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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档位于集贸市场旁,工业区旁,人烟稠密的城中村附近。多是当街一个门面,挑起一个遮阳棚,棚下摆了几张桌椅,占去大半个人行道。有的大排档直接就把锅灶摆在门口,每当中午和晚上的吃饭时间,炒菜的师傅就在那儿进行“颠锅”表演,只见他上身赤裸,露出两只硕大的乳头,像两只眼睛。两眼微闭,左手端锅,右手执勺,往空中那么一抛,菜肴们如天女散花般,在空中转了一圈,又在众人们的视线里落回锅里,如敛翅的白鸽。
跟大排档的老板一样,来大排档吃饭的顾客多半也是外来打工仔,三到五块钱就可以炒一个热乎乎的快餐。白米饭管够,菜也差不到哪里去,至少青瓜白菜之间,还混了几块薄薄的肉片,适合那些吃腻了工厂饭菜的打工朋友出来换换口味,滋润他们锈迹斑斑的胃。所以大排档的生意一般都还比较可观。
如果碰上出粮的日子,大排档的生意就会格外的好。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也该犒劳一下自己了。打工仔们三五朋友约了出来,奢侈地点上几个菜肴,人手一瓶珠江啤酒,杯子也不要,对着酒瓶吹喇叭。他们坐在街边的遮阳棚下,海阔天空的瞎聊,一边拿眼梭巡马路上来来去去的靓女。夜色四合,华灯盛放,城市的夜晚显得格外的妩媚动人。远处KTV歌厅隐约传来谁的歌声: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
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我的欲望很高我的力量很小
我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
歌是老歌,人是年轻人,但就在那么一刹那,他们不约而同的感到了一丝感伤:有怀念家乡的乡愁,有渴慕爱情的郁结,也许还有一些怀才不遇的感叹……什么时候人的心灵最脆弱?就是在这微醺的异乡之夜。一个人放下酒瓶,转过身去,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最初如鸟啼,继而嚎啕大哭,引来路人侧目。那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的,刚刚与女朋友分手。朋友们自然过来劝慰他,但哪里劝得住。那就任他去吧,不曾痛哭者,不足与道人生——生活就像一只洋葱,你慢慢剥下去,总有一片会让你流泪的。
那个痛哭的小伙子就是我。
我来自山城重庆。不久前,在同乡向文强的介绍下,结束近半年的流浪生活,进到他们的工艺厂,做了一名刷胶水的普工。这是一家小规模的私人工厂,在珠三角的东莞这种工厂比比皆是。托改革开放的福,洗脚上田的本地人一个个做上了老板,颐指气使起来——老实说,中专毕业的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土老板。他们有什么?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连普通话都说得憋腔拐调——当然人在屋檐下,不服气也是不行的。但我也压根儿没打算在这里长驻。我可不想如其他人一般,在流水线上浪费青春。
我们厂是包食宿的。集体宿舍是一栋三层楼的旧房子。普通员工,如我等都住在一楼的大通间。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就住在三楼,两个人一个小宿舍。人生不平等,由此可见一斑。二楼大厅摆着一个大彩电,每到夜晚就会放一些粤语长剧,引来很多人围坐着,脖子伸得老长,鸭子一样。我不爱凑那热闹,宁愿缩在被窝里看书——泰戈尔的《飞鸟集》: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在宿舍里,我没有什么朋友。我也很少与他们来往。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打扑克,我看书;他们看电视剧,我看书;他们出去溜冰,我看书;他们成双结队的拍拖,我还是看书。如果实在太闷,就去向文强那里坐坐。向文强是烫金组的组长,在我们老家,他是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之中,混得最好的一个。组长的官职不大,毕竟是管理人员了嘛。我们坐在他的小房间里,听听收音机,买点蒜味花生来,佐以啤酒,天南海北地吹,时间就晃晃悠悠地过去了。
现在说说我和阿香的事情。这个来自广西的女孩子与我一个组,我们的工位相对而望,仅仅隔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常常堆满了半成品,如一座山峰把我们隔绝开来。所以我不得不拼命地挥动刷子,让阿香俊秀的脸庞逐渐从山峰后面探出来。阿香比我先来,我一直认为,她守在这家鸟不拉屎的工艺厂,为的就是等待我的出现。对于我的这种说法,阿香一笑置之。我们很快就相爱了,每个晚上都执手走过工业区后面的堤岸,看孤帆远影,看浪涛拍岸,看潮起潮落。我们面对这条通往海边的河流许下很多愿望,但基本上都没实现。
那天我在车间流水线上跟几个湖南妹子聊天,把她们逗得乐呵呵的。我喜欢这种和姑娘们打成一片的生活。这时内线电话提示我到副总办公室去,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副总办公室与生产车间只隔了两个办公室,但我还从来没去过。推开门,坐在大班台后的副总冷冰冰地扫我一眼,大热天的,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看见我们的老大、车间主任也在那儿,正襟危坐。老大与我们的关系素来不错,平时里嬉笑怒骂,全无当官的派头,现在他也一本正经,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证明今天没什么好事儿。我心里有些慌起来……
副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怎么做事的?
