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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抗清
海南南部古称崖州，历史上战乱不少，但是作为州治的崖城即今三亚市崖州区古城，通常还相对太平。自南宋筑城以来，有正面记载的规模性城头战事，只有明末与清初两次。
清初崖城之战，是琼南人民抗清核心战事之一。这是管状火炮在崖城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实战亮相，也可能是皇朝时代的琼南甚至整个海南，唯一的炮战具体记载。抗清义军陈武与清军蔡茂芳部，两支强大武装喋血宁远河畔，冷热兵器在城头轰鸣交织，足称经典。
当代军事史学界认为，中国的城防工事理念从清初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城池在火炮威力下不再坚不可摧。崖城之战虽然未出动典型的“红衣大炮”，仅是较轻捷的“佛郎机炮”，但借助于制高点炮位，也准确印证了这个结论。
这次崖城攻防战的背景，是琼南汉黎各族群众的大规模抗清起义。
仅仅十年前的崇祯十四年（1641），崖城在著名清官翟罕手里才大修城垣，將城墙加高三尺，总高超过了7米。这座高大结实的崭新城防，本是陈武大可依恃的，但是他却败退了。而陈武之前半个世纪的崖州州官邬若虚，面对大批造反黎众持续五六十天的汹涌围攻，却能成功拼死稳守矮旧城池。
两场城头攻防战，结果迥异，原因除了斗志，攻方是否拥有强大火力，无疑是关键。崖城炮战充分说明，城池在制高点火炮威胁下，很难固守。
这个制高点，清军是如何得到的呢？
视线转向城防死穴——文庙尊经阁。
尊经阁之痛
满洲人自1630年代起制造火器，一度造出具有先进水平的加农炮，入关后又大量缴自明军。火炮在明军抗清之战中似乎不大济事，在清军手里却成为利器，炮兵自此进入清军建制，并被视为神物。
清前期以铜炮为多，重量自数百斤至数千斤不等，有炮身轻短、射速较快的“佛郎机炮”，也有炮身重长、侵彻力较大、“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的“红衣大炮”。
蔡军所使，大概只是千斤以下的轻型炮，否则是很难搬到尊经阁楼上，向城内直瞄射击的。看其战果，也以杀伤人员为主，并未提及直接轰毁城垣。
当时崖州治的文庙尊经阁，在哪里？《光绪崖州志·卷五》载：
文昌庙，原在城外西南隅。康熙五十四年，改建于城外东南隅……乾隆二十一年，知州宋锦改为珠崖书院。
嘉庆以后，这个“城外西南隅文昌庙前”地块继续是学田，租给一个叫谭国斌的人种菜，直至晚清，依然在案（《光绪崖州志·卷十》）。
可见，清初文庙承袭晚明，在城外西南隅，考其位置，当在老崖城圈西南角、今日225国道小拐角北侧。根据1974年航拍地图，这里城墙外“西南隅”确有一个地势较高的地块，虽然不大，却也与“城外东南隅”后来的珠崖书院（今崖城中学）地块刚好对应，像螃蟹壳的两只眼睛，一东一西的突露南城垣两角之外。
原来，明末清初城垣外西南隅的文庙修有尊经阁，而且是高楼，登上去即可与城墙平视甚至俯视，所以，清兵可以炮击“城中行者”。
入关初期，满洲战士极为勇悍，骑射俱佳，义军将领以雉堞掩护观察战况，蔡茂芳选良弓手登阁，隔着护城河“射之，应弦倒”，义军却不能以同样效率回敬。 又是炮又是箭，义军受到重大杀伤。射击力这种反差持续数日不能改变，显然成为义军巨大心理威胁。权衡之下，陈武终于选择了弃守。
文庙尊经阁与城墙不足一箭之遥，按城防规范，这里显然是不允许有高大建筑物的。但是城南墙外能够不怕洪水的地块，只有东南隅与西南隅近城墙两处角落。很可能出于风水考虑，为了直面“鳌山”（南山），文庙学宫之类常需建于南部城郭之外。无处可选之下，军政当局只好勉为其难，同意建造。这就是崖城东南、西南历代学宫、文庙存在的原因。
不知是不是吸取了蔡茂芳之役的教训，康熙五十四年文庙搬迁之后，两处都再无楼阁建筑物记载了。
文字狱之疤
崖城战况记载，不但在武的方面，而且在文的方面也反映着一个重大史实。
