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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摘 要？演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在巨大经济变革发生时通过商业及相关活动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并开始试图在社会各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把握着文化领导权的上层贵族文化的学习仿效成为中产阶级水到渠成的选择。伴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各地兴起，中产阶级的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一方面承载了中产阶级的理想，成为社交活动最合适的话题，另一方面科普书籍、画作、科学仪器等相关商品大量进入消费市场，帮助富裕的中产阶级定位心理身份，也提高了自我地位。到18世纪末，科学已日渐成为一种被全社会认同的话语形式，内化为普通人的心理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取得了文化上的胜利。
？眼关键词？演18世纪，中产阶级，科学话语，文化领导权
？眼中图分类号？演K561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6-0050-07
18世纪英国科学在学术上一直被视为17世纪科学巨人主导的革命和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这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当代人也多将科学看做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将科学成就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带现象，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这个角度考察18世纪英国科学发展状况及取得的成就。国内学者对此关注较少，而国外科学史家如罗伯特·斯科菲尔德（Robert E. Schofield）对伯明翰科学和工业状况的考察以及两者联系的分析、①伊恩·因克斯特（Ian Inkster）对伦敦城中科学学会活动及其背后推动力量的审视、②阿诺德·萨克雷（Arnold Thackray）对曼彻斯特城中以自然知识为代表的各级科学活动进行的研究，③都主要将科学本身作为研究主体，虽然也讨论了科学活动的参与者和他们的目的，但大体上依然属于科学史和经济史的范畴，并未将人作为中心从而上升为对整体社会状况的讨论。
笔者认为科学作为广义上的文化产物，具有完整的外延，包括参与者、实践活动、造成的冲击影响等等，其发展过程就是一部社会史，科学及其取得的成果也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nn）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就是指科学应该是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而前进的，每个科学发展的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与科学现代转型几乎同步的是中产阶级在英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他们从模仿贵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到发展出自己特有的道德和价值编码，期间伴随着科学活动的广泛开展、科学文化的普遍传播乃至科学话语的最终实现。因此，对此种科学话语是如何形成并在形成后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进行阐释，是讨论中产阶级文化心理的一个极佳切入点。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本身并不是讨论的中心，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如何用自己的文化形塑整个社会才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18世纪的英国，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依靠正规的学校教育进行传播并获得影响力，更多依靠的是人们私下的阅读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就成为了科学最重要的实现形式，英国社会深入人心的等级性质从中体现，促使中产阶级公民适应此种体系并进行自我要求。
社交对于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体面人来说，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性活动，同时也是被普遍认同的绅士行为，年轻人必须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以使自己符合公民社会的需要。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与野蛮民族（barbarous nations）倾向于单独行动相比，现代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他们在城市中成群而行，热爱接受和交流知识以炫耀他们的智慧、他们对于谈话和人生、衣衫和家具的品味……特定的俱乐部和学会在各处组织形成，两性以一种轻松和友善的方式交流，人们的脾气和举止都飞快地文雅了起来。①
因此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时期英国各地兴起的学会大潮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中社交重要性的体现。当时的人们建立了一个交流和沟通的自愿团体世界，正如18世纪的《泰晤士报》报道的那样：“我们在这个王国中拥有无数协会、俱乐部和学会。”②而皇家学会的数任主席都希望将其建设为一个各个学科爱好者都能在其中不受阻碍地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科学在社交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时已经掩盖了它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联系。
因此，科学在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中成为大受欢迎的社交话题，对于建构身份地位起到重要作用。剑桥大学科学史教授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写道：“到18世纪中期，一种对自然哲学的兴趣已经进入家庭自身，并且已经成为整个家庭的活动。”③当时被笼统称为“自然哲学”的科学被作为一种主题加以介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年轻绅士和淑女”应当学习的课程，只有接受过此种教育的人才能以一种的被广泛认可的方式参与成人社会。因此，学习一些科学知识不仅是对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进行仿效从而与他们竞争的一种方式，更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在《地球仪、浑天仪和太阳系仪的说明和用法》的作者本杰明·马丁（Benjamin Martin）的心目中，仪器所代表的科学的形象首先应当与自我提升产生联系。他认为：
使用地球仪、浑天仪和太阳系仪的必要性，出于对地理、天文、罗盘导向、航海、纪年法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原则的理解和轻松掌握，人尽皆知；同时使用这些仪器能够塑造学者和绅士，因此是这些人追求的第一考量。④