工厂新单是一种新设计表盒,但它被我刷成了老样子——后果就是导致整批产品的报废。幸好质检及早的发现了问题,否则这批运往美国的表盒将使东莞这家工艺公司臭名远扬。副总的话还没说完,我的脑门已经渗出冷汗……
结果可想而知,我被炒了鱿鱼。我回到车间交接公司的物品,一边等财务室结算我的工资。这时候阿香过来了,她也知道了消息。她按住我收拾东西的手说:先别急,我去副总那儿看看,或许能让他收回成命;但你也别做太大的指望。
这份工作我还真舍不得丢呢。月薪八百,在2000年的东莞不能算是高薪,但有一份工作做着,比成天在马路上游荡看公共汽车好啊。
半个小时后,阿香带来副总的口谕:让写一封“深刻”的检讨,再扣除本月奖金。我按捺不住欣喜的心情,去抱阿香的小蛮腰。她脸刷的红了,说:讨厌,这么多人……我几乎要感激涕零了。后来我问她为何有这么大的能耐,她以尽量平淡的口气说:副总是她的表哥……
夏天到了。
七月的东莞,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不是谁家的铁锅烧焦了,而是这个城市被太阳烧焦了。太阳很快就升到城市的上空,那么近,仿佛伸手就能摸到。我们的生产车间没装空调,只有头顶一把风扇呼呼地吹着。吹过来的风也是灼热的,使人更添烦恼的感觉。在车间里坐上一天下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市场边的大排档,喝上一瓶冰镇啤酒。
阿香不会喝酒,但她会陪着我和向文强在大排档坐上半个晚上。她津津有味地吸着炒田螺,辣得鼻尖冒汗也不罢休。
向文强一本正经地说:阿香,你学会吃辣椒是对的。
阿香奇怪地问:为什么?
向文强说:这样你才有资格嫁到我们重庆去。
阿香这才明白过来,嘟着嘴说:讨厌……谁愿意嫁到那么远!
我不说话,面带微笑的听他俩在那儿打趣。此时凉风习习,空气中泛发出一种不可捉摸不可言说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一天的疲倦在这样的时刻轻而易举被一扫而光。阿香轻轻地偎依在我身边,像只听话的兔子——我喜欢这样的时刻。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各样的节点,它们使人生旅途充满了变数,变得跌宕起伏瑰丽奇异。毫无疑问,对于我来说,阿香回家就算一个。春节前几天,大部分工友的都开始忙碌起来,为回家做准备,阿香也要回家了。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是否愿意跟她回广西老家。我想了想,没有答应她。过于年轻的我无法贸然去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那会让我不知所措的,即使有阿香全程相伴。阿香转身的神色有些失望。
春节之后,所有的燕子又飞回了南方,阿香没有按时回到工厂。
再过一段时间,她还是没回。
我心里空荡荡的,打电话向她询问,她也不肯说,或者就干脆不接电话。我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妙,电话线那边的她也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我也爱理不理。在我的追问下,阿香最终吐露了一切,原来她已经定亲了——回家的目的就是定亲的,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定亲的对象是她的表哥,我们工艺厂的副总!
阿香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她说:对不起了,真的对不起……
我一声没吭,安静地握住公共电话亭那只肮脏的话筒,看着阳光穿过玻璃格子照在我身上。电话亭里闹哄哄的,挤满了打电话的人,如一锅正在翻腾的粥。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又似乎依然糊涂。惟一可以确定的是,阿香再也不会来这个城市了。
那个夜晚,我独自来到我们经常喝酒的大排档。依然是熟悉的场景,但物是人非。那一刻我扑到桌子上,痛快淋漓地哭了起来。我不用抬头,就知道周围的人一定在看我,用各种各样的眼神。我不怕,我连女朋友都搞丢了,我还怕什么呢?