《乾隆崖州志》的相关段落，对反清武装及其领袖充满污蔑咒骂之词，完全失去方志至少表面上的平和客观，文风之劣，为海南现存方志所罕见，成为一块刺眼的“疤”。到了《光绪崖州志》，这些咒骂之词一概抹去，记叙通畅，又恢复正常的平实中肯笔墨了。上述引文，都来自光绪志。
莫非主纂乾隆志的知州宋锦，特别的浅薄偏激么？非也。宋锦学养没问题，劣文是拜乾隆“文字狱”所赐。
清前期，满洲统治者深惧汉人民族意识，持续百多年大兴文字狱，以乾隆中期登峰造极。时人一句一字之岐义，一旦被搜罗上报就可以满门抄斩，甚至灭族，恐怖惨烈前所未有，读书人人人自危。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志采录琼崖民众武装抗清这样高度敏感的政治题材，怎敢不立场鲜明，连声咒骂？这段文字，语义断失、文意不通等问题不少，这或许就是满人军方原稿，方志编撰班子根本就没人敢校正修改。
清中期以后，时过境迁，民心归顺。于是清廷政策大变。早就有了圣旨，说是这些抗清人物虽然是圣朝的顽民，却也是前明的忠义，应该予以肯定，所有事迹“皆照原官书，不名为贼。且赐美谥，准祀忠义祠”（《光绪崖州志·卷十四》）。没有朝廷这些政策，借《光绪崖州志》的主纂者钟元棣十个胆，他也不敢造次。
所以，乾隆志该段文风之劣，正是反映了当时思想钳制之空前严厉，笔墨环境之空前险恶。如此而已。
但是“贼名”虽去，记载之偏向性已无可挽回。光绪志只能据乾隆志平和修饰，不可能重访两百多年前的目击者，重组战事经过。于是我们看到抗清武装到处杀人放火，掳人逼赎，荼毒城乡；清兵所过，无论胜败却都似秋毫无犯。
诚然，只要排除了符号化解读，凭常识就会明白，彭信古与历史上多数农民起义一样，面临强敌，吃饭没财政、睡觉没后方，不“抢掠”而能生存发展，几乎不可能，大敌当前，更必须搜罗一切资源以应前线。“劫富济贫”是他们能喊出的最高尚口号，实践起来却难免千差万别。有了支配一方的暴力而能始终约束自己和属下，不惜挨饿而“爱民如子”的圣贤英雄，或许也有，不过应该极其珍稀了。
更强大的抗清武装，是郑成功，而且郑氏富可敌国。就这样，清初东南沿海的乱局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地方糜烂，百姓啼饥号寒，辗转沟壑。
方志记载如此之“黑白分明”，主要体现了笔杆子握在谁家手里。清军有否滥杀无辜，有否抢掠奸淫，陈武义军方面的字墨早已无存，清军一面之词已成定局。
无言陈武
但是我们读史，不妨带个问号。比如，陈武既然已经“尽焚厢坊村落，仅据孤城”，为什么还要留下离城不足一箭之遥的文庙尊经阁呢？
陈武不缺军事常识，明代中期西方火炮已经进入中国，他岂会不知。这个城外制高点是城防死穴，断无百密一疏之理，不用他安排，手下就会办，放把火烧掉就是。烧了尊经阁，清军就只能在城下举炮放箭，盲打盲射，杀伤力大打折扣。城上却是居高临下，粮草充足，有井汲水，以逸待劳的战略预期就较能达成。再支持两天，清军即闻琼北警信，必然进退两难，陈武甚至可以趁机追击、有所斩获呢。
这样，战果恐怕就要完全改写了。
看来要留下尊经阁，陈武反而要特别吩咐，说“不能动”。尊经阁既存，文庙亦应整体无恙。
为什么要留？我们只能推测——
明臣陈武，毕竟是读圣贤书长大，对孔夫子和儒家经典深怀敬意，“烧文庙”超越了他良知的底线，他也不愿让全州士子父老心疼；盡管他从城防着眼不无纠结，却无论如何举不起这把火。或者唯有寄望于这些神圣之地理应为非军事区，不信对方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横加兵火吧？
果真如此，则陈武之文明与蔡军之“野蛮”，就对照鲜明了。陈武输在维护文脉，败犹可敬；蔡军则随意渎圣，胜之不武。
一年之后，清廷颇具政治眼光的青年皇帝顺治亲政，很快就下诏高调尊孔，亲拜文庙，奉为重要而稳定的国策，与南明争夺人心。此后的清兵，恐怕就不敢轻易搬炮上尊经阁践踏神圣了。
再不然，就是“尽焚厢坊村落，仅据孤城”的描述，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肆意的“妖魔化宣传”？崖民的死亡过半是否也有清军的账？自然，胜者掌握言说空间是常例。无论如何，乾隆志把战事原文照录还是有功绩的，否则后人就一无所知了。