科学与绅士的品质和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开始扩展至知识的表达、品味的培养过程中。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在文雅、绅士、进步等等名目下进行。
为了确认和巩固科学在社交中的意义，就需要帮助普通人理解科学的语言。因此，无论是在相关普及作品里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排除数学等非专业人员不熟悉不理解术语的新科学形式开始确立。在18世纪，夸夸其谈科学和哲学的人被看做没有礼貌的书呆子，即使满腹经纶却对社会毫无用处，因此会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很多相关文学作品中都对此有所体现。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的《绅士的社交》中的一个人物回忆起他和一名古怪的化学家相处得不愉快经历： （他）总是发出邀请，甚至强迫别人进入炼金术（Spagyric）和烟火（Pyrotechnic）的神奇世界中。他一定要教你制造汞合金（amalgam）和雷酸盐（fulminate）。你也许会告诉他你既不理解这些术语，也对此毫无兴趣。但他依然会迫使你跟随他进入他的实验残渣（Terra damnata），并且直到你已经头脑空空只剩下这些残渣之时才会停止。⑤
绅士追求从事的科学事业自然与之完全不同。
那么，绅士淑女们所偏爱的是哪一种科学形式呢？排除了专家学者才能理解的专业术语之后，很多重要的普及性科学作品采用古典文学中的对话形式写成，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学习的枯燥能够被社会交流互动过程中的轻松优雅掩盖”。①相关作品中科学与文学引用和暗示的结合为理性的科学带来一丝装点性质的感性风味，奥维德（Ovid）、马尼留斯（Manilius）、弥尔顿（Milton）、屈莱顿（Dryden）、巴特勒（Butler）和其他古典和当代诗人充满智慧的诗句常常被引用作为点缀。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对此解释道：“这些题外话、反思、诗句和智慧的小翻转被作者使用，使得这些概念令人愉悦并且和蔼可亲，而脱下这层外衣，文章就会看起来十分晦涩抽象。”②近70年之后，作家约翰·邦尼卡斯尔（John Bonnycastle）进一步宣称：
诗的描述，尽管对于科学所需要阐明的严肃原则来说不一定十分严格准确，但在总体上能够给人们留下更强烈的印象，比简单不讨人喜欢的语言来说更能使人着迷。③
对于大多数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来说，他们并不指望通过一些日常工作之外的休闲中获得多少专业知识，但这并不妨碍业余参与者们从简单的科学活动中获得乐趣。邦尼卡斯尔特别针对天文学的意义告诫读者：
我不希望将你放在长时间的计算和实验研究中，这只对专家来说是有用处的，他们将这视为他们的追求中原则性的目标；但对于大多数有趣的特殊现象来说，还有一种普遍的知识能够轻松自在的获得，一个接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对此不可能表示难以理解。④
因此，在这种社会需求的指引下，天文学在乔治王朝时期成为格外受到科普作家和普通爱好者偏爱的一门学科。天文学受到欢迎的原因很多，它研究和展示的是超出人们想象范围的自然世界的壮丽，这种壮丽刺激了最精妙的诗句，推动了最浪漫的文学情调，激发了最具美学性的解释手段，从而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⑤同时更是因为它的学科体系中体现出一整套被当时的英国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的社会特征，它在普及和受到欢迎的过程中并未与宗教形成对抗态势，而是使自身适应神学的观点理念，在等级化的英国社会中构建出一种新旧精英都可以毫无障碍接受的形象。与天文学联系在一起的虔诚温和节制，并不极端，所引发的对造物主的赞美也格外理智，明确展现出英国启蒙运动以来对既定社会秩序表示尊重的心态。
造物主和他的作品在我们的想象力中所展现出的一切是多么的伟大！太阳，一团大得惊人的火的集合，被放置在这个系统的中心，行星、卫星和彗星，在围绕着太阳的轨道上表演它们自己的循环，带着一种秩序和规律，这让我们的脑海中充满了对神圣造物主的赞美。有谁能在看到这些遥远的物体的大小和相互距离，以及它们的运动中美妙的和谐之时不沉浸在这个场面的壮丽以及全知全能的上帝奇妙的力量中呢！⑥
科学知识及背后的话语体系通过隐喻将自然界与上帝的荣光联系在一起，从而令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整个社会的现存等级，其中每个阶级中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为整体的顺利运转做出贡献。科学作为一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非但没有导致对该体系的反叛，反而成为它的一种巩固性力量，使中产阶级选择采取与贵族联合的方式改变自身形象提高社会地位成为必然。
对中产阶级来说，科学与社交的紧密联系促使他们采取措施进行自我调整，以此适应这种当时普遍流行的社会观念与惯例。虽然科学的进步离不开专家学者艰苦的运算和推导，但普通中产阶级成员对此并无兴趣也无能力，于是，他们对以天文学为代表的、能够带给人美感、激发人的想象、并将社会需求整合进知识和文化的“科学”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同时，科学用自身的特性改造了中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推动他们用一种秩序化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科学文化在这个层面上成为定义乔治王朝时期中产阶级文化理念的关键环节。
科学不仅是社交中最受欢迎的话题，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绅士和淑女们不可能去从事艰苦严肃的实验，却被鼓励使用仪器去探索自然世界。而对于当时自认文雅理性的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拥有并且展示科学相关的消费品成为一种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方式。与毫无节制的浪费和奢侈不同，这种消费观念与良好品味紧密相关，使得消费和社交一样，成为科学话语得以确立的方式之一。
应该承认，一切超越基本生存需要的商品都带有一种身份定位的因素。到了18世纪，消费世界的大门向着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只有金钱成为唯一的限制因素，等级和身份不再是阻止人们的消费欲求和向上渴望的障碍。当时的消费市场上，不仅与生活享受有关的奢侈商品极大丰富，带有一种身份定位因素，并且能够令人联想起文化发展状态的消费品，更是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触手可及之物，如精密的时钟、由机械装置带动的风扇、精致的镀银茶具、绘制或雕刻着科学巨人形象的油画或雕像等等。这些既是家庭空间的装饰品，又体现出主人的文化品位与塑造自我形象的意图。而在这个消费世界中，科学话语形成和内化最明确的体现和证明是科学相关商品受到普通中产阶级的欢迎，进入他们的生活。
