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上午，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拜访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这次私人会谈在保禄六世大厅的书房举行，历时50多分钟，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气氛亲切。这是83岁的劳尔和78岁的教皇首次会面。劳尔感谢教皇为改善古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并表达了古巴人民期盼教皇到访的心愿。
　　劳尔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教宗的智慧和谦逊使我深受感动。我阅读他的每篇讲话。若教宗如此继续下去，我这个共产党员也将会回归天主教会，重新开始祈祷。” 为明确态度，他甚至补充说，“这并非戏言。”
　　劳尔和方济各的会见，一时间成立各国媒体的关注热点，有报道直接以“劳尔·卡斯特罗将重新皈依天主教”为题，而卡斯特罗兄弟的宗教观也引发了外界的兴趣。

“基督教和古巴革命目标相互兼容”

　　执政将近50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过自己的宗教观。他一再表明，基督教和古巴革命目标相互兼容。
　　由于母亲的影响以及在教会寄宿学校受教育多年的经历，菲德尔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义有深刻的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契合点。他认为，基督教义的精神实质与社会主义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奋斗;耶稣基督是个伟大的革命者，为反对不公正和压迫而献身;《圣经》中对教徒规定的戒律同共产党对革命者的要求非常相似：教会提倡牺牲自我、节俭、谦逊和友爱的精神，以及反对腐败、偷窃、淫乱和作伪证等邪恶行为，正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品质要求。
　　菲德尔表示，如果不是从宗教角度而是从社会视角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卡斯特罗兄弟出生在古巴原奥连特省中北部一个叫比兰的偏僻庄园。父亲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白手起家，凭借勤劳和精明的投资逐渐积累了财富;母亲是古巴人，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天主教耶稣会农民家庭，是非常虔诚的教徒。
　　菲德尔和劳尔幼时都在教堂接受了洗礼，从小在天主教会学校学习。菲德尔回忆起他在拉萨列小学的日子，“学校一年级就系统讲授教义问答手册和宗教知识，《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基础” “宗教教育、教义问答、做弥撒和其他宗教活动，在日常中很平常，就像上课与课程表一样”“第一阶段，我学《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就像学习古巴历史一样”。后来，菲德尔先后在更严厉、宗教使命感更强的多罗雷斯耶稣会学校和古巴最好的耶稣会中学——哈瓦那的贝伦中学求学。他曾经多次提到在耶稣会学校寄宿的经历：每天必须做弥撒，学校更像个修道院。
　　然而，教会学校多年的宗教浸润似乎并没有使青年时代的菲德尔树立宗教信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古巴雄狮卡斯特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载了菲德尔1985年在与巴西天主教多明我会（又译为“道明会”）的神父弗雷·贝托的一段访谈。菲德尔在访谈中表示，“不可能通过呆板的、教条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来对我灌输某种信仰，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向我灌输那种信仰是做不到的。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念，在学校他们无法对我灌输那种价值观。”
　　但即便如此，家庭的影响和宗教的浸润还是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烙印。他能够尊重宗教作为古巴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这也成为古巴革命政权和罗马天主教教庭能够最终摈弃旧怨、实现和解的重要因素之一。菲德尔回忆说，“在漫长的斗争年代，非常危险，我母亲和外婆为祈祷我们的生命安全而许下了很多愿，我们之所以能在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后活下来，无疑是由于她们有着双倍信仰？？？？虽然我的世界观和她们不一样，但我从没有和她们争论过这些问题，因为我看到了她们的宗教感情和她们的信仰带给她们坚强、勇气和安慰。”

与梵蒂冈关系一波三折

　　天主教是传入古巴时间最早、势力最强的宗教。古巴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建立于1935年。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虽然双方关系出现波折，但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最初，由于深谙宗教在民众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遵循尊重宗教信仰的原则，对各宗教都持友好态度。然而此时古巴天主教会发布了一份题为《面对枪杀》的通报，反对革命政权。随着古巴革命政府颁布包括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天主教会同革命政权的冲突日益公开化。