次年陈武失势，暂时“投顺”清朝，隐伏高州。后来伺机再反，顺治十一年自告奋勇南渡琼崖，只带三十人，却很快集结了彭信古麾下流落民间的大批义军，重开抗清局面，攻克昌化县城。如果陈武行事真像清方记载只知烧杀抢掠，未必能获得民间如此响应。
数月后陈武终于被清军擒杀于昌化，比彭信古等人早死五年。作为前朝孤臣，他也算得上一心报国，义薄云天了。
月城改向
月城又叫瓮城，是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在城门外口加筑小城，高与大城相同或略矮，其形或圆或方，圆者似瓮，称为瓮城，似半月则称月城，方者则称方城。
崖城三座城门，早在明初就都设置了月城。当时的筑城规范，瓮城门几乎都与其内的主城门，在平面上呈90度直角，要么就是瓮城门与主城门平行错置一丈半至两丈。于是所有进出城门的车马人等，都要绕一个或大或小的的弯，有点麻烦。
但这种设置是必须的，是基于防卫考虑。城门向来是城防的薄弱环节，万一敌军突破了瓮城，需改变方向才能攻击主城门，士卒冲锋之势顿减，石砲和攻城锤等大型器械改变方向就更费时，也难以用力。
攻方的迟滞混乱，大有利于守方抓紧分秒展开反击。安徽寿县县城，现存完整的明代城墙城门，就体现了这个结构。而现存儋州中和故城的两座城门，也都各残存着90度直角方城的一个及小半个门洞。
崖城东西门月城，于乾隆初全部改为直通式，体现了城防观念的重大变化。据《乾隆崖州志·卷二》载：
乾隆四年己未，知州张埕详允修城。前州城月门皆南向，是年东西城月门改为东西向。
东西门月城都改为东西向，即全部直通。南门原来就“皆南向”，即直通，因为南门外地形狭窄，紧逼着宁远河北支流，大部队不易由此门发动攻击。
城防硬件的改动，说明清初已经认识到，随着管状火炮威力的进步，传统两门直角配置的城防已无意义，只有妨碍交通，所以必须改动。
这件事情，也折射出清代崖城的海防地位颇高，战术技术上的进步趋势能够及时反映为城防硬件的改造。
海南南部古称崖州，历史上战乱不少，但是作为州治的崖城即今三亚市崖州区古城，通常还相对太平。自南宋筑城以来，有正面记载的规模性城头战事，只有明末与清初两次。
清初崖城之战，是琼南人民抗清核心战事之一。这是管状火炮在崖城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实战亮相，也可能是皇朝时代的琼南甚至整个海南，唯一的炮战具体记载。抗清义军陈武与清军蔡茂芳部，两支强大武装喋血宁远河畔，冷热兵器在城头轰鸣交织，足称经典。
当代军事史学界认为，中国的城防工事理念从清初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城池在火炮威力下不再坚不可摧。崖城之战虽然未出动典型的“红衣大炮”，仅是较轻捷的“佛郎机炮”，但借助于制高点炮位，也准确印证了这个结论。
这次崖城攻防战的背景，是琼南汉黎各族群众的大规模抗清起义。
仅仅十年前的崇祯十四年（1641），崖城在著名清官翟罕手里才大修城垣，將城墙加高三尺，总高超过了7米。这座高大结实的崭新城防，本是陈武大可依恃的，但是他却败退了。而陈武之前半个世纪的崖州州官邬若虚，面对大批造反黎众持续五六十天的汹涌围攻，却能成功拼死稳守矮旧城池。
两场城头攻防战，结果迥异，原因除了斗志，攻方是否拥有强大火力，无疑是关键。崖城炮战充分说明，城池在制高点火炮威胁下，很难固守。
这个制高点，清军是如何得到的呢？
视线转向城防死穴——文庙尊经阁。
尊经阁之痛
满洲人自1630年代起制造火器，一度造出具有先进水平的加农炮，入关后又大量缴自明军。火炮在明军抗清之战中似乎不大济事，在清军手里却成为利器，炮兵自此进入清军建制，并被视为神物。
清前期以铜炮为多，重量自数百斤至数千斤不等，有炮身轻短、射速较快的“佛郎机炮”，也有炮身重长、侵彻力较大、“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的“红衣大炮”。