此时用于科学实验的仪器包括望远镜、显微镜、地球仪、太阳系仪、空气泵等等。对消费者来说，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带有奢侈色彩的道具，远远超出生活必需品的范畴。业余爱好者看重的并不是它们学术上的功能，如布特伯爵（Earl of Bute）和乔治三世这样位于社会顶端的统治阶级收藏者将航海四分仪、经纬仪、绘图工具等等都视为珍贵的收藏品，而那些很少或几乎没有职业上的实用倾向的仪器在文雅的业余爱好者那里甚至更受欢迎，包括小望远镜，低倍显微镜，低功率发电机、地球仪和不同种类的天象仪，尽管它们做工更精良，但对于科学从业者来说却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 对消费者来说，这种工具的吸引力在于它们能够成为构建某种大家都在追求的社会形象的工具。早在18世纪中期科学仪器的这种形象就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加以利用。1742年，亚瑟·德维斯（Arthur Devis）的肖像画《约翰·培根一家（The John Bacon Family）》中，画家通过展示室内满是科学仪器的景象展现了培根本人对科学的兴趣，从而暗示他的社会形象。一具用于在航行时测量纬度的四分仪和一具望远镜放置在画面右方靠近窗户处，在远处房间中的桌子上摆放着空气泵和显微镜，地球仪则藏在桌下。这些科学仪器与英国科学、自然哲学和文学中最著名的一些人物——远处房间墙上的肖像画中人可能是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前面的主要房间中墙上的浮雕胸像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艾萨克·牛顿和弗朗西斯·培根——一起，被整合进这户人家期望让观看画作的人理解的形象中。培根在1750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令自己被吸纳进上层科学共同体的期望以这种方式结出了果实。
在书商詹姆斯·莱金顿（James Lackington）的回忆录中，以科学仪器为代表的商品成为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社交的中心。其中他写道年轻的时候他如何获得“天文学、地理学、电学、气体力学等等相关知识”。尽管作为一名普通中产阶级商人，他的职业与科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与很多处于和他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一样，他对科学知识怀有强烈的兴趣。他参与由著名讲座者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亚当·沃克（Adam Walker）和其他人开设的科学讲座，但并不仅仅限于被动的观察聆听者的角色，他的科学追求还包括更加主动活跃的方式。
有一段时间，几位绅士每周在我家用两到三个晚上来追求科学知识的进步。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最大限度利用时间，把时间花在地球仪、望远镜、显微镜、发电机、空气泵、气枪、一瓶好酒，以及其他和哲学有关的仪器工具上。①
在这幅生动的图景中，莱金顿描述了当时在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绅士群体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私下聚会，在放松的环境中人们参与使用科学仪器的学习和娱乐活动，进行亲身实践。各种科学仪器与“一瓶好酒”相提并论，背后的潜台词是，对于他这样的普通爱好者来说，这么多听起来似乎十分专业的科学仪器在本质上与“一瓶好酒”没有太大的区别，既是娱乐的中心，也是自我提高和社会交流互动的焦点。
太阳系仪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科学文化生活中占据一种特别的地位。它是一种发条装置，能够通过展示地球、太阳、月亮这个天文系统的运动过程使人们获得直观的体验，直接感受和理解如季节变化、月相变化和日食月食等现象发生的原因。整个18世纪，它都被人们认为是科学仪器家族中身份最高贵的成员，受到如约翰·罗利（John Rowley）、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等作家的介绍和推崇，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它是由罗伯特·波义尔（Robert Boyle）这名兼具绅士和学者身份的科学家的侄孙发明的。虽然并非事实，但它带来的传奇色彩毫无疑问能够为其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增色不少。最初的太阳系仪是贵族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奢侈特质的体现，最昂贵的太阳系仪由银、乌木和其他珍贵原料制造而成，与其他奢侈品一样能够展现出贵族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有钱阶级身份。1733年，一名伦敦的仪器制造师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献给国王的太阳系仪据称价格超过了1500英镑。①考虑到当时普通中产阶级购买力，这种仪器对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属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制造师逐渐开始意识到价格的高昂成为限制科学仪器市场扩大的首要因素。早在1720年左右，太阳系仪就被认为“对所有绅士和淑女都十分有益”，但“这样高的价格使得除了国王之外几乎没有人愿意购买”。因此看到了商机的赖特开始为大众提供了可替代的选择，他将其称为“简化版太阳系仪”（Orrery Reducd），此种精简版本是一种由木材、黄铜和象牙组件制造的雅致的小工具。②其他制造师紧随其后，如本杰明·马丁所记录的那样，从1745年开始，购买者开始愿意放弃一种“昂贵无用的华丽”，转而选择一种“自然和有教育意义的简约”。他们的选择范围开始扩大，这些简化版太阳系仪的大小从直径3英寸到4英尺不等，价格也在2基尼到25基尼之间变化。③
价格的降低使得太阳系仪和其他相关仪器设备成为普通中产阶级能够获得的“科学玩具”。18世纪50年代，苏塞克斯的杂货商托马斯·特纳（Thomas Turner）购买了一个“现代微缩宇宙”（modern microcosm），这取悦了他的妹妹和妻妹，因为这种装置能够“通过发条装置将太阳系和整个天空中星体的运动展现在人们眼前”。④这个世纪晚些时候，文献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强调了这种价格为2基尼的便携太阳系仪的“简约和价格的低廉”，并且认为这些品质使得它对“那些学校、私人教师和其他教育机构”来说特别方便，可以使学生“在一天之内获得关于天文学的有趣又有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如果只通过书本来学习的话需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⑤然而，在太阳系仪的受众实现了从上层向中产的转化之后，它的社会功能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依然能够体现出拥有者的文雅身份，从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期望它的广泛流行能够对英国天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是不切实际的，中产阶级对它感兴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源于它的文雅性质能够为持有人增光添彩。威廉·琼斯在1799年依然提醒消费者，这种太阳系仪在“特别是天文学这样时常成为社交主题的学科方面”特别有益。⑥对科学仪器的消费与社交活动联系在一起，成为推动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学话语的实现，从而促进英国中产阶级地位上升的手段。
