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排档位于集贸市场旁，工业区旁，人烟稠密的城中村附近。多是当街一个门面，挑起一个遮阳棚，棚下摆了几张桌椅，占去大半个人行道。有的大排档直接就把锅灶摆在门口，每当中午和晚上的吃饭时间，炒菜的师傅就在那儿进行“颠锅”表演，只见他上身赤裸，露出两只硕大的乳头，像两只眼睛。两眼微闭，左手端锅，右手执勺，往空中那么一抛，菜肴们如天女散花般，在空中转了一圈，又在众人们的视线里落回锅里，如敛翅的白鸽。
　　跟大排档的老板一样，来大排档吃饭的顾客多半也是外来打工仔，三到五块钱就可以炒一个热乎乎的快餐。白米饭管够，菜也差不到哪里去，至少青瓜白菜之间，还混了几块薄薄的肉片，适合那些吃腻了工厂饭菜的打工朋友出来换换口味，滋润他们锈迹斑斑的胃。所以大排档的生意一般都还比较可观。
　　如果碰上出粮的日子，大排档的生意就会格外的好。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也该犒劳一下自己了。打工仔们三五朋友约了出来，奢侈地点上几个菜肴，人手一瓶珠江啤酒，杯子也不要，对着酒瓶吹喇叭。他们坐在街边的遮阳棚下，海阔天空的瞎聊，一边拿眼梭巡马路上来来去去的靓女。夜色四合，华灯盛放，城市的夜晚显得格外的妩媚动人。远处KTV歌厅隐约传来谁的歌声：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
　　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我的欲望很高我的力量很小
　　我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
　　歌是老歌，人是年轻人，但就在那么一刹那，他们不约而同的感到了一丝感伤：有怀念家乡的乡愁，有渴慕爱情的郁结，也许还有一些怀才不遇的感叹……什么时候人的心灵最脆弱？就是在这微醺的异乡之夜。一个人放下酒瓶，转过身去，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最初如鸟啼，继而嚎啕大哭，引来路人侧目。那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的，刚刚与女朋友分手。朋友们自然过来劝慰他，但哪里劝得住。那就任他去吧，不曾痛哭者，不足与道人生——生活就像一只洋葱，你慢慢剥下去，总有一片会让你流泪的。
　　那个痛哭的小伙子就是我。
　　我来自山城重庆。不久前，在同乡向文强的介绍下，结束近半年的流浪生活，进到他们的工艺厂，做了一名刷胶水的普工。这是一家小规模的私人工厂，在珠三角的东莞这种工厂比比皆是。托改革开放的福，洗脚上田的本地人一个个做上了老板，颐指气使起来——老实说，中专毕业的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土老板。他们有什么？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连普通话都说得憋腔拐调——当然人在屋檐下，不服气也是不行的。但我也压根儿没打算在这里长驻。我可不想如其他人一般，在流水线上浪费青春。
　　我们厂是包食宿的。集体宿舍是一栋三层楼的旧房子。普通员工，如我等都住在一楼的大通间。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就住在三楼，两个人一个小宿舍。人生不平等，由此可见一斑。二楼大厅摆着一个大彩电，每到夜晚就会放一些粤语长剧，引来很多人围坐着，脖子伸得老长，鸭子一样。我不爱凑那热闹，宁愿缩在被窝里看书——泰戈尔的《飞鸟集》：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在宿舍里，我没有什么朋友。我也很少与他们来往。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打扑克，我看书；他们看电视剧，我看书；他们出去溜冰，我看书；他们成双结队的拍拖，我还是看书。如果实在太闷，就去向文强那里坐坐。向文强是烫金组的组长，在我们老家，他是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之中，混得最好的一个。组长的官职不大，毕竟是管理人员了嘛。我们坐在他的小房间里，听听收音机，买点蒜味花生来，佐以啤酒，天南海北地吹，时间就晃晃悠悠地过去了。
　　
　　现在说说我和阿香的事情。这个来自广西的女孩子与我一个组，我们的工位相对而望，仅仅隔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常常堆满了半成品，如一座山峰把我们隔绝开来。所以我不得不拼命地挥动刷子，让阿香俊秀的脸庞逐渐从山峰后面探出来。阿香比我先来，我一直认为，她守在这家鸟不拉屎的工艺厂，为的就是等待我的出现。对于我的这种说法，阿香一笑置之。我们很快就相爱了，每个晚上都执手走过工业区后面的堤岸，看孤帆远影，看浪涛拍岸，看潮起潮落。我们面对这条通往海边的河流许下很多愿望，但基本上都没实现。
