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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像一朵花，你一层层剥，剥掉那些有关上海的叙事，你以为里头会有什么，到头来，你会发现，
你所得到的不过是那些“花瓣”，没有别的。
小白，一个几乎是信口胡来的名字，却在一个不大的读者圈里唇齿留香。且看这一串标题——“吊起身子提起腿”、“爱你就打你屁股”、“让我穿上你的衣”、“小房子里好藏娇”……可谓是风月无边，引得读者娇嗔：“读小白，最大剂量：一天一篇。读多了，会有后果。”其言下之意，就是小白的文字是他们的春药，有催情之效。
出版界引以为训的一条西谚说，“事关‘性’而叫座，此乃宇宙公理(It’s a universal truth, sex sells.)”。《O娘的故事》、《马桶文化史》等阳春白雪的风月考据，早就被列入西方正典，而国人似乎因为羞耻感作祟，再加上出版界特有的保守面貌，此类作品在国内一直停留在遮遮掩掩的阶段，直到小白的“风月经”专栏集结成一册《好色的哈姆莱特》，才总算有所突围。
小白从莎士比亚喜剧中色情台词出发，回溯十七世纪的英国市民社会审美趣味，进而探入莎剧“经典化”过程中话语权力的变化，他兜转着“打屁股”的姿势，把欲望心理学的考古，从中世纪演绎到娱乐工业的年代。
有好事的读者统计过小白“风月经”的文献引用，仅《让我穿上你的衣》一篇，就引用了从古希腊罗马经典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野史。一片惊艳的呼叫过后，随着各种文化史、生活史的陆续引进出版，人们才知道，小白自2005年起初开始刊登于《万象》、《书城》的文字，原来属于福柯、艾柯们路数的一支：色情符号学（也是欲望的考古学）。
对熟悉他的读者来说，小白文字的“色情文献索引”效果是在日渐去魅的。但随着小说处女作《局点》的出街，并在365天内炮制出第二弹《租界》，小白摇身一变，把风月考据的性感燃烧至虚构文学的写作中。
小白的叙事能力其实在《好色的哈姆莱特》中就偶露峥嵘。那篇以女色情画家塔玛拉和意大利情圣邓南遮为轴，展开的“多边情爱故事”，就带着一股历史虚构的气息。塔玛拉和邓南遮的故事里，引用了邓南遮的女仆的日记。女仆日记记录的闺帷之秘，就有一种刺探真实的窥视感。
在虚构文本所允许的更大尺度下，小白文字的性情变得更加诡谲。同济大学文学批评研究所的王晓渔甚至从中嗅出“上海的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中匮乏的流氓性”。小白设想在《局点》里的“我”，应该操着贾樟柯的《海上传奇》里韩寒说话的腔调。而在《租界》里，为了寻回上世纪30年代礼查饭店情人缠绵的气味，小白甚至重回“历史现场”，那个90年代已被改造成大办公室的礼查饭店情人房。
当时房间里柜子、抽屉的垫层散发出的香樟、胡椒木的味道，弥散在曾深入“红色中国”的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的回忆录中，如今的大办公室里却只残留一片消毒水的气味，让小白不禁怀疑，“这段文字散发着的究竟是历史的气息，还是文本的气息？”
上海作家孙甘露如此断言：“此前没有一本小说有像小白的小说那样描述上海的语调”。《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则撰文称，“小白的小说是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之外重新创建一个关于上海历史的叙事。”
从《局点》到《租界》，随着小说格局的急剧扩张，小白把一个三人组的Cult片，拍成了一部帮派、社党乃至国家因素卷入其中的谍战剧。故事发生的舞台也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挪移到了30年代。那是一个小说假定的“战国时代”，两者虽然时隔久远，却有着“共通的气息，人心的骚动，和人对疼痛的感觉”。
作为一个1980年代在上海里弄里长成型的作家，小白在小说里绘制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一种演出中的历史的准确，他甚至还手绘了八幅地图插入书中，让读者在故事中按图索骥，却找不到真实生活的对应物。在《局点》的手记里，小白对此早有预言，“当事人相当真诚的欺骗和背叛，我假定十多二十年前也短暂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但现在似乎业已消失。”
而在《租界》的《后记》中，他陈说了自己当初如何像档案管理员一样穿梭于史料和想象中，他甚至为小说的第一个句子“起初，引起萨尔礼少校注意的是那个白俄女人”标上了一个由16位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卷宗号，像一个经过精心伪装的入口，通往业已消失的真实。
南都周刊x小白
当代人的性生活被色情文本污染了
我一直想制造“赝品”
南都周刊：小说家小白和原先那个写风月随笔的小白，两者之间有何关联？
小白：可能因为我写小说还不多，等我再多写几本，大家就会看出内部的关联性。“真的还是假的？”是从《好色》开始的一个潜在主题，贯穿我的所有叙述。