科学在文化意义上的成功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时代。科普书籍陆续出版，科学玩具和工具仪器的市场在19世纪继续扩大繁荣。仪器的选择和购买比起讲座来说更能让参与者主动参与其中，需要人们更加意识到此种科学的潜力和社会价值。因此，这成为科学的身份界定因素得到广泛认同、科学话语被大众接受的最佳例证。 18世纪前期，一种新的身份界定观念在英国的文化生活中开始崭露头角，挑战传统的“血统意味着一切”的概念。18世纪20年代，笛福（Daniel Defoe）已明确表示即使一个人出身于贵族家庭，若缺少教育和美德也不能称其为绅士。出身不再是绅士的决定性因素。他说：“美德、学术、人文教育、某种程度上的天生和后天的知识，是绅士的特征……没有这些，拥有头衔的继承人永远都无法成为绅士。”①新的身份界定标准使人们逐渐开始承认“社会地位不是赐予和天赋的，而是要努力争取的”这种观念，通过贸易或其他职业活动获取金钱逐渐被视为正当，1669年，张伯伦（Chamberlayne）还认为：“商人在任何时代和民族都被认为是不光彩的。”②仅仅20余年之后，长居英国的瑞士人盖伊·梅吉（Guy Miège）就感觉到：“贸易非但不会让一名绅士不光彩，相反，现在一名卑微低下的人能够通过商品销售使自己像一名绅士一样受人尊敬。”③笛福在18世纪20年代宣称：“贸易现在并不是不适合绅士从事的行业，简而言之，在英格兰，贸易成就了绅士，并且使这个国家充满了绅士。”④在这样一个自我提升的欲望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时代中，不仅现有秩序中的统治阶级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被归纳为中产阶级的新兴社会群体也开始围绕一些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特质来构建自己的角色身份，他们需要开辟新的通往上层社会、即通往文雅和教养的渠道，帮助将自身财富转化为地位。
而科学社会正统性的建立过程，即科学话语的实现过程与对这些特质的培养和追求事业在这个历史时段内是吻合的。当时的英国社会上，各种类型的科学讲座与科学学会开始成为时尚的论坛，并受到追求时尚的中产阶级参与者的追捧，但更加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科学话语的形成与内化，这成为全社会共同认可的理念和追逐的目标。一方面，科学承载了中产阶级的理想，被认为应当是高雅的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进行交流时最合适的话题，成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健康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琳琅满目与科学有关的商品，包括书籍、宣传册、杂志文章、特别是科学仪器，出于满足社会群体自我提升和改进的目的被制造出来并进入市场，通过18世纪后期广泛建立的市场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使富裕中产阶级能够轻易获得并主动接受。科学经历了整个18世纪的酝酿发酵，已经在世纪末从一种外在追求内化成为普通中产阶级的心理需求，科学文化和理想在人们心中播撒下种子并得以生根发芽，科学的话语得以实现。社交和消费过程中对科学因素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过程，中产阶级选择参与到这样一场以追求科学为标志的社会革命中，更是他们选择以参与科学的方式参与到普遍的文化生活中。
福柯（Foucault）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个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科学话语的形成和巩固。他认为，权力机制的产生和维护与知识的运作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权力不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家论述中某个具体实施集团针对另一集团的强制性力量，而是呈现出一种关系的网络，处于权力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觉不自觉的服从和执行者，并通过自身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加强这种关系网络。“话语”是知识的基础，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框架，正是话语的规则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情可以谈些什么。⑤之所以称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盛行的科学文化与人们的科学情结为一种“话语”，是因为这种以社交和消费活动中科学趋向的兴起和巩固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通过人人身处其中的日常活动发展出一种看不见的权力关系，处于各个阶层中的每个人都受到这种关系的控制和影响，一旦获得参与其中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他们必定根据这种权利关系的标准塑造自身的外表和心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符合它的要求。此种权力关系的力量源泉并不是政治机制或经济体制，并不存在某种人人能观察到的强制性力量迫使人们追求科学知识接纳科学文化；相反，只有从无形文化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人们的想法与行为。
同时，葛兰西（Gramsci）告诉人们，统治阶级的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力量或财富中，精英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关键在于“文化领导权”（Culture Hegemony）的实现，文化的优势地位给予社会中某个阶级位于其他群体之上的权威。如格鲁克斯曼（Buci-Gluckamann）所说：“领导权不是暴力……不是被强加的：它通过一种特殊的和知识的道德维度来获取。”①因此，可以说统治阶级的形成就等于某种世界观的创造过程。而在本文的案例内部，在精英“文化领导权”世界观中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意识形态中，科学是其中关键的一种元素。对于传统贵族精英来说，他们始终占据着社会上层的优势地位，占有大量包括土地、财富、头衔在内的种种资源，几乎自然而然就能获得这种“领导权”，成为文化标杆。而已经在工商业活动中取得成功的中产阶级先天并没有这种有利条件，因此只能期望通过改造、追随并适应这种世界观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科学的话语而获得向上的机会。这种向上不一定是实际社会地位的提高，如脱离中产阶级身份获得贵族地位，而是更多的选择在坚持已有身份的同时对某些原先只有上层社会拥有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力提出要求。科学话语的实现是中产阶级文化地位提高的基础，更是该群体在权力关系中掌握主动的关键一环。健康向上的中产阶级通过在科学话语中向贵族靠拢而逐渐取得自身正统地位，将自己与下层社会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这正是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崛起与引领社会潮流打下坚实基础并做好舆论准备。
科学史的研究不应当只讨论表格数据和科学家取得的成就。在这个时期的任何一本科学史著作都不会提及的科学参与者之中，有很多是地方医生、职员、商人、制造商、律师、技术工匠等等中产阶级成员。虽然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取得被后人铭记的成就，却并不是失败的科学家，只是利用本职工作之外的闲暇时光参加科学活动的爱好者。科学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有益的兴趣爱好，丰富茶余饭后的生活，结识更多境遇相同的朋友，并且有可能的话，通过展现自身文化理想的方式增强社会影响力。他们的目标在18世纪末的英国通过科学话语的构建得到实现。此时，科学实践带来了科学文化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普遍渗透现象，科学话语成为中产阶级自身地位和价值确立和巩固的标志性元素，科学已经成为经济上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实现自身特有价值的工具和载体。中产阶级在这个层面上取得了胜利。