蔡军所使，大概只是千斤以下的轻型炮，否则是很难搬到尊经阁楼上，向城内直瞄射击的。看其战果，也以杀伤人员为主，并未提及直接轰毁城垣。
当时崖州治的文庙尊经阁，在哪里？《光绪崖州志·卷五》载：
文昌庙，原在城外西南隅。康熙五十四年，改建于城外东南隅……乾隆二十一年，知州宋锦改为珠崖书院。
嘉庆以后，这个“城外西南隅文昌庙前”地块继续是学田，租给一个叫谭国斌的人种菜，直至晚清，依然在案（《光绪崖州志·卷十》）。
可见，清初文庙承袭晚明，在城外西南隅，考其位置，当在老崖城圈西南角、今日225国道小拐角北侧。根据1974年航拍地图，这里城墙外“西南隅”确有一个地势较高的地块，虽然不大，却也与“城外东南隅”后来的珠崖书院（今崖城中学）地块刚好对应，像螃蟹壳的两只眼睛，一东一西的突露南城垣两角之外。
原来，明末清初城垣外西南隅的文庙修有尊经阁，而且是高楼，登上去即可与城墙平视甚至俯视，所以，清兵可以炮击“城中行者”。
入关初期，满洲战士极为勇悍，骑射俱佳，义军将领以雉堞掩护观察战况，蔡茂芳选良弓手登阁，隔着护城河“射之，应弦倒”，义军却不能以同样效率回敬。 又是炮又是箭，义军受到重大杀伤。射击力这种反差持续数日不能改变，显然成为义军巨大心理威胁。权衡之下，陈武终于选择了弃守。
文庙尊经阁与城墙不足一箭之遥，按城防规范，这里显然是不允许有高大建筑物的。但是城南墙外能够不怕洪水的地块，只有东南隅与西南隅近城墙两处角落。很可能出于风水考虑，为了直面“鳌山”（南山），文庙学宫之类常需建于南部城郭之外。无处可选之下，军政当局只好勉为其难，同意建造。这就是崖城东南、西南历代学宫、文庙存在的原因。
不知是不是吸取了蔡茂芳之役的教训，康熙五十四年文庙搬迁之后，两处都再无楼阁建筑物记载了。
文字狱之疤
崖城战况记载，不但在武的方面，而且在文的方面也反映着一个重大史实。
《乾隆崖州志》的相关段落，对反清武装及其领袖充满污蔑咒骂之词，完全失去方志至少表面上的平和客观，文风之劣，为海南现存方志所罕见，成为一块刺眼的“疤”。到了《光绪崖州志》，这些咒骂之词一概抹去，记叙通畅，又恢复正常的平实中肯笔墨了。上述引文，都来自光绪志。
莫非主纂乾隆志的知州宋锦，特别的浅薄偏激么？非也。宋锦学养没问题，劣文是拜乾隆“文字狱”所赐。
清前期，满洲统治者深惧汉人民族意识，持续百多年大兴文字狱，以乾隆中期登峰造极。时人一句一字之岐义，一旦被搜罗上报就可以满门抄斩，甚至灭族，恐怖惨烈前所未有，读书人人人自危。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志采录琼崖民众武装抗清这样高度敏感的政治题材，怎敢不立场鲜明，连声咒骂？这段文字，语义断失、文意不通等问题不少，这或许就是满人军方原稿，方志编撰班子根本就没人敢校正修改。
清中期以后，时过境迁，民心归顺。于是清廷政策大变。早就有了圣旨，说是这些抗清人物虽然是圣朝的顽民，却也是前明的忠义，应该予以肯定，所有事迹“皆照原官书，不名为贼。且赐美谥，准祀忠义祠”（《光绪崖州志·卷十四》）。没有朝廷这些政策，借《光绪崖州志》的主纂者钟元棣十个胆，他也不敢造次。
所以，乾隆志该段文风之劣，正是反映了当时思想钳制之空前严厉，笔墨环境之空前险恶。如此而已。
但是“贼名”虽去，记载之偏向性已无可挽回。光绪志只能据乾隆志平和修饰，不可能重访两百多年前的目击者，重组战事经过。于是我们看到抗清武装到处杀人放火，掳人逼赎，荼毒城乡；清兵所过，无论胜败却都似秋毫无犯。
诚然，只要排除了符号化解读，凭常识就会明白，彭信古与历史上多数农民起义一样，面临强敌，吃饭没财政、睡觉没后方，不“抢掠”而能生存发展，几乎不可能，大敌当前，更必须搜罗一切资源以应前线。“劫富济贫”是他们能喊出的最高尚口号，实践起来却难免千差万别。有了支配一方的暴力而能始终约束自己和属下，不惜挨饿而“爱民如子”的圣贤英雄，或许也有，不过应该极其珍稀了。
更强大的抗清武装，是郑成功，而且郑氏富可敌国。就这样，清初东南沿海的乱局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地方糜烂，百姓啼饥号寒，辗转沟壑。