《好色的哈姆莱特》和我在报刊上刊发的文章，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表演”。《局点》这部小说，就我作为作者的意图来说，是想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来实践我关于“叙述”、关于“表演”、关于“历史”的一些看法。《局点》有一个叙事的内在落差，就是“我”所讲述的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落差。我一边叙述，一边在掩饰。
南都周刊：有读者感叹你的小说是“心机最重的现代汉语写作”。
小白：确实，这可以说是我写作的一大缺点，也是难点。写东西的时候，我不断地需要克服自己的疑虑。我缺乏叙事者有时需要的单纯和专注。文本有时候会不够强烈，会表现出一种对叙述的不信任。当然，我自己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文本时，同样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一直想制造“赝品”文本，虚构文体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空间。
南都周刊：正是这种“赝品”的真实感，不少读者认为你写到上海的骨子里去了。
小白：但是，到底有这样一个“上海”么？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有关“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本，各种档案记录、图表、数据、回忆录、小说、图像和影像。我想到达的是一个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把它叫做“上海”，叫做“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
关于“上海的骨子”，我想“上海”像一朵花，你一层层剥开，剥掉那些有关上海的叙事，你以为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到头来会发现你所得到的不过是那些“花瓣”，没有别的。
南都周刊：你作品里的这股历史虚无感，多大程度上是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
小白：我书写的文本，如果说它有这个气质，它大概与我个人的气质有关。如果说因为我生于上海，长于上海，那它很有可能跟地域有关。至于后现代、后结构这些东西，本身都与现代城市人的复杂处境有关。可能还不到虚无的地步，但至少是充满疑虑的。
《局点》和《租界》的主要人物是被动卷入的，同时有很多其他人物是主动介入。不管怎样说，这些都是我通过一个特定的叙述视角来揭示的。叙述效果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局”。 我自己大概确实有一点点这类“阴谋家气质”（大笑），拿写作当成一个玩赌局的桌面。
连“做”都在照本宣科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人物留给读者一个奇异的印象，他们说着土腔，但思维是洋的。或者相反？
小白：是的，这些人物都是生活在本土，生活在上海的。他们是上海人，跟我一样。我写生活在“上海”的人，可其实上海话完全是一种社交实用功能大于叙事功能的语言。可以这样说，《局点》和《租界》里所使用的语言，语调和声音，是一种我假设的“上海人”应该有的语调声音。它是杂交品种。
《租界》里的声音很杂乱。有1930年代左翼作家茅盾、丁玲的声音，也有上海新感觉派的声音，有马尔罗（法国作家，其小说《人的状况》与1927年上海工人运动为题材）写上海的声音，也有租界英法警务处巡捕房档案的声音，有我喜欢的很多作家的声音，比如纳博科夫、约瑟夫·康拉德、勒卡雷。也有很多电影里的声音，比如说，我在写到玛戈和布里南偷情那些章节，我想起来《英国病人》那部电影，电影里的偷情男女在一次下午茶会上跑到小房间里幽会，事后女的丈夫进来，抱着她，突然问她身上有一股气味，像是杏仁糖粉的味道。我觉得这句话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遐想的一句台词，我把杏仁粉这个词借给玛戈的丈夫，借给玛戈写给特雷莎的信里用，并且让它指涉得更清晰些。
南都周刊：这就说到情色描写了，它们一直是你作品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你怎么定义你小说里的情色描写？
小白：它们是由我自己筛选过的“陈词滥调”。不过说到底，一切叙述都是化腐朽为神奇或者继续成为陈词滥调的把戏。
把握《局点》和《租界》里的男女关系，一个关键词是“表演”。无论感情也好，情色也好，他们都深刻意识到有无数双观众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看，在偷窥他们。冷小曼有意识地按照1930年代电影的桥段，按照那些“陈词滥调”来表演，她自以为是出于完成工作的目的来勾引小薛，她的演技不太好。而特雷莎和小薛在床上的表演，好像是专为拍一幅情色照片，拍一段情色电影来演出的，特别讲究姿势。