【作者简介】征咪，女，1988年生，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中产阶级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实习编辑：杜敬红】
？眼关键词？演18世纪，中产阶级，科学话语，文化领导权
？眼中图分类号？演K561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6-0050-07
18世纪英国科学在学术上一直被视为17世纪科学巨人主导的革命和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这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当代人也多将科学看做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将科学成就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带现象，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这个角度考察18世纪英国科学发展状况及取得的成就。国内学者对此关注较少，而国外科学史家如罗伯特·斯科菲尔德（Robert E. Schofield）对伯明翰科学和工业状况的考察以及两者联系的分析、①伊恩·因克斯特（Ian Inkster）对伦敦城中科学学会活动及其背后推动力量的审视、②阿诺德·萨克雷（Arnold Thackray）对曼彻斯特城中以自然知识为代表的各级科学活动进行的研究，③都主要将科学本身作为研究主体，虽然也讨论了科学活动的参与者和他们的目的，但大体上依然属于科学史和经济史的范畴，并未将人作为中心从而上升为对整体社会状况的讨论。
笔者认为科学作为广义上的文化产物，具有完整的外延，包括参与者、实践活动、造成的冲击影响等等，其发展过程就是一部社会史，科学及其取得的成果也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nn）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就是指科学应该是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而前进的，每个科学发展的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与科学现代转型几乎同步的是中产阶级在英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他们从模仿贵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到发展出自己特有的道德和价值编码，期间伴随着科学活动的广泛开展、科学文化的普遍传播乃至科学话语的最终实现。因此，对此种科学话语是如何形成并在形成后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进行阐释，是讨论中产阶级文化心理的一个极佳切入点。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本身并不是讨论的中心，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如何用自己的文化形塑整个社会才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18世纪的英国，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依靠正规的学校教育进行传播并获得影响力，更多依靠的是人们私下的阅读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就成为了科学最重要的实现形式，英国社会深入人心的等级性质从中体现，促使中产阶级公民适应此种体系并进行自我要求。
社交对于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体面人来说，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性活动，同时也是被普遍认同的绅士行为，年轻人必须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以使自己符合公民社会的需要。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与野蛮民族（barbarous nations）倾向于单独行动相比，现代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他们在城市中成群而行，热爱接受和交流知识以炫耀他们的智慧、他们对于谈话和人生、衣衫和家具的品味……特定的俱乐部和学会在各处组织形成，两性以一种轻松和友善的方式交流，人们的脾气和举止都飞快地文雅了起来。①
因此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时期英国各地兴起的学会大潮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中社交重要性的体现。当时的人们建立了一个交流和沟通的自愿团体世界，正如18世纪的《泰晤士报》报道的那样：“我们在这个王国中拥有无数协会、俱乐部和学会。”②而皇家学会的数任主席都希望将其建设为一个各个学科爱好者都能在其中不受阻碍地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科学在社交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时已经掩盖了它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联系。
因此，科学在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中成为大受欢迎的社交话题，对于建构身份地位起到重要作用。剑桥大学科学史教授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写道：“到18世纪中期，一种对自然哲学的兴趣已经进入家庭自身，并且已经成为整个家庭的活动。”③当时被笼统称为“自然哲学”的科学被作为一种主题加以介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年轻绅士和淑女”应当学习的课程，只有接受过此种教育的人才能以一种的被广泛认可的方式参与成人社会。因此，学习一些科学知识不仅是对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进行仿效从而与他们竞争的一种方式，更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在《地球仪、浑天仪和太阳系仪的说明和用法》的作者本杰明·马丁（Benjamin Martin）的心目中，仪器所代表的科学的形象首先应当与自我提升产生联系。他认为：
使用地球仪、浑天仪和太阳系仪的必要性，出于对地理、天文、罗盘导向、航海、纪年法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原则的理解和轻松掌握，人尽皆知；同时使用这些仪器能够塑造学者和绅士，因此是这些人追求的第一考量。④
科学与绅士的品质和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开始扩展至知识的表达、品味的培养过程中。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在文雅、绅士、进步等等名目下进行。
