妇的轮回之中。只不过这次的范围扩大了，离异的、丧偶的都包含在内。刚摘掉“鼻环”的弟弟好不容易得以解脱，自然不愿意那么快进入婚姻。可彩礼一高再高，一开始还是六万六，七万七，后来就变成八万八，九万九，再后来十几万也挡不住，除了这些彩礼，还要在城里买房、买车。女孩子们不管自己是否在城市生活，也要在这城里买套房子。弟弟誓死不为这样的婚姻折腰，他跟我一起嘲笑那些以金钱为择婿标准的人，也嘲笑那些不断妥协的男方，为了一个并不中意自己的姑娘，他们欠下了几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
弟弟当时在饭店当厨师，有一技之长，工作非常稳定，比其他打工的年轻人有优势，但他非常自卑。他知道很多女孩并不看重他如何自立，如何能照顾家里，他们往往会看到我病中的母亲，不得不居家的父亲。那段时间，他频繁相亲，之后，跟一个姓冯的姑娘走在了一起。冯姑娘生过一个孩子，她前一段婚姻就是高彩礼婚姻的牺牲品。那户人家的家境是不错的，但婚后，才发现丈夫又懒又馋，整天迷恋于网络游戏。多次争吵以后，她跑回了娘家。他们像很多农村婚姻一样，只有传统仪式，没有领结婚证。冯姑娘认识弟弟后，说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只看人，不看钱。她从娘家偷偷拿来了锅碗瓢盆，跟弟弟过起小日子。一年后，他们谈婚论嫁，却依旧没能逃过彩礼这一关。
冯姑娘要房子，只要在山下就行。可山下的村庄几乎已经空了，人们都进了城。她跟弟弟因为彩礼的事吵了好几天。从十几万到几万。后来，终于商定要七万八。即便这样，我家也是拿不出的。那几天，冯姑娘坐在弟弟的摩托车后座上，见证了他四处找钱的尴尬情景。冯姑娘下令让我出两万块，可我那时刚刚买房，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只有一万。我们村当时有十几个小伙子没有娶妻。谁家娶媳妇，全村人都当作是自己的事儿。我父亲大摆宴席，请乡亲们帮忙。屋里摆一张铺了红纸的桌子，村里最有威望的几位大爷、爷爷在那里坐阵。他们一笔一笔记下大家的钱数。出钱最多的是我姑姑、姨姨、舅舅，他们一人出两千块，最少的是村里的五保户。他哆哆嗦嗦的手指从布包里摸出二十块钱，拉着我父亲的手说，只要娃能结婚，多难都得努力！说完，坐到席位上端一碗稍子面吃。 往常，这样凑钱的方式是男方私下进行的。可这一次，冯姑娘一直坐在屋子里，她看到我家所有的乡亲齐心协力凑钱的一幕。我们以为这感人的情景会触动她心里柔软的部分。我天真地以为，她会因为弟弟这几天的奔波而心疼。结果冯姑娘一回到她娘家立刻就翻脸了。她想要的不只是七万八，是那天大伙给凑的所有的钱。就这样，弟弟眼看着自己同居一年的女友以500元之差落入别人手里。这在故乡屡见不鲜。多少人家因为女方一再加码，本来定好的婚期告黄，因为三两千甚至三两百的价格，相处几年的结婚对象很快就换了人。
这件事给我们家的打击非常大。我父母自愧家境不好，说他们影响了弟弟的婚事。母亲更是时不时落泪。我没办法跟他们谈话。他们话里有刺，不扎别人，专扎自己。可我宁愿他们把刺扎向我。
我父亲跟村里那些娶不着媳妇的人家一样，想尽办法却无济于事。他们曾想把一个大弟弟九岁的离异女人介绍给他，如果不是因为她名声不好，他们就会付诸行动了。在许多次的反思中，母亲把自己说成弟弟婚姻里的罪人。但她把眼泪一擦，又成了一个逼婚者。弟弟感觉身体上到处都镶满了鼻环：母亲的眼泪，自己的年龄，还有暴涨的结婚条件。为此他夜不能寐，大把大把地脱发。脱掉的头发也变成催逼他早日成婚的鞭子。
3
那头小盲牛注定得砸在父亲的手里，虽然一头公牛未出生前，它的四肢、前胸、后背、内脏甚至是阳具都被贴了价签，但没人愿意要这么一头瘦骨嶙峋的小盲牛。每年这个时候，父亲都会无比心痛地把一头小牛的缰绳交到牛贩子手里，然后接过钱，目送牛贩子拽着小牛走出村子。父亲故意不看小牛湿润的眼眶，他回到牛棚里，给母牛倒上最好的草料。
每次拿到钱以后，父亲都说不养了。可是生活一张口，到处都需要钱，他就忍不住在母牛发情之后去找配牛师傅。
小盲牛一直不好卖，牛贩子们把价格压得很低。父亲摆手拒绝。小盲牛却追着牛贩子跑了好远，直到在石头上绊了一下，才吓得跑回来。哦，牛贩子手里拎着一个蓝色的布袋。
母亲跟父亲商量，不能再留它了。它要是头母牛也算了，我们长久养着它，瞎就瞎，不影响下小牛。可它偏偏是头公牛，我们养它有什么用呢。是的，一头公牛真的没什么用。耕地、播种都有现代化设备了。水龙头已经铺到院子里，用不着它拉水了。这样的工作用不着它们，就连生育繁殖也不需要它们的参与了。母牛到了发情期，一个电话就能把配牛师傅叫来。在山村，牛也像人一样男女比例失调，牛的性别问题不会给人带来太大麻烦，而人自身生男生女，却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人们都渴望生男孩。但一个男孩却足以让一个家庭破产。那些当年因为生女儿垂头丧气被罚款的人家，却开始扬眉吐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一次次制造着不幸的婚姻：只要性别没冲突，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就能像牛一样摄合甚至是捆绑在一起。