南都周刊：从另一个层面说，你对“性”有个总体判断吗？比方D.H.劳伦斯笔下的“性”总意味着某种沟通无能，而劳伦斯离开了情色描写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了。
小白：艾柯写过一篇叫做《后现代，反讽，消遣》的小文章。去年中译本在上海译文社的《玫瑰名字注》里有，我最早看的是从网上下载的英文版，印象很深。他在文章里说，后现代的态度是这样一种态度：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他不能对她说“我爱你爱到绝望”。因为他俩彼此之间都知道这些词句芭芭拉·卡特兰早已说过。有更多的人都说过，无数小说都说过，再怎样说都是陈词滥调。但他有一个办法来说，他可以说：“就像芭芭拉·卡特兰说过的那样，我爱你爱到绝望。”通过这方式，他可以成功避免虚假的单纯。
南都周刊：挑明的一瞬间，越假越真。就像《租借》里小薛对冷小曼说的“偏偏有个电影，偏偏是你来演”。
小白：是的，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司汤达。于连的德瑞那夫人，因为没有读过当时的言情小说，所以很单纯。司汤达这样特别指出，可见在那个时代，爱情已然不单纯，已然被言情小说“污染”。爱就算“做”出来，仍旧是按照那些“陈词滥调”的范本来做的。薄伽丘写男女偷欢，很简单。他俩干三次。然后小说开始兴旺，叙述时间被越来越细分，拉长。各种后来的、隐喻的、医学的词汇进入到叙述文本。我都怀疑现在的人连“做”都是照本宣科的。
南都周刊：你曾说过，对性最浪漫的期许是：“我们可以不需要性么？”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统的后现代。
小白：是的。我相信当代所有人的性生活都已被色情文本污染，无论他/她本人到底愿意不愿意。当然，“污染”在这里我只用作中性词。本质上，我是个文本环保主义者。清捡，整理，分类，打包。我写得很少，在写的时候，尽量挑选已有垃圾里最好的来利用。
南都周刊：所以运用叙事的“陈词滥调”，也包含着一种个人的抵抗。这是不是有种骨子里的浪漫主义？
小白：是无奈，是渴望单纯而不得。单纯是最方便的。可惜做不到。你想想，如果大家都用薄伽丘的办法来上床，做完一次。再做一次。多好……哪有那么多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的人。
小白作品
租界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3月
定价：30.00元
局点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8月
定价：25：00元
你所得到的不过是那些“花瓣”，没有别的。
小白，一个几乎是信口胡来的名字，却在一个不大的读者圈里唇齿留香。且看这一串标题——“吊起身子提起腿”、“爱你就打你屁股”、“让我穿上你的衣”、“小房子里好藏娇”……可谓是风月无边，引得读者娇嗔：“读小白，最大剂量：一天一篇。读多了，会有后果。”其言下之意，就是小白的文字是他们的春药，有催情之效。
出版界引以为训的一条西谚说，“事关‘性’而叫座，此乃宇宙公理(It’s a universal truth, sex sells.)”。《O娘的故事》、《马桶文化史》等阳春白雪的风月考据，早就被列入西方正典，而国人似乎因为羞耻感作祟，再加上出版界特有的保守面貌，此类作品在国内一直停留在遮遮掩掩的阶段，直到小白的“风月经”专栏集结成一册《好色的哈姆莱特》，才总算有所突围。
小白从莎士比亚喜剧中色情台词出发，回溯十七世纪的英国市民社会审美趣味，进而探入莎剧“经典化”过程中话语权力的变化，他兜转着“打屁股”的姿势，把欲望心理学的考古，从中世纪演绎到娱乐工业的年代。
有好事的读者统计过小白“风月经”的文献引用，仅《让我穿上你的衣》一篇，就引用了从古希腊罗马经典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野史。一片惊艳的呼叫过后，随着各种文化史、生活史的陆续引进出版，人们才知道，小白自2005年起初开始刊登于《万象》、《书城》的文字，原来属于福柯、艾柯们路数的一支：色情符号学（也是欲望的考古学）。
对熟悉他的读者来说，小白文字的“色情文献索引”效果是在日渐去魅的。但随着小说处女作《局点》的出街，并在365天内炮制出第二弹《租界》，小白摇身一变，把风月考据的性感燃烧至虚构文学的写作中。
小白的叙事能力其实在《好色的哈姆莱特》中就偶露峥嵘。那篇以女色情画家塔玛拉和意大利情圣邓南遮为轴，展开的“多边情爱故事”，就带着一股历史虚构的气息。塔玛拉和邓南遮的故事里，引用了邓南遮的女仆的日记。女仆日记记录的闺帷之秘，就有一种刺探真实的窥视感。
在虚构文本所允许的更大尺度下，小白文字的性情变得更加诡谲。同济大学文学批评研究所的王晓渔甚至从中嗅出“上海的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中匮乏的流氓性”。小白设想在《局点》里的“我”，应该操着贾樟柯的《海上传奇》里韩寒说话的腔调。而在《租界》里，为了寻回上世纪30年代礼查饭店情人缠绵的气味，小白甚至重回“历史现场”，那个90年代已被改造成大办公室的礼查饭店情人房。
