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不同于清末权臣袁世凯对新闻舆论从内容到理念的钳制,民元后,大总统袁世凯颇有顺应民意、尊重舆论的气度,在几次涉及舆论的新闻事件中,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明和宽容.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又制定出最严苛的《报纸条例》.袁世凯对舆论民意大起大落的背后,表面上是对社会状况和军政局面的适时应对,是由袁世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诉求所决定;深层次则反应了其对舆论民意的错误理解和过度操控,这种错误最终导致袁世凯陷落于被伪造的民意,走向历史的反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同于清末权臣袁世凯对新闻舆论从内容到理念的钳制,民元后,大总统袁世凯颇有顺应民意、尊重舆论的气度,在几次涉及舆论的新闻事件中,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明和宽容.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又制定出最严苛的《报纸条例》.袁世凯对舆论民意大起大落的背后,表面上是对社会状况和军政局面的适时应对,是由袁世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诉求所决定;深层次则反应了其对舆论民意的错误理解和过度操控,这种错误最终导致袁世凯陷落于被伪造的民意,走向历史的反面.
其他文献
欲望是支撑现代性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元素和动力机制,但也是当代青少年学生发展中的一个困境领域与层面.受功利化思潮影响的当代青少年学生主要面临着体现过高欲望的“内卷”和体现过低欲望的“躺平”两极化困境和风险,它们分别会导致发展动力上的过激与迟滞问题.从社会欲望运行机制分析来看,美育在应对当代青少年两极化欲望困境上具有针对性的价值与意义,主要表现为:打开引发现代社会欲望的他者性封闭认识;突破传递现代社会欲望的单一语言通道束缚;填补现代社会欲望运行机制中的主体性内涵缺失;软化现代社会欲望运行机制带来的极端迷恋感
相较于古典文献,现代文献版本的特殊之处在于现代文献固然有手稿、印刷本、选本等的讹误衍脱,更大量的是作者基于各种原因不断修订自己的作品而形成的异文.整理曹禺《日出》的多种版本,可发现版本间的递进承传关系,确定版本流变之节点,建立版本谱系.由此在版本对校时能够遵循正确顺序,把各版本的版本变迁、文本特性等放在一个谱系中加以阐释,从而发现版本修定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确立版本谱系,在版本比对参证中解读文本,发现问题,不仅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空间,同时也提示我们,文献是批评的基础,也是批评的方法,把现代文献学作为一种文学
数字平台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平台社会的形成,平台已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渗透在各个社会领域,新闻业不过是它们涉足的其中一个领域.平台携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成为新闻场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场者,使得平台与新闻业的关系成为新闻学研究讨论平台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尝试提出“平台逻辑”作为理解二者动态关系的敏感性概念,它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强化,具有技术、市场和关系三个关键特征,未来仍需对平台逻辑的内涵、形成与实践进行深入讨论,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解释潜力的理论概念.
新发现的张彭春日记详细记载了20世纪20年代张彭春留美归国后的国学阅读史.这不仅是个人读书、写作历程的真实记录,亦反映了一批寝馈于西洋文化的留学生,在趋新与守旧思潮并存时期的精神蜕变.张彭春中文表达水平低于英文,他甚至因此产生认同危机,也意识到仅依傍西方思想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受好友胡适“整理国故”的影响,张氏从张之洞、胡适、梁启超开列的三种书目入手,并在梁启超、徐志摩的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阅读国学典籍,进行作文训练.从西学中“转身”到对中学“追赶”,张彭春的阅读、写作,和他所提出的“平民文学”“活话”
从文学活动的几个环节入手考察,当代文学批评的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来——某种程度上对应着从作者导向批评、作品导向批评到批评家导向批评模式的转换.这样一种演变情况表明,文学批评并不是知识生产,而应该是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等各个环节之间关系的体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始终存在着的“批评过剩”现象,正可以看成是文学批评缺席的表现;但若从现代性的双重性的角度看,“批评过剩”现象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某种程度上,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正体现在两者间平衡关系的把握中.
新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回答中小学生发展质量“为何评”“评什么”“如何评”这三个关键问题,本研究主要探讨国际经验中可借鉴的理念与做法.关于“为何评”,国际上存在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指向“幸福生活、终身学习、未来职场及国家公民”等四种价值取向;关于“评什么”,主要存在学科主导型、素养主导型及综合指导型三类评价指标体系;关于“如何评”,国际上形成了全球范围的评价模式及三维立体的国家评价模式.展望未来,中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应坚守以人的幸福生活为旨趣,遵循延续统一的原则,采用科学严谨的工具与评价方法手段,获得可信的结
数字时代的媒体生态重塑了新闻生产的时间结构,新闻生产节奏的加速引发了新闻人速度膜拜等异化问题.21世纪初诞生的“民族志新闻”突破传统新闻模式,在故事理想与时间哲学间进行协商实践.其采用沉浸式故事策略,在时间盈亏中评估“行动线”,在主客位转换中寻找故事饱和的时间引爆点.“民族志新闻”把故事深描和文化阐释结合起来,拓展边缘故事世界,在心灵警觉中拓展时间道德意义,不但对传统新闻生产有所启示,在数字时代更有价值建构意义,并带来新闻“时新性”的哲学思考.结合中国语境,“减速记者”可以在灵活时空模型中寻找附加价值,媒
近些年来,数字人文研究与艺术理论的跨媒介研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不仅为各人文学科提供了诸多可行的思维路径,而且也形成了不少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但同时,这两股性格特征极其鲜明的学术风潮,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缺陷,争议不断.数字人文的问题在于将复杂的智力行为简化为纯粹的计算,缺乏人文学科必要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跨媒介艺术理论,则往往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少有进入形而下层面,开展具体的跨媒介艺术史实践.但事实上,两股风潮是有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的.尤其是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中,数字人文以海量的、整一的数字媒介信息,为
20世纪50年代的“梁祝热”以越剧《梁祝》为代表,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它勾连出民间传说、市民通俗文艺与主流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人民文艺之间的多重背景与多元关系,扭结着一组组矛盾:既是民间/地方的,又是现代/国际化的;既受反封建思想和《婚姻法》的推动,又寄居着才子佳人言情剧的潜在脉络;其哀伤与柔美的特质既与50年代主流美学风格相异,又同时被国家与观众成功接纳,经过从戏曲、电影到音乐多次跨媒介改编,沉淀为唤起大众情感反应的听觉符号,甚至在外交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矛盾勾勒出《梁祝》“经典化”过程中的复杂面向,
“社会主义风景”的出场,与新山水观念的提出、“向自然界开战”的召唤和作家的审美选择密切相关.风景的政治审美本质上是阶级话语的视觉实践,从游记作者的身份体认,到景物的观看、裁剪,无不体现出“社会主义风景”的无产阶级认同.这亦是在风景中植入合乎意识形态的政治道德,形成一种“人化自然”的修辞方式,风景里的自我、自然、社会由此呈现出和谐共生的审美伦理.但“社会主义风景”并非均匀密实,作者视线或显或隐的审美疏离和变奏,均影响其政治建制的统一性;山水行旅的日常性审美也对意识形态的规训构成了挑战,为此,游记作者通过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