为了确认和巩固科学在社交中的意义，就需要帮助普通人理解科学的语言。因此，无论是在相关普及作品里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排除数学等非专业人员不熟悉不理解术语的新科学形式开始确立。在18世纪，夸夸其谈科学和哲学的人被看做没有礼貌的书呆子，即使满腹经纶却对社会毫无用处，因此会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很多相关文学作品中都对此有所体现。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的《绅士的社交》中的一个人物回忆起他和一名古怪的化学家相处得不愉快经历： （他）总是发出邀请，甚至强迫别人进入炼金术（Spagyric）和烟火（Pyrotechnic）的神奇世界中。他一定要教你制造汞合金（amalgam）和雷酸盐（fulminate）。你也许会告诉他你既不理解这些术语，也对此毫无兴趣。但他依然会迫使你跟随他进入他的实验残渣（Terra damnata），并且直到你已经头脑空空只剩下这些残渣之时才会停止。⑤
绅士追求从事的科学事业自然与之完全不同。
那么，绅士淑女们所偏爱的是哪一种科学形式呢？排除了专家学者才能理解的专业术语之后，很多重要的普及性科学作品采用古典文学中的对话形式写成，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学习的枯燥能够被社会交流互动过程中的轻松优雅掩盖”。①相关作品中科学与文学引用和暗示的结合为理性的科学带来一丝装点性质的感性风味，奥维德（Ovid）、马尼留斯（Manilius）、弥尔顿（Milton）、屈莱顿（Dryden）、巴特勒（Butler）和其他古典和当代诗人充满智慧的诗句常常被引用作为点缀。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对此解释道：“这些题外话、反思、诗句和智慧的小翻转被作者使用，使得这些概念令人愉悦并且和蔼可亲，而脱下这层外衣，文章就会看起来十分晦涩抽象。”②近70年之后，作家约翰·邦尼卡斯尔（John Bonnycastle）进一步宣称：
诗的描述，尽管对于科学所需要阐明的严肃原则来说不一定十分严格准确，但在总体上能够给人们留下更强烈的印象，比简单不讨人喜欢的语言来说更能使人着迷。③
对于大多数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来说，他们并不指望通过一些日常工作之外的休闲中获得多少专业知识，但这并不妨碍业余参与者们从简单的科学活动中获得乐趣。邦尼卡斯尔特别针对天文学的意义告诫读者：
我不希望将你放在长时间的计算和实验研究中，这只对专家来说是有用处的，他们将这视为他们的追求中原则性的目标；但对于大多数有趣的特殊现象来说，还有一种普遍的知识能够轻松自在的获得，一个接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对此不可能表示难以理解。④
因此，在这种社会需求的指引下，天文学在乔治王朝时期成为格外受到科普作家和普通爱好者偏爱的一门学科。天文学受到欢迎的原因很多，它研究和展示的是超出人们想象范围的自然世界的壮丽，这种壮丽刺激了最精妙的诗句，推动了最浪漫的文学情调，激发了最具美学性的解释手段，从而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⑤同时更是因为它的学科体系中体现出一整套被当时的英国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的社会特征，它在普及和受到欢迎的过程中并未与宗教形成对抗态势，而是使自身适应神学的观点理念，在等级化的英国社会中构建出一种新旧精英都可以毫无障碍接受的形象。与天文学联系在一起的虔诚温和节制，并不极端，所引发的对造物主的赞美也格外理智，明确展现出英国启蒙运动以来对既定社会秩序表示尊重的心态。
造物主和他的作品在我们的想象力中所展现出的一切是多么的伟大！太阳，一团大得惊人的火的集合，被放置在这个系统的中心，行星、卫星和彗星，在围绕着太阳的轨道上表演它们自己的循环，带着一种秩序和规律，这让我们的脑海中充满了对神圣造物主的赞美。有谁能在看到这些遥远的物体的大小和相互距离，以及它们的运动中美妙的和谐之时不沉浸在这个场面的壮丽以及全知全能的上帝奇妙的力量中呢！⑥
科学知识及背后的话语体系通过隐喻将自然界与上帝的荣光联系在一起，从而令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整个社会的现存等级，其中每个阶级中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为整体的顺利运转做出贡献。科学作为一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非但没有导致对该体系的反叛，反而成为它的一种巩固性力量，使中产阶级选择采取与贵族联合的方式改变自身形象提高社会地位成为必然。
对中产阶级来说，科学与社交的紧密联系促使他们采取措施进行自我调整，以此适应这种当时普遍流行的社会观念与惯例。虽然科学的进步离不开专家学者艰苦的运算和推导，但普通中产阶级成员对此并无兴趣也无能力，于是，他们对以天文学为代表的、能够带给人美感、激发人的想象、并将社会需求整合进知识和文化的“科学”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同时，科学用自身的特性改造了中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推动他们用一种秩序化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科学文化在这个层面上成为定义乔治王朝时期中产阶级文化理念的关键环节。
科学不仅是社交中最受欢迎的话题，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绅士和淑女们不可能去从事艰苦严肃的实验，却被鼓励使用仪器去探索自然世界。而对于当时自认文雅理性的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拥有并且展示科学相关的消费品成为一种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方式。与毫无节制的浪费和奢侈不同，这种消费观念与良好品味紧密相关，使得消费和社交一样，成为科学话语得以确立的方式之一。
应该承认，一切超越基本生存需要的商品都带有一种身份定位的因素。到了18世纪，消费世界的大门向着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只有金钱成为唯一的限制因素，等级和身份不再是阻止人们的消费欲求和向上渴望的障碍。当时的消费市场上，不仅与生活享受有关的奢侈商品极大丰富，带有一种身份定位因素，并且能够令人联想起文化发展状态的消费品，更是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触手可及之物，如精密的时钟、由机械装置带动的风扇、精致的镀银茶具、绘制或雕刻着科学巨人形象的油画或雕像等等。这些既是家庭空间的装饰品，又体现出主人的文化品位与塑造自我形象的意图。而在这个消费世界中，科学话语形成和内化最明确的体现和证明是科学相关商品受到普通中产阶级的欢迎，进入他们的生活。
此时用于科学实验的仪器包括望远镜、显微镜、地球仪、太阳系仪、空气泵等等。对消费者来说，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带有奢侈色彩的道具，远远超出生活必需品的范畴。业余爱好者看重的并不是它们学术上的功能，如布特伯爵（Earl of Bute）和乔治三世这样位于社会顶端的统治阶级收藏者将航海四分仪、经纬仪、绘图工具等等都视为珍贵的收藏品，而那些很少或几乎没有职业上的实用倾向的仪器在文雅的业余爱好者那里甚至更受欢迎，包括小望远镜，低倍显微镜，低功率发电机、地球仪和不同种类的天象仪，尽管它们做工更精良，但对于科学从业者来说却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 对消费者来说，这种工具的吸引力在于它们能够成为构建某种大家都在追求的社会形象的工具。早在18世纪中期科学仪器的这种形象就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加以利用。1742年，亚瑟·德维斯（Arthur Devis）的肖像画《约翰·培根一家（The John Bacon Family）》中，画家通过展示室内满是科学仪器的景象展现了培根本人对科学的兴趣，从而暗示他的社会形象。一具用于在航行时测量纬度的四分仪和一具望远镜放置在画面右方靠近窗户处，在远处房间中的桌子上摆放着空气泵和显微镜，地球仪则藏在桌下。这些科学仪器与英国科学、自然哲学和文学中最著名的一些人物——远处房间墙上的肖像画中人可能是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前面的主要房间中墙上的浮雕胸像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艾萨克·牛顿和弗朗西斯·培根——一起，被整合进这户人家期望让观看画作的人理解的形象中。培根在1750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令自己被吸纳进上层科学共同体的期望以这种方式结出了果实。
