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江平教授被我国权威研究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之一。他在沉浮枯荣之中，以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的热度，执着地坚持，主导起草了《民法通则》、《公司法》，尤其是《物权法》，创新社会自治，使权力纳入法纪，为中国法学赢得尊严。
　　命运多舛的年轻时代
　　江平1930年生，浙江宁波人，1948年～1949年燕京大学新闻系还未毕业，就投身革命，1951年～1956年被选送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留学。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还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1956年江平以优异的成绩提前一年从莫斯科大学法学系毕业，回国后分配到北京政法大学，即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谁也没想到，意气风发的江平一回国，就在“反右”运动中遭到劫难。
　　从莫斯科大学回国任教的江平，响应“大鸣大放”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联名20多位年轻教师写意见书，没料到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戴上“右派”帽子让时年27岁的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定情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离婚；在北京西山劳动改造期间，一次抬钢管过铁路时，因极度劳累，被火车卷到车下，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在延庆劳动改造的江平单身残腿，还要养活儿子，生活及其艰难，长城外寒风刺骨，又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的大衣给儿子改棉袄，为了儿子，他还向女同事学织毛衣。
　　接二连三的灾难并未压垮江平，他秉持乐观主义精神，直面人生的种种不平。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平终于回到阔别了22年的讲台。
　　为中国的法治呐喊
　　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尊称法学教授江平为“中国梦的践行者”。评价是：江平以其学术贡献和不懈的努力，参与宪法的修订，参与民法、行政法的起草，成为法制中国的重要建设者，为“中国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法律基石。
　　江平教授回归法学领域，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他为了弥补失去的22年宝贵时光奋起直追，对政府与社会、公法与私法、社会权利等理论进行不断探究，并热切关注转型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呐喊为天职，为民权呐喊，为私权呐喊。
　　2003年3月20日，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市收容所离奇死亡，4月25日《南方周末》率先发布《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时成为最牵动人心的公共事件。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北大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以三博士上书为标志，中国法律人以一种公开而张扬的姿态介入孙志刚事件，踏上维权的道路。5月21日，江平与秦辉、何光沪、沈岿等八位学者一道研讨收容遣送制度。在这次研讨会上，江平公开表达对“三博士上书”的支持，认为他们合法地运用法律武器，不是谋自己的利益而是捍卫整个国家法律的尊严。
　　6月8日，国务院办公会议最终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1982年5月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公民的合法权利不仅得到保障，老百姓也活得更有尊严。
　　2006年6月24日，《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提交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对外公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有如下两条引起公众普遍的担忧：第四十五条“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社会安全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第五十七条第五款“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以突发事件为由加强媒体管制的做法，江平抑制不住内心的焦灼，应《新快报》之约，写下时评《突发事件新闻管制严重违宪》，指出：“这样的条款是严重违宪的，人大应该发挥立法机关的作用，予以删除。立法者责任重大，应该慎之又慎。”
　　一年后，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之前的第二次审议，江平借着评论凤凰大桥垮塌，记者在凤凰县采访被殴打事件的契机，撰写《维护新闻自由，首在保护记者权利》一文，揭露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掩盖腐败行为而封锁消息，限制新闻采访，甚至对记者实施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处理这一错误行为，呼吁彻底披露信息，坦诚面对社会舆论。
　　2007年8月20日，全国人大第二十九次会议三审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采纳江平等人建议，删除相关可能限制新闻自由的条款，将第54条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2008年，江平的《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一书出版，他认为在他力所能及的时间、范围和影响力上，他的社会使命是为中国的法治而呐喊。这一系列的呐喊持续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足迹遍布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台湾），以呼吁法学界与经济学界联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完善，推动保护私有财产入宪，捍卫新闻自由等诸多事件为契机，江平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被誉为“中国法学的良心”。
　　追求“法治天下”
　　江平教授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法制建设既有欣喜又有遗憾。他说：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的立法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在推动中国法治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世界各国也都承认中国的立法工作是发展相当迅速的。改革开放前我们数不出几个法律，现在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可以说，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有法律。“文革”时期是无法无天。应该说我们比起过去那个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江平认为论改革开放30年及今后中国法治建设应当有四条主线。第一条法治主线是人治和法治。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由个人来决定，而应该由制度来决定，这个制度就是法律。邓小平同志说过，党和政府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动。这句话的根本含义是制度和人的关系，制度应当高于人。
　　第二条法治主线是国家和社会。现在政府的管制、干预还是太多，要给予市场、企业、社会、公民更多的权利，把国家的功能改变成社会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将来改革的方向。
　　第三条法治主线是公权和私权。公权和私权的冲突任何社会都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要有限制、制约公权力的机制。
　　第四条法治主线是从法制到法治。法制和法治的不同在于，法制是制度，法治是理念，法治作为理念很重要的内容是保障人权，给予人更多的自由，建立民主政治，除了经济制度的改革，还要有政治制度的改革，使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不断完善。
　　江平还强调官员财产公开要有法律依据。我国是官员财产没有公开的少数国家之一。首先要制定法律，没有法律不能要求人家必须公开自己的财产，因为财产私权是神圣的，个人有保密的权利。只有法律规定官员必须向社会公开，官员才有义务公开自己的财产。当然法律还要规定官员配偶的财产应該怎样定性，怎么防止官员的财产转移到配偶、子女甚至亲友手中。仅仅让官员公布财产可能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对于习近平同志近期所说的“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牢笼里”这句话，江平教授作了这样的解读：“我觉得这句话是震撼人心的，对享有公权的人是一个重大提醒。不仅指出公权不能谋私，而且不能有任何滥用，不能任意侵犯私权。从发展趋势来看，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中，私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上升”。
　　江平教授一生追求的是在中国以法律治天下。他题写的“法治天下”四个大字现在已经刻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巨大石碑上。他既不谀上、也不媚下，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为法治中国而呐喊的执着，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法学界。他是中国法治的参与者和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