现在我已经回了家乡重庆,在一家新闻社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夏天的傍晚,当我挎着皮包穿过新闻社前面的娱乐城,听到喝夜啤酒的人发出的喧闹声时,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了遥远的南方,那些热闹的大排档,那些欢快的人群,以及那个孤独的背影。
责 编:宋世安
跟大排档的老板一样,来大排档吃饭的顾客多半也是外来打工仔,三到五块钱就可以炒一个热乎乎的快餐。白米饭管够,菜也差不到哪里去,至少青瓜白菜之间,还混了几块薄薄的肉片,适合那些吃腻了工厂饭菜的打工朋友出来换换口味,滋润他们锈迹斑斑的胃。所以大排档的生意一般都还比较可观。
如果碰上出粮的日子,大排档的生意就会格外的好。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也该犒劳一下自己了。打工仔们三五朋友约了出来,奢侈地点上几个菜肴,人手一瓶珠江啤酒,杯子也不要,对着酒瓶吹喇叭。他们坐在街边的遮阳棚下,海阔天空的瞎聊,一边拿眼梭巡马路上来来去去的靓女。夜色四合,华灯盛放,城市的夜晚显得格外的妩媚动人。远处KTV歌厅隐约传来谁的歌声: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
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我的欲望很高我的力量很小
我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
歌是老歌,人是年轻人,但就在那么一刹那,他们不约而同的感到了一丝感伤:有怀念家乡的乡愁,有渴慕爱情的郁结,也许还有一些怀才不遇的感叹……什么时候人的心灵最脆弱?就是在这微醺的异乡之夜。一个人放下酒瓶,转过身去,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最初如鸟啼,继而嚎啕大哭,引来路人侧目。那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的,刚刚与女朋友分手。朋友们自然过来劝慰他,但哪里劝得住。那就任他去吧,不曾痛哭者,不足与道人生——生活就像一只洋葱,你慢慢剥下去,总有一片会让你流泪的。
那个痛哭的小伙子就是我。
我来自山城重庆。不久前,在同乡向文强的介绍下,结束近半年的流浪生活,进到他们的工艺厂,做了一名刷胶水的普工。这是一家小规模的私人工厂,在珠三角的东莞这种工厂比比皆是。托改革开放的福,洗脚上田的本地人一个个做上了老板,颐指气使起来——老实说,中专毕业的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土老板。他们有什么?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连普通话都说得憋腔拐调——当然人在屋檐下,不服气也是不行的。但我也压根儿没打算在这里长驻。我可不想如其他人一般,在流水线上浪费青春。
我们厂是包食宿的。集体宿舍是一栋三层楼的旧房子。普通员工,如我等都住在一楼的大通间。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就住在三楼,两个人一个小宿舍。人生不平等,由此可见一斑。二楼大厅摆着一个大彩电,每到夜晚就会放一些粤语长剧,引来很多人围坐着,脖子伸得老长,鸭子一样。我不爱凑那热闹,宁愿缩在被窝里看书——泰戈尔的《飞鸟集》: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在宿舍里,我没有什么朋友。我也很少与他们来往。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打扑克,我看书;他们看电视剧,我看书;他们出去溜冰,我看书;他们成双结队的拍拖,我还是看书。如果实在太闷,就去向文强那里坐坐。向文强是烫金组的组长,在我们老家,他是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之中,混得最好的一个。组长的官职不大,毕竟是管理人员了嘛。我们坐在他的小房间里,听听收音机,买点蒜味花生来,佐以啤酒,天南海北地吹,时间就晃晃悠悠地过去了。
现在说说我和阿香的事情。这个来自广西的女孩子与我一个组,我们的工位相对而望,仅仅隔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常常堆满了半成品,如一座山峰把我们隔绝开来。所以我不得不拼命地挥动刷子,让阿香俊秀的脸庞逐渐从山峰后面探出来。阿香比我先来,我一直认为,她守在这家鸟不拉屎的工艺厂,为的就是等待我的出现。对于我的这种说法,阿香一笑置之。我们很快就相爱了,每个晚上都执手走过工业区后面的堤岸,看孤帆远影,看浪涛拍岸,看潮起潮落。我们面对这条通往海边的河流许下很多愿望,但基本上都没实现。
那天我在车间流水线上跟几个湖南妹子聊天,把她们逗得乐呵呵的。我喜欢这种和姑娘们打成一片的生活。这时内线电话提示我到副总办公室去,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副总办公室与生产车间只隔了两个办公室,但我还从来没去过。推开门,坐在大班台后的副总冷冰冰地扫我一眼,大热天的,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看见我们的老大、车间主任也在那儿,正襟危坐。老大与我们的关系素来不错,平时里嬉笑怒骂,全无当官的派头,现在他也一本正经,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证明今天没什么好事儿。我心里有些慌起来……
副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怎么做事的?