方志记载如此之“黑白分明”，主要体现了笔杆子握在谁家手里。清军有否滥杀无辜，有否抢掠奸淫，陈武义军方面的字墨早已无存，清军一面之词已成定局。
无言陈武
但是我们读史，不妨带个问号。比如，陈武既然已经“尽焚厢坊村落，仅据孤城”，为什么还要留下离城不足一箭之遥的文庙尊经阁呢？
陈武不缺军事常识，明代中期西方火炮已经进入中国，他岂会不知。这个城外制高点是城防死穴，断无百密一疏之理，不用他安排，手下就会办，放把火烧掉就是。烧了尊经阁，清军就只能在城下举炮放箭，盲打盲射，杀伤力大打折扣。城上却是居高临下，粮草充足，有井汲水，以逸待劳的战略预期就较能达成。再支持两天，清军即闻琼北警信，必然进退两难，陈武甚至可以趁机追击、有所斩获呢。
这样，战果恐怕就要完全改写了。
看来要留下尊经阁，陈武反而要特别吩咐，说“不能动”。尊经阁既存，文庙亦应整体无恙。
为什么要留？我们只能推测——
明臣陈武，毕竟是读圣贤书长大，对孔夫子和儒家经典深怀敬意，“烧文庙”超越了他良知的底线，他也不愿让全州士子父老心疼；盡管他从城防着眼不无纠结，却无论如何举不起这把火。或者唯有寄望于这些神圣之地理应为非军事区，不信对方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横加兵火吧？
果真如此，则陈武之文明与蔡军之“野蛮”，就对照鲜明了。陈武输在维护文脉，败犹可敬；蔡军则随意渎圣，胜之不武。
一年之后，清廷颇具政治眼光的青年皇帝顺治亲政，很快就下诏高调尊孔，亲拜文庙，奉为重要而稳定的国策，与南明争夺人心。此后的清兵，恐怕就不敢轻易搬炮上尊经阁践踏神圣了。
再不然，就是“尽焚厢坊村落，仅据孤城”的描述，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肆意的“妖魔化宣传”？崖民的死亡过半是否也有清军的账？自然，胜者掌握言说空间是常例。无论如何，乾隆志把战事原文照录还是有功绩的，否则后人就一无所知了。
次年陈武失势，暂时“投顺”清朝，隐伏高州。后来伺机再反，顺治十一年自告奋勇南渡琼崖，只带三十人，却很快集结了彭信古麾下流落民间的大批义军，重开抗清局面，攻克昌化县城。如果陈武行事真像清方记载只知烧杀抢掠，未必能获得民间如此响应。
数月后陈武终于被清军擒杀于昌化，比彭信古等人早死五年。作为前朝孤臣，他也算得上一心报国，义薄云天了。
月城改向
月城又叫瓮城，是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在城门外口加筑小城，高与大城相同或略矮，其形或圆或方，圆者似瓮，称为瓮城，似半月则称月城，方者则称方城。
崖城三座城门，早在明初就都设置了月城。当时的筑城规范，瓮城门几乎都与其内的主城门，在平面上呈90度直角，要么就是瓮城门与主城门平行错置一丈半至两丈。于是所有进出城门的车马人等，都要绕一个或大或小的的弯，有点麻烦。
但这种设置是必须的，是基于防卫考虑。城门向来是城防的薄弱环节，万一敌军突破了瓮城，需改变方向才能攻击主城门，士卒冲锋之势顿减，石砲和攻城锤等大型器械改变方向就更费时，也难以用力。
攻方的迟滞混乱，大有利于守方抓紧分秒展开反击。安徽寿县县城，现存完整的明代城墙城门，就体现了这个结构。而现存儋州中和故城的两座城门，也都各残存着90度直角方城的一个及小半个门洞。
崖城东西门月城，于乾隆初全部改为直通式，体现了城防观念的重大变化。据《乾隆崖州志·卷二》载：
乾隆四年己未，知州张埕详允修城。前州城月门皆南向，是年东西城月门改为东西向。
东西门月城都改为东西向，即全部直通。南门原来就“皆南向”，即直通，因为南门外地形狭窄，紧逼着宁远河北支流，大部队不易由此门发动攻击。
城防硬件的改动，说明清初已经认识到，随着管状火炮威力的进步，传统两门直角配置的城防已无意义，只有妨碍交通，所以必须改动。
这件事情，也折射出清代崖城的海防地位颇高，战术技术上的进步趋势能够及时反映为城防硬件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