　　那天我在车间流水线上跟几个湖南妹子聊天，把她们逗得乐呵呵的。我喜欢这种和姑娘们打成一片的生活。这时内线电话提示我到副总办公室去，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副总办公室与生产车间只隔了两个办公室，但我还从来没去过。推开门，坐在大班台后的副总冷冰冰地扫我一眼，大热天的，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看见我们的老大、车间主任也在那儿，正襟危坐。老大与我们的关系素来不错，平时里嬉笑怒骂，全无当官的派头，现在他也一本正经，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证明今天没什么好事儿。我心里有些慌起来……
　　副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怎么做事的？
　　工厂新单是一种新设计表盒，但它被我刷成了老样子——后果就是导致整批产品的报废。幸好质检及早的发现了问题，否则这批运往美国的表盒将使东莞这家工艺公司臭名远扬。副总的话还没说完，我的脑门已经渗出冷汗……
　　结果可想而知，我被炒了鱿鱼。我回到车间交接公司的物品，一边等财务室结算我的工资。这时候阿香过来了，她也知道了消息。她按住我收拾东西的手说：先别急，我去副总那儿看看，或许能让他收回成命；但你也别做太大的指望。
　　这份工作我还真舍不得丢呢。月薪八百，在2000年的东莞不能算是高薪，但有一份工作做着，比成天在马路上游荡看公共汽车好啊。
　　半个小时后，阿香带来副总的口谕：让写一封“深刻”的检讨，再扣除本月奖金。我按捺不住欣喜的心情，去抱阿香的小蛮腰。她脸刷的红了，说：讨厌，这么多人……我几乎要感激涕零了。后来我问她为何有这么大的能耐，她以尽量平淡的口气说：副总是她的表哥……
　　夏天到了。
　　七月的东莞，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不是谁家的铁锅烧焦了，而是这个城市被太阳烧焦了。太阳很快就升到城市的上空，那么近，仿佛伸手就能摸到。我们的生产车间没装空调，只有头顶一把风扇呼呼地吹着。吹过来的风也是灼热的，使人更添烦恼的感觉。在车间里坐上一天下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市场边的大排档，喝上一瓶冰镇啤酒。
　　阿香不会喝酒，但她会陪着我和向文强在大排档坐上半个晚上。她津津有味地吸着炒田螺，辣得鼻尖冒汗也不罢休。
　　向文强一本正经地说：阿香，你学会吃辣椒是对的。
　　阿香奇怪地问：为什么？
　　向文强说：这样你才有资格嫁到我们重庆去。
　　阿香这才明白过来，嘟着嘴说：讨厌……谁愿意嫁到那么远！
　　我不说话，面带微笑的听他俩在那儿打趣。此时凉风习习，空气中泛发出一种不可捉摸不可言说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一天的疲倦在这样的时刻轻而易举被一扫而光。阿香轻轻地偎依在我身边，像只听话的兔子——我喜欢这样的时刻。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各样的节点，它们使人生旅途充满了变数，变得跌宕起伏瑰丽奇异。毫无疑问，对于我来说，阿香回家就算一个。春节前几天，大部分工友的都开始忙碌起来，为回家做准备，阿香也要回家了。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是否愿意跟她回广西老家。我想了想，没有答应她。过于年轻的我无法贸然去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那会让我不知所措的，即使有阿香全程相伴。阿香转身的神色有些失望。
　　春节之后，所有的燕子又飞回了南方，阿香没有按时回到工厂。
　　再过一段时间，她还是没回。
　　我心里空荡荡的，打电话向她询问，她也不肯说，或者就干脆不接电话。我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妙，电话线那边的她也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我也爱理不理。在我的追问下，阿香最终吐露了一切，原来她已经定亲了——回家的目的就是定亲的，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定亲的对象是她的表哥，我们工艺厂的副总！
　　阿香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她说：对不起了，真的对不起……
　　我一声没吭，安静地握住公共电话亭那只肮脏的话筒，看着阳光穿过玻璃格子照在我身上。电话亭里闹哄哄的，挤满了打电话的人，如一锅正在翻腾的粥。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又似乎依然糊涂。惟一可以确定的是，阿香再也不会来这个城市了。
　　那个夜晚，我独自来到我们经常喝酒的大排档。依然是熟悉的场景，但物是人非。那一刻我扑到桌子上，痛快淋漓地哭了起来。我不用抬头，就知道周围的人一定在看我，用各种各样的眼神。我不怕，我连女朋友都搞丢了，我还怕什么呢？
　　
　　现在我已经回了家乡重庆，在一家新闻社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夏天的傍晚，当我挎着皮包穿过新闻社前面的娱乐城，听到喝夜啤酒的人发出的喧闹声时，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了遥远的南方，那些热闹的大排档，那些欢快的人群，以及那个孤独的背影。
　　
　　 责 编：宋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