在书商詹姆斯·莱金顿（James Lackington）的回忆录中，以科学仪器为代表的商品成为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社交的中心。其中他写道年轻的时候他如何获得“天文学、地理学、电学、气体力学等等相关知识”。尽管作为一名普通中产阶级商人，他的职业与科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与很多处于和他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一样，他对科学知识怀有强烈的兴趣。他参与由著名讲座者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亚当·沃克（Adam Walker）和其他人开设的科学讲座，但并不仅仅限于被动的观察聆听者的角色，他的科学追求还包括更加主动活跃的方式。
有一段时间，几位绅士每周在我家用两到三个晚上来追求科学知识的进步。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最大限度利用时间，把时间花在地球仪、望远镜、显微镜、发电机、空气泵、气枪、一瓶好酒，以及其他和哲学有关的仪器工具上。①
在这幅生动的图景中，莱金顿描述了当时在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绅士群体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私下聚会，在放松的环境中人们参与使用科学仪器的学习和娱乐活动，进行亲身实践。各种科学仪器与“一瓶好酒”相提并论，背后的潜台词是，对于他这样的普通爱好者来说，这么多听起来似乎十分专业的科学仪器在本质上与“一瓶好酒”没有太大的区别，既是娱乐的中心，也是自我提高和社会交流互动的焦点。
太阳系仪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科学文化生活中占据一种特别的地位。它是一种发条装置，能够通过展示地球、太阳、月亮这个天文系统的运动过程使人们获得直观的体验，直接感受和理解如季节变化、月相变化和日食月食等现象发生的原因。整个18世纪，它都被人们认为是科学仪器家族中身份最高贵的成员，受到如约翰·罗利（John Rowley）、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等作家的介绍和推崇，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它是由罗伯特·波义尔（Robert Boyle）这名兼具绅士和学者身份的科学家的侄孙发明的。虽然并非事实，但它带来的传奇色彩毫无疑问能够为其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增色不少。最初的太阳系仪是贵族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奢侈特质的体现，最昂贵的太阳系仪由银、乌木和其他珍贵原料制造而成，与其他奢侈品一样能够展现出贵族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有钱阶级身份。1733年，一名伦敦的仪器制造师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献给国王的太阳系仪据称价格超过了1500英镑。①考虑到当时普通中产阶级购买力，这种仪器对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属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制造师逐渐开始意识到价格的高昂成为限制科学仪器市场扩大的首要因素。早在1720年左右，太阳系仪就被认为“对所有绅士和淑女都十分有益”，但“这样高的价格使得除了国王之外几乎没有人愿意购买”。因此看到了商机的赖特开始为大众提供了可替代的选择，他将其称为“简化版太阳系仪”（Orrery Reducd），此种精简版本是一种由木材、黄铜和象牙组件制造的雅致的小工具。②其他制造师紧随其后，如本杰明·马丁所记录的那样，从1745年开始，购买者开始愿意放弃一种“昂贵无用的华丽”，转而选择一种“自然和有教育意义的简约”。他们的选择范围开始扩大，这些简化版太阳系仪的大小从直径3英寸到4英尺不等，价格也在2基尼到25基尼之间变化。③
价格的降低使得太阳系仪和其他相关仪器设备成为普通中产阶级能够获得的“科学玩具”。18世纪50年代，苏塞克斯的杂货商托马斯·特纳（Thomas Turner）购买了一个“现代微缩宇宙”（modern microcosm），这取悦了他的妹妹和妻妹，因为这种装置能够“通过发条装置将太阳系和整个天空中星体的运动展现在人们眼前”。④这个世纪晚些时候，文献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强调了这种价格为2基尼的便携太阳系仪的“简约和价格的低廉”，并且认为这些品质使得它对“那些学校、私人教师和其他教育机构”来说特别方便，可以使学生“在一天之内获得关于天文学的有趣又有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如果只通过书本来学习的话需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⑤然而，在太阳系仪的受众实现了从上层向中产的转化之后，它的社会功能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依然能够体现出拥有者的文雅身份，从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期望它的广泛流行能够对英国天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是不切实际的，中产阶级对它感兴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源于它的文雅性质能够为持有人增光添彩。威廉·琼斯在1799年依然提醒消费者，这种太阳系仪在“特别是天文学这样时常成为社交主题的学科方面”特别有益。⑥对科学仪器的消费与社交活动联系在一起，成为推动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学话语的实现，从而促进英国中产阶级地位上升的手段。
科学在文化意义上的成功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时代。科普书籍陆续出版，科学玩具和工具仪器的市场在19世纪继续扩大繁荣。仪器的选择和购买比起讲座来说更能让参与者主动参与其中，需要人们更加意识到此种科学的潜力和社会价值。因此，这成为科学的身份界定因素得到广泛认同、科学话语被大众接受的最佳例证。 18世纪前期，一种新的身份界定观念在英国的文化生活中开始崭露头角，挑战传统的“血统意味着一切”的概念。18世纪20年代，笛福（Daniel Defoe）已明确表示即使一个人出身于贵族家庭，若缺少教育和美德也不能称其为绅士。出身不再是绅士的决定性因素。他说：“美德、学术、人文教育、某种程度上的天生和后天的知识，是绅士的特征……没有这些，拥有头衔的继承人永远都无法成为绅士。”①新的身份界定标准使人们逐渐开始承认“社会地位不是赐予和天赋的，而是要努力争取的”这种观念，通过贸易或其他职业活动获取金钱逐渐被视为正当，1669年，张伯伦（Chamberlayne）还认为：“商人在任何时代和民族都被认为是不光彩的。”②仅仅20余年之后，长居英国的瑞士人盖伊·梅吉（Guy Miège）就感觉到：“贸易非但不会让一名绅士不光彩，相反，现在一名卑微低下的人能够通过商品销售使自己像一名绅士一样受人尊敬。”③笛福在18世纪20年代宣称：“贸易现在并不是不适合绅士从事的行业，简而言之，在英格兰，贸易成就了绅士，并且使这个国家充满了绅士。”④在这样一个自我提升的欲望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时代中，不仅现有秩序中的统治阶级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被归纳为中产阶级的新兴社会群体也开始围绕一些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特质来构建自己的角色身份，他们需要开辟新的通往上层社会、即通往文雅和教养的渠道，帮助将自身财富转化为地位。