那一年，媒人從各家收走几千到几万块钱之后，村子里便有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这些来自陕西的女人让附近村里二十多岁的蔫虎到五十多岁的大喇叭立马从光棍身份里解放出来。蔫虎他们家还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新娘子明显比他大了十几岁。两个陌生男女，忽然就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一起，是很奇怪的。可他们都不觉得。我父母跃跃欲试，想着让媒人给我弟弟也介绍一个。只是年龄要尽量相当。这件事情最终因为我的大哭而告终。不多久，大哭的便是那些娶亲的人家了。接连几天，这些媳妇们都去山里采草药，她们是多么勤快啊，把采来的草药晾晒在窗台上，男人们闻着这草药味便能把多年因娶亲留下的内伤治好。可几天之后，天黑了，媳妇们也没回来。人们找了整整一夜，只在一个黑土洞里看到几把堆在一起的镰刀和编织袋，那本是她们采草药用的。那编织袋像一截粗大的蛇蜕一样被男人们捏在手里。
那个时候，网络兴起，不少人从网上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比如我的表弟。表弟的媳妇来自山东。他们在一起和和美美，很快就有了小孩。弟弟也学着他的样子从网上淘换幸福，还真遇到了对他心仪的女孩，可了解之后才知道她们多是在婚姻里不幸福的人。她们要么有家庭，要么跟自己的丈夫处于准离婚的状态。弟弟苦闷，但他不想当那个拆散别人家庭的人。
当年给冯姑娘准备的彩礼存在银行里。我父母担心再也凑不到这么多钱，没将它们归还。这些年，谁家需要用钱，弟弟就单个还了。在他工作地点附近的楼房开盘时，我让他交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有了房子之后，弟弟在找对象这件事上确实多了优势，大姑娘、小媳妇一涌而来。弟弟挑来挑去，有点挑花眼。他不想再在婚事上托累父母，一说只有房子，没有彩礼，便击退了一大拨人。其实可供他挑选的人大多是这样的：离异，有的带孩子，有的不带。少数没结过婚的，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陷。
在弟弟眼里，婚姻不过是个按摩器，可以让母亲安心。他越来越像我父母，把婚姻当作一个人情感的终点。那段时间，我们在电话里总是争吵。我总在说，慢一些，再慢一些，慢慢相处，慢慢交往。他却格外地急切。一有空，饭店老板就开车带他去附近的村里转悠，四处打听哪里有待嫁的姑娘。这有点像牛贩子进村后四处打听哪家有牛卖。我根本拦不住弟弟，通过电话里他的声音，我就知道，他的血液里有几十头牛在奔跑。他跟现在的妻子见过两次，便定了终身。对方不在乎他的家境和条件，只朝他要了两万块钱的彩礼，这两万块钱在婚礼那天当作陪嫁送还到我们家里。我父母非常知足，握着儿媳手的时候，眼泪涌了出来。
儿媳在另一房间里的时候，我父母的神情就像那头守着蓝裙子的小盲牛，那么安静、快乐。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对儿媳好。秋天，我父亲从山里摘了几大捧酸枣，从地里刨出新鲜的红薯，又带了南瓜、大葱，恨不得把整座山搬去看他们。
第二年，弟弟迎来了他的女儿，同时也迎来了妻子的产后抑郁症。他手上的炒锅越来越沉，房贷、养育孩子的压力、夫妻感情上的矛盾让他倍受煎熬。生命的火焰炙烤着他，可是他不再说话，不再哭诉，他学会了沉默。即便这样的煎熬，在村里那些单身的小伙子眼里也是美好的。这几年，单身男性的群体又壮大了，几个原本有媳妇的人，也在进城打工后分手了。一个男人在城里扎下根基太难了，而城市总是对姑娘们微笑并且招手的。
面对鸿沟，我的家人远比我想象得坚毅，就在弟妹忽然跑到娘家闹离婚的那些天，我腿瘸的父亲和只有半个身子能够活动的母亲照看着弟弟的女儿。弟弟承担着妻子各种无理取闹，一次次把药送到她的身边，直到她回心转意，把孩子接回到身边。父母顿时觉得空落落的，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小盲牛的身上。
我知道，父亲早晚要向牛贩子妥协，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它。而那头小盲牛像狗一样天真地蹭他的裤腿，它不知道自己日后要等待多种凶器：鼻环、刀子、火或者沸水、人的或者狗的牙齿、肠胃以及埋骨头用的土地。那些东西，可比一条窄沟凶险得多。我把那蓝裙子摘下来，它就来嗅我的手。父亲拍了拍它的脑门，笑了，他说，这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