当时房间里柜子、抽屉的垫层散发出的香樟、胡椒木的味道，弥散在曾深入“红色中国”的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的回忆录中，如今的大办公室里却只残留一片消毒水的气味，让小白不禁怀疑，“这段文字散发着的究竟是历史的气息，还是文本的气息？”
上海作家孙甘露如此断言：“此前没有一本小说有像小白的小说那样描述上海的语调”。《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则撰文称，“小白的小说是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之外重新创建一个关于上海历史的叙事。”
从《局点》到《租界》，随着小说格局的急剧扩张，小白把一个三人组的Cult片，拍成了一部帮派、社党乃至国家因素卷入其中的谍战剧。故事发生的舞台也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挪移到了30年代。那是一个小说假定的“战国时代”，两者虽然时隔久远，却有着“共通的气息，人心的骚动，和人对疼痛的感觉”。
作为一个1980年代在上海里弄里长成型的作家，小白在小说里绘制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一种演出中的历史的准确，他甚至还手绘了八幅地图插入书中，让读者在故事中按图索骥，却找不到真实生活的对应物。在《局点》的手记里，小白对此早有预言，“当事人相当真诚的欺骗和背叛，我假定十多二十年前也短暂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但现在似乎业已消失。”
而在《租界》的《后记》中，他陈说了自己当初如何像档案管理员一样穿梭于史料和想象中，他甚至为小说的第一个句子“起初，引起萨尔礼少校注意的是那个白俄女人”标上了一个由16位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卷宗号，像一个经过精心伪装的入口，通往业已消失的真实。
南都周刊x小白
当代人的性生活被色情文本污染了
我一直想制造“赝品”
南都周刊：小说家小白和原先那个写风月随笔的小白，两者之间有何关联？
小白：可能因为我写小说还不多，等我再多写几本，大家就会看出内部的关联性。“真的还是假的？”是从《好色》开始的一个潜在主题，贯穿我的所有叙述。
《好色的哈姆莱特》和我在报刊上刊发的文章，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表演”。《局点》这部小说，就我作为作者的意图来说，是想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来实践我关于“叙述”、关于“表演”、关于“历史”的一些看法。《局点》有一个叙事的内在落差，就是“我”所讲述的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落差。我一边叙述，一边在掩饰。
南都周刊：有读者感叹你的小说是“心机最重的现代汉语写作”。
小白：确实，这可以说是我写作的一大缺点，也是难点。写东西的时候，我不断地需要克服自己的疑虑。我缺乏叙事者有时需要的单纯和专注。文本有时候会不够强烈，会表现出一种对叙述的不信任。当然，我自己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文本时，同样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一直想制造“赝品”文本，虚构文体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空间。
南都周刊：正是这种“赝品”的真实感，不少读者认为你写到上海的骨子里去了。
小白：但是，到底有这样一个“上海”么？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有关“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本，各种档案记录、图表、数据、回忆录、小说、图像和影像。我想到达的是一个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把它叫做“上海”，叫做“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
关于“上海的骨子”，我想“上海”像一朵花，你一层层剥开，剥掉那些有关上海的叙事，你以为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到头来会发现你所得到的不过是那些“花瓣”，没有别的。
南都周刊：你作品里的这股历史虚无感，多大程度上是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
小白：我书写的文本，如果说它有这个气质，它大概与我个人的气质有关。如果说因为我生于上海，长于上海，那它很有可能跟地域有关。至于后现代、后结构这些东西，本身都与现代城市人的复杂处境有关。可能还不到虚无的地步，但至少是充满疑虑的。
