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最近很忙，除了频繁去各地为官员讲课外，还要为弱势小民们鼓与呼。2010年，他成为“中国最火的教授”。
　　这一年，他成为搅动网络的“微博红人”，还是市县级干部点名要求授课次数最多的教授。对他来说，马不停蹄地前往各地演讲，已是一种常态。11月25日晚10时我致电于建嵘时，他正在北京西客站，等候开往山东聊城的火车，那里，一群党政干部正期待着他。而就在当天下午，他刚在北大给50多名乡党委书记讲了一天的课。
　　于建嵘的正经身份，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但在很多时候，他却是很多老百姓见过的最大的“官”。
　　在于建嵘位于北京东郊宋庄的家中，书房门口挂着巨大的匾，上书“东书房”三大字。我调侃他说，“应该改名叫‘南书房’!”于建嵘大笑着说：“你这丫头，想毁我啊!”
　　在这个“东书房”，他常常接待进京寻求法律援助的农民。书房里两排靠墙的书柜里，装着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共计4万多份，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早在“瓮安事件”发生前4年，即2004年，于建嵘就收到过瓮安逾千群众有关征地的举报信。为此，有人把于建嵘收集的档案，称为“地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
　　出于学者的学术习惯，于建嵘为这些上访者登记材料、拍摄照片、录制视频，还为有些人绘了油画。在他看来，这些申诉人的组成情况很复杂——有些是受了冤屈没地方伸张的，有的是问题解决了还依然来告状的，还有一些就是想找人说说心里话。
　　他粗略统计了一下，3年来向他反映问题的上访者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土地和拆迁问题。
　　他说，“拆迁本来应是城市的事情，现在拆到了农村。”而且，今年上访者反映的土地问题，已经蔓延到了很偏远的农村。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为获得用地指标，强势推进土地占补平衡政策。
　　他说，围绕土地的“利益太大了，而农民又太弱了”，一些地方政府既然能通过让农民“上楼”而获得用地指标，并且通过招拍挂获得土地出让收入，“哪儿还需要去办工厂(发展工业)?办工厂哪能获得这么多的财政收入?”
　　于建嵘感慨地说，围绕土地的利益博弈中，农民是个体，而地方政府有公权力。因此，地方政府更要慎用公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于建嵘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出名的，不管多脏的农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正是这种与农民的亲近感，让他呼吁，在拆迁问题上要注重农民的尊严。
　　于建嵘手头的一份资料披露，在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已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由于利益驱动，少数地方把侵占农民土地，作为获取利益和政绩的重要手段。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有5000万-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他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还有近一半的人没有工作和保障。
　　2010年10月才开始使用“微博”的于建嵘，目前在新浪微博上已有超过18万个“粉丝”。以前，他会把上访者的情况向媒体呼吁，而现在更多的是在微博上公布。
　　他把这些弱势的上访者们当作兄弟姐妹。
　　“有一次，我在广东演讲，有个听众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站在底层立场说话呢，你应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我当时指着台下一个快60岁的妇女说：‘她就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在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自己3个小时的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正是代表自己的阶级在说话。难道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除了关心农民和农村，于建嵘更关注“社会新底层”。这个群体不仅包括因失地未获合理补偿的农民，还有失业工人、“蚁族”、“农二代”、城市打工者、小手工业者和山区教师等。
　　在于建嵘眼中，传统底层民众经济贫困，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个人能力低。而“新底层”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正规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但收入不高或经济压力较大。他们身居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福利。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较低，甚至正在被边缘化。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和整个社会抓紧研究、解决的新问题。
　　12月22日，本刊即将截稿时，他又在清华给52位乡镇党委书记讲课，重点讲了农村土地流转和拆屋上楼存在的问题。课后，书记们都争着请他吃中饭。他说，“怕你们问我吃什么。他们笑着说，老师心灵受到创伤了。我们私人请客，您就不要怕了。我说，等你们不再强拆农民的房子时，再去吃。他们说，这一天可能还要等好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