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产生过许多对自己的信念有着宗教般的忠诚与坚守的理想主义者，如十二月党人、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人，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群试图将俄罗斯建成“健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改革家。
　　《世纪大拍卖》的作者，是长期驻在莫斯科的加拿大籍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他以同情的笔调，记录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群抱负非凡的青年经济学家，他们企图按照自己设计好的蓝图改造俄罗斯，最后在垄断俄罗斯经济的寡头们面前，在政客和商人联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折戟沉沙。
　　“休克疗法”宣告失败，他们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似乎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富强和新秩序，反而是混乱和贫富悬殊。这些青年改革者的名字：丘拜斯、盖达尔、基里延科、科赫等等，
　　也就像彗星一样，闪亮而迅速地划过俄罗斯天空。
　　是这些青年改革者志大才疏吗?弗里兰在书中写道：“盖达尔以其惊人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深入浅出的解说才能，把复杂的经济问题解释得让叶利钦也能听懂，而被广泛认为是同时代中最聪明的俄罗斯人之一。他们也不缺乏有才能的组织者：丘拜斯早已因其高超的管理能力而著称，这在后来发展成一种几近天才的本领。”
　　那么，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不适应或者不愿意拥抱自由经济?恰恰相反，当盖达尔看到叶利钦签署开放零售贸易令后第二天，无数莫斯科市民便走上街头充当小商小贩，，他对此评价说：“如果我以前对70年的传统统治之后的俄罗斯人民，是否还具备企业家精神有过任何怀疑，从那一天起，那些怀疑消失了。”
　　那究竟因为什么，使这些既有才能又有民族责任感的青年改革家们失败的呢?是苏联70年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尽管1991年苏维埃制度的维护者失败后，苏联帝国很快如雪崩一样瓦解了，但帝国的遗产不可能短时间消失，特别是占领各个要津的官僚层，他们仍然在维持易旗后的俄罗斯的运转。
　　1992年捷克的财政部长、成功市场改革者瓦克拉夫·克劳斯警告盖达尔说：“如果你们不能创造一种支持市场改革的政治基础，那么你们永远会像人质一样，受制于那些邀请你们进入政府的势力，以及他们那些无法预料的政治阴谋。”
　　庞大而又坚硬如岩石般的官僚层，曾经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本能地留恋旧的乐园，而对自由经济的改革有抵触，可当他们很快发现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化公为私，很快能改头换面变成资本家，继续垄断大部分资源时，他们很快便拥抱了这种资本主义，这便是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些青年改革派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在没有整合那些能够成为改革的基础的政治力量，没能在民间培育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文化土壤时，便仓促上阵，如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那样，自顾忘我地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
　　他们惟一仰仗的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支持，而叶利钦作为埋葬旧体制的政治强人，本身在思维方式、气质禀赋等方面都带有旧体制的痕迹。他开始大力使用这些年轻人，是因为他想请一帮熟悉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专家，来帮助他带领俄罗斯艰难转轨。他容忍这些青年改革家的底线是不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当久加诺夫(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利用普通百姓对生活质量的下降、官僚层腐败现象的不满，向叶利钦的权威提出挑战时，叶利钦这位政坛博弈高手为了连任总统，最佳选择便是和新兴的权贵资本家结盟。而青年改革家们则面临着自动出局，或是低下头颅被权贵们招安的两难选择。
　　改革者们最大的悲剧不是因失败而退回书斋，而是在权力场上浮沉造成了他们不甘心谢幕的惯性，最后和权贵资本家进行了一笔灵魂交易，实施了“贷换股”计划。
　　正如作者所说：“贷换股交易是一种粗糙的财产与政治庇护之间的交换。一群商人，即寡头，获得了俄罗斯那些最有价值的企业，而作为交换，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给了克里姆林宫。”这种世纪大拍卖成了寡头们分配战利品的狂欢节，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