《局点》和《租界》的主要人物是被动卷入的，同时有很多其他人物是主动介入。不管怎样说，这些都是我通过一个特定的叙述视角来揭示的。叙述效果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局”。 我自己大概确实有一点点这类“阴谋家气质”（大笑），拿写作当成一个玩赌局的桌面。
连“做”都在照本宣科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人物留给读者一个奇异的印象，他们说着土腔，但思维是洋的。或者相反？
小白：是的，这些人物都是生活在本土，生活在上海的。他们是上海人，跟我一样。我写生活在“上海”的人，可其实上海话完全是一种社交实用功能大于叙事功能的语言。可以这样说，《局点》和《租界》里所使用的语言，语调和声音，是一种我假设的“上海人”应该有的语调声音。它是杂交品种。
《租界》里的声音很杂乱。有1930年代左翼作家茅盾、丁玲的声音，也有上海新感觉派的声音，有马尔罗（法国作家，其小说《人的状况》与1927年上海工人运动为题材）写上海的声音，也有租界英法警务处巡捕房档案的声音，有我喜欢的很多作家的声音，比如纳博科夫、约瑟夫·康拉德、勒卡雷。也有很多电影里的声音，比如说，我在写到玛戈和布里南偷情那些章节，我想起来《英国病人》那部电影，电影里的偷情男女在一次下午茶会上跑到小房间里幽会，事后女的丈夫进来，抱着她，突然问她身上有一股气味，像是杏仁糖粉的味道。我觉得这句话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遐想的一句台词，我把杏仁粉这个词借给玛戈的丈夫，借给玛戈写给特雷莎的信里用，并且让它指涉得更清晰些。
南都周刊：这就说到情色描写了，它们一直是你作品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你怎么定义你小说里的情色描写？
小白：它们是由我自己筛选过的“陈词滥调”。不过说到底，一切叙述都是化腐朽为神奇或者继续成为陈词滥调的把戏。
把握《局点》和《租界》里的男女关系，一个关键词是“表演”。无论感情也好，情色也好，他们都深刻意识到有无数双观众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看，在偷窥他们。冷小曼有意识地按照1930年代电影的桥段，按照那些“陈词滥调”来表演，她自以为是出于完成工作的目的来勾引小薛，她的演技不太好。而特雷莎和小薛在床上的表演，好像是专为拍一幅情色照片，拍一段情色电影来演出的，特别讲究姿势。
南都周刊：从另一个层面说，你对“性”有个总体判断吗？比方D.H.劳伦斯笔下的“性”总意味着某种沟通无能，而劳伦斯离开了情色描写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了。
小白：艾柯写过一篇叫做《后现代，反讽，消遣》的小文章。去年中译本在上海译文社的《玫瑰名字注》里有，我最早看的是从网上下载的英文版，印象很深。他在文章里说，后现代的态度是这样一种态度：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他不能对她说“我爱你爱到绝望”。因为他俩彼此之间都知道这些词句芭芭拉·卡特兰早已说过。有更多的人都说过，无数小说都说过，再怎样说都是陈词滥调。但他有一个办法来说，他可以说：“就像芭芭拉·卡特兰说过的那样，我爱你爱到绝望。”通过这方式，他可以成功避免虚假的单纯。
南都周刊：挑明的一瞬间，越假越真。就像《租借》里小薛对冷小曼说的“偏偏有个电影，偏偏是你来演”。
小白：是的，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司汤达。于连的德瑞那夫人，因为没有读过当时的言情小说，所以很单纯。司汤达这样特别指出，可见在那个时代，爱情已然不单纯，已然被言情小说“污染”。爱就算“做”出来，仍旧是按照那些“陈词滥调”的范本来做的。薄伽丘写男女偷欢，很简单。他俩干三次。然后小说开始兴旺，叙述时间被越来越细分，拉长。各种后来的、隐喻的、医学的词汇进入到叙述文本。我都怀疑现在的人连“做”都是照本宣科的。
南都周刊：你曾说过，对性最浪漫的期许是：“我们可以不需要性么？”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统的后现代。
小白：是的。我相信当代所有人的性生活都已被色情文本污染，无论他/她本人到底愿意不愿意。当然，“污染”在这里我只用作中性词。本质上，我是个文本环保主义者。清捡，整理，分类，打包。我写得很少，在写的时候，尽量挑选已有垃圾里最好的来利用。
南都周刊：所以运用叙事的“陈词滥调”，也包含着一种个人的抵抗。这是不是有种骨子里的浪漫主义？
小白：是无奈，是渴望单纯而不得。单纯是最方便的。可惜做不到。你想想，如果大家都用薄伽丘的办法来上床，做完一次。再做一次。多好……哪有那么多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的人。
小白作品
租界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3月
定价：30.00元
局点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8月
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