　　1959年11月，古巴天主教大会在哈瓦那召开，抗议革命的激进化。1960年，一些天主教头面人物发表文章或者发布致教友公开信，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政策。1960年年底，天主教会向教友散发了由全体主教签名的秘密信，谴责“卡斯特罗实行共产主义”，从而使整个教会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1961年9月，教会组织的一次宗教仪式发展成为一起反政府示威游行。此后，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措施，对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实行国有化，驱逐约130多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天主教教士，此后大批教士和修女移居海外。古巴政府的举动引发了罗马教廷的严重不满。1962年梵蒂冈撤回驻古巴大使，降低了对古巴的外交规格。不过古巴政府并没有采取对等行动，古巴大使仍然留在梵蒂冈，这种不对等状况持续了13年。
　　梵蒂冈撤回大使后，将原来的使馆一秘萨奇提升为临时代办。以萨奇为首的古巴天主教会对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开始重新定位教会在新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拉美一些进步的天主教神学人士推动了“解放神学”运动。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古巴天主教会于1969年4月发表一份牧函，表示拥护政府并强烈谴责美国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同年9月，教会在另一封牧函中要求教徒“必须怀着尊重和基督之爱区接近无神论者”。 　　古巴天主教会态度的积极变化得到了政府的及时响应。政府放松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允许在一份官方出版物上刊登礼拜日的宗教活动情况，并对需要维修的教堂提供帮助。此后多年里，菲德尔利用各种与拉丁美洲宗教界人士见面的机会，阐述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他多次重申，仅仅相互尊重是不够的，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国家和教会之间应当建立“战略性联盟”。特别是1985年他与著名的巴西天主教多明我会神父弗雷·贝托进行了长达23个小时的谈话，全面、深入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谈话经贝托整理后出版，在整个拉美宗教界引起强烈反响。

脱去戎装迎教皇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加紧经济封锁，古巴陷入严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1991年10月召开的古共“四大”修改了党章，允许教徒加入共产党。菲德尔开始把古巴称作一个“世俗”的国家，而不再是“无神论”国家。
　　古巴与罗马教庭的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996年，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应邀访问梵蒂冈，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晤。1998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应邀访问古巴。此前他曾14次访问拉美，足迹遍及拉美各国，却从未访问过古巴。菲德尔脱去一贯的戎装，身着深蓝色西装和其他古巴领导人到机场迎送。从机场到下榻宾馆长达25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挥舞着梵蒂冈和古巴国旗的欢迎群众。教皇在四个城市做了露天弥撒，电视台向全世界现场直播。最后一次弥撒在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举行，广场上人山人海，四周建筑物上原有的革命口号换成了欢迎教皇访古的口号，悬挂着耶稣的巨幅肖像。在访问中，菲德尔数次与教皇肩并肩出现，并参加了最后一次弥撒。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访问中批评了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从国外强加的限制性经济措施是不公正的，在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愿古巴尽其最大的可能向世界开放，愿世界向古巴开放”;同时也要求古巴实现更大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并向古巴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名单。
　　教皇访古前后，古巴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宗教的限制，大大改善了政府和教会的关系。1997年古巴政府恢复了自1969年取消的圣诞节，并于1998年起将其定为法定节日。古巴政府还先后释放了300多名犯人。
　　约翰·保罗二世的访问成为古巴向外界展示自我的绝好机会，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当月月底，危地马拉宣布与古巴复交;两个多月后，多米尼加也与古巴复交;3月美国宣布放松封锁的四项措施，包括允许向古巴出售食品和药品;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七年来首次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反古提案，同月加拿大总理访问古巴，成为20多年来访古的首位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反对美国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的提案，赞成票之多前所未有;11月拉美一体化协会决定吸收古巴为正式会员。
　　时隔十四年后，2012年3月，另一位教皇——本笃十六世对这个加勒比岛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迎候在机场的是劳尔·卡斯特罗。四年前他从兄长菲德尔的手中接过权力，在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和天主教会的关系，就释放政治犯和异见人士问题上与教会进行对话。教皇造访期间数次提到为双方关系的改善感到高兴，但同时敦促古巴建立更开放的社会。此次访问后不久，古巴宣布将圣周五定为法定节日。
　　2015年9月方济各将成为第三位造访古巴的教皇。在访问完古巴后，他将对美国进行访问。他的美国之行将包括与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见面。分析认为，教皇的访问将会促进古美关系早日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