而科学社会正统性的建立过程，即科学话语的实现过程与对这些特质的培养和追求事业在这个历史时段内是吻合的。当时的英国社会上，各种类型的科学讲座与科学学会开始成为时尚的论坛，并受到追求时尚的中产阶级参与者的追捧，但更加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科学话语的形成与内化，这成为全社会共同认可的理念和追逐的目标。一方面，科学承载了中产阶级的理想，被认为应当是高雅的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进行交流时最合适的话题，成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健康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琳琅满目与科学有关的商品，包括书籍、宣传册、杂志文章、特别是科学仪器，出于满足社会群体自我提升和改进的目的被制造出来并进入市场，通过18世纪后期广泛建立的市场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使富裕中产阶级能够轻易获得并主动接受。科学经历了整个18世纪的酝酿发酵，已经在世纪末从一种外在追求内化成为普通中产阶级的心理需求，科学文化和理想在人们心中播撒下种子并得以生根发芽，科学的话语得以实现。社交和消费过程中对科学因素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过程，中产阶级选择参与到这样一场以追求科学为标志的社会革命中，更是他们选择以参与科学的方式参与到普遍的文化生活中。
福柯（Foucault）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个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科学话语的形成和巩固。他认为，权力机制的产生和维护与知识的运作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权力不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家论述中某个具体实施集团针对另一集团的强制性力量，而是呈现出一种关系的网络，处于权力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觉不自觉的服从和执行者，并通过自身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加强这种关系网络。“话语”是知识的基础，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框架，正是话语的规则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情可以谈些什么。⑤之所以称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盛行的科学文化与人们的科学情结为一种“话语”，是因为这种以社交和消费活动中科学趋向的兴起和巩固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通过人人身处其中的日常活动发展出一种看不见的权力关系，处于各个阶层中的每个人都受到这种关系的控制和影响，一旦获得参与其中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他们必定根据这种权利关系的标准塑造自身的外表和心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符合它的要求。此种权力关系的力量源泉并不是政治机制或经济体制，并不存在某种人人能观察到的强制性力量迫使人们追求科学知识接纳科学文化；相反，只有从无形文化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人们的想法与行为。
同时，葛兰西（Gramsci）告诉人们，统治阶级的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力量或财富中，精英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关键在于“文化领导权”（Culture Hegemony）的实现，文化的优势地位给予社会中某个阶级位于其他群体之上的权威。如格鲁克斯曼（Buci-Gluckamann）所说：“领导权不是暴力……不是被强加的：它通过一种特殊的和知识的道德维度来获取。”①因此，可以说统治阶级的形成就等于某种世界观的创造过程。而在本文的案例内部，在精英“文化领导权”世界观中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意识形态中，科学是其中关键的一种元素。对于传统贵族精英来说，他们始终占据着社会上层的优势地位，占有大量包括土地、财富、头衔在内的种种资源，几乎自然而然就能获得这种“领导权”，成为文化标杆。而已经在工商业活动中取得成功的中产阶级先天并没有这种有利条件，因此只能期望通过改造、追随并适应这种世界观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科学的话语而获得向上的机会。这种向上不一定是实际社会地位的提高，如脱离中产阶级身份获得贵族地位，而是更多的选择在坚持已有身份的同时对某些原先只有上层社会拥有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力提出要求。科学话语的实现是中产阶级文化地位提高的基础，更是该群体在权力关系中掌握主动的关键一环。健康向上的中产阶级通过在科学话语中向贵族靠拢而逐渐取得自身正统地位，将自己与下层社会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这正是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崛起与引领社会潮流打下坚实基础并做好舆论准备。
科学史的研究不应当只讨论表格数据和科学家取得的成就。在这个时期的任何一本科学史著作都不会提及的科学参与者之中，有很多是地方医生、职员、商人、制造商、律师、技术工匠等等中产阶级成员。虽然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取得被后人铭记的成就，却并不是失败的科学家，只是利用本职工作之外的闲暇时光参加科学活动的爱好者。科学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有益的兴趣爱好，丰富茶余饭后的生活，结识更多境遇相同的朋友，并且有可能的话，通过展现自身文化理想的方式增强社会影响力。他们的目标在18世纪末的英国通过科学话语的构建得到实现。此时，科学实践带来了科学文化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普遍渗透现象，科学话语成为中产阶级自身地位和价值确立和巩固的标志性元素，科学已经成为经济上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实现自身特有价值的工具和载体。中产阶级在这个层面上取得了胜利。
【作者简介】征咪，女，1988年生，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中产阶级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实习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