工厂新单是一种新设计表盒,但它被我刷成了老样子——后果就是导致整批产品的报废。幸好质检及早的发现了问题,否则这批运往美国的表盒将使东莞这家工艺公司臭名远扬。副总的话还没说完,我的脑门已经渗出冷汗……
结果可想而知,我被炒了鱿鱼。我回到车间交接公司的物品,一边等财务室结算我的工资。这时候阿香过来了,她也知道了消息。她按住我收拾东西的手说:先别急,我去副总那儿看看,或许能让他收回成命;但你也别做太大的指望。
这份工作我还真舍不得丢呢。月薪八百,在2000年的东莞不能算是高薪,但有一份工作做着,比成天在马路上游荡看公共汽车好啊。
半个小时后,阿香带来副总的口谕:让写一封“深刻”的检讨,再扣除本月奖金。我按捺不住欣喜的心情,去抱阿香的小蛮腰。她脸刷的红了,说:讨厌,这么多人……我几乎要感激涕零了。后来我问她为何有这么大的能耐,她以尽量平淡的口气说:副总是她的表哥……
夏天到了。
七月的东莞,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不是谁家的铁锅烧焦了,而是这个城市被太阳烧焦了。太阳很快就升到城市的上空,那么近,仿佛伸手就能摸到。我们的生产车间没装空调,只有头顶一把风扇呼呼地吹着。吹过来的风也是灼热的,使人更添烦恼的感觉。在车间里坐上一天下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市场边的大排档,喝上一瓶冰镇啤酒。
阿香不会喝酒,但她会陪着我和向文强在大排档坐上半个晚上。她津津有味地吸着炒田螺,辣得鼻尖冒汗也不罢休。
向文强一本正经地说:阿香,你学会吃辣椒是对的。
阿香奇怪地问:为什么?
向文强说:这样你才有资格嫁到我们重庆去。
阿香这才明白过来,嘟着嘴说:讨厌……谁愿意嫁到那么远!
我不说话,面带微笑的听他俩在那儿打趣。此时凉风习习,空气中泛发出一种不可捉摸不可言说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一天的疲倦在这样的时刻轻而易举被一扫而光。阿香轻轻地偎依在我身边,像只听话的兔子——我喜欢这样的时刻。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各样的节点,它们使人生旅途充满了变数,变得跌宕起伏瑰丽奇异。毫无疑问,对于我来说,阿香回家就算一个。春节前几天,大部分工友的都开始忙碌起来,为回家做准备,阿香也要回家了。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是否愿意跟她回广西老家。我想了想,没有答应她。过于年轻的我无法贸然去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那会让我不知所措的,即使有阿香全程相伴。阿香转身的神色有些失望。
春节之后,所有的燕子又飞回了南方,阿香没有按时回到工厂。
再过一段时间,她还是没回。
我心里空荡荡的,打电话向她询问,她也不肯说,或者就干脆不接电话。我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妙,电话线那边的她也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我也爱理不理。在我的追问下,阿香最终吐露了一切,原来她已经定亲了——回家的目的就是定亲的,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定亲的对象是她的表哥,我们工艺厂的副总!
阿香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她说:对不起了,真的对不起……
我一声没吭,安静地握住公共电话亭那只肮脏的话筒,看着阳光穿过玻璃格子照在我身上。电话亭里闹哄哄的,挤满了打电话的人,如一锅正在翻腾的粥。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又似乎依然糊涂。惟一可以确定的是,阿香再也不会来这个城市了。
那个夜晚,我独自来到我们经常喝酒的大排档。依然是熟悉的场景,但物是人非。那一刻我扑到桌子上,痛快淋漓地哭了起来。我不用抬头,就知道周围的人一定在看我,用各种各样的眼神。我不怕,我连女朋友都搞丢了,我还怕什么呢?
现在我已经回了家乡重庆,在一家新闻社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夏天的傍晚,当我挎着皮包穿过新闻社前面的娱乐城,听到喝夜啤酒的人发出的喧闹声时,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了遥远的南方,那些热闹的大排档,那些欢快的人群,以及那个孤独的背影。
责 编:宋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