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焰火》北京首映礼上，导演刁亦男的多次发言都提到文晏，“感谢我的制片人文晏，没有她八年来的支持，就不会有这部片子。”文晏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上，过一会，她悄悄溜出影院，消失在嘈杂的大厅里。
　　作为制片人，文晏为导演刁亦男、尹丽川等人的电影找过投资，带他们的作品参加海外电影节，也适时地向导演提有关影片内容的意见。
　　“制片人必须为一部影片的成败负责，”独立制片人谢晓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推出的一系列电影《我是植物人》《无形杀》《大明劫》里，他亲自研发项目、担任编剧，找导演、找投资，并且参与发行、宣传。跟导演相比，制片人的工作一半是创作，一半是管理。
　　因为柏林获奖带来的效应，《白日焰火》票房和排片率都不错，首周末就取得了4000万票房。《白日焰火》的发行公司这样请求媒体记者：“千万别说我们是文艺片。”在院线和很多观众看来，“文艺”等于票房自杀。
　　“千万别说我们是文艺片”这句话，4年前，电影《观音山》的发行方也讲过。《观音山》背后的推手是半路出家的著名制片人方励。他入行十几年，制作过地下电影《安阳婴儿》《颐和园》，也有上映的《苹果》和《二次曝光》。最近，他刚从西昌回来，他投资并担任制片人的新电影正在那里拍摄，导演是作家韩寒。目前看来，这将是方励电影中最有票房保证的一部。
　　如今的“文艺片”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那些晦涩的艺术电影，而是《苹果》《钢的琴》《万箭穿心》这一类。它们仍然保有一种创作者想表达的状态和情绪，但也必须直面国内市场。

“这么小的制作都能获得这样的尊重和待遇”

　　3月26日下午6点半，方励匆匆穿上夹克，拎起包。在“劳雷工业”开完一整天会后，他必须迅速赶到两条街之外的自己的影业公司。“劳雷工业”是他的主业，一家和地球物理与海洋科技相关的公司。
　　2000年之前，方励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电影行业产生任何联系。在网上搜索“方励”，排在最前的条目写着“2002年辽宁大连‘5·7’空难黑盒子成功打捞者”。这几天，他发的微博都是关于如何搜寻MH370航班的。
　　方励学的是应用地球物理专业，但从小爱看小说和电影。1984年，他的外国老板给他带来了《现代启示录》《教父》的录像带，留学美国后，他更是“撒丫子地看电影”。
　　1994年，方励和太太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一个小艺术影院看了《活着》。影院破破烂烂，连爆米花都没得卖。在方励印象里，当时的中国电影除了主旋律的政治宣传、历史片，就是这类“上不了院线的艺术电影”。
　　4年后，在演员徐帆的邀请下，他在硅谷一所高中的礼堂里看了《不见不散》。徐帆是陈道明的太太杜宪介绍给他认识的，后来他又结识了陈凯歌。陈凯歌曾劝过他和自己一起做商业搭档，方励只笑笑，“我没那么多钱，做不起。”
　　2000年，倒是陈凯歌曾经的助手王超把方励真正拉进了这个圈子。一天，这个36岁的南京人带着一个剧本敲开了方励的门。方励摆摆手，“你不用给我看剧本了，就给我讲讲吧。”王超开始讲述这个河南下岗工人收养弃婴的故事。“有点意思，“方励说，“你要多少钱？”“36万。”王超说。
　　方励答应下来，就当帮朋友一个忙，顺带还挂名当了影片的制片人。他不懂什么叫制片人，只去过一次剧组探班，“片场还行吧，没有特别吸引我。”
　　可开机才两周，方励就傻了眼。一个朋友问他：“你的电影拿到电影局拍摄许可了么？”那是他第一次知道“地下电影”这个词。
　　《安阳婴儿》“地下”了，方励还算痛快地就接受了现实，其中一个原因是，没必要在意上映与否——当时的中国内地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影片拍摄这一年，中国内地票房最高的影片还是主旋律电影《生死抉择》，共计1.165亿元。
　　只有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安阳婴儿》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为了配合戛纳组委会的制作要求，方励追加投资70多万，并在时间紧急的情况下参与了后期制作——好多术语他都不懂，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翻字典，从mix一直查到Color Grading。这部电影算是他的启蒙片。
　　“王超（在戛纳）都走完红地毯了，放映当天的早上，我们才抱着胶片赶到戛纳，”方励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安阳婴儿》放映结束后，观众鼓了6分钟掌。虽然最终《安阳婴儿》没能获奖。但方励还是被打动了，“我只花了很少的代价，可这么小的制作都能获得这样的尊重和待遇。”

“你当我是会计吗？”

　　方励这两年没少在电影上赔钱。“我太太其实一直反对我做电影。”他靠在椅背上笑着说，“但你就是喜欢，没办法，命根子。”方励还记得自己下定决心“全身心介入电影行业”的那一刻，他也是这样坐在办公室里。那天是2003年9月26日。就在两天前，他请电影局的领导吃了顿饭，感谢对方让自己投拍的第二部影片《日日夜夜》的剧本通过，以及导演王超被解禁。他发现，电影局的官员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都“很性情”。
　　而另一方面，他愈发发现电影圈里缺乏专业的制片人员。“在中国，导演为大，没有人愿意去做制片。大部分人觉得制片人就是管钱的、找钱的、投钱的，我觉得太荒诞了。制片还需要管理很多创意系统里的环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方励开始寻找合适的项目和导演。他最先看中的是新导演李玉的《红颜》，同时又把心里的合适人选挨个数了一遍，都是他喜欢的“艺术范儿”导演。他头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娄烨的制片人耐安。方励刚认识娄烨的那几年，中国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变化。2002年起，张艺谋的《英雄》开启了大片时代。
　　在那两年后，另一位日后成名的制片人谢晓东开始涉足电影发行。他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一直做企业，但对电影很感兴趣。对他而言，做发行是了解电影市场的一次试水，为将来拍片子做准备。 　　2006年11月，他写了一个关于春运的剧本《一年到头》。拿着它直接闯了中影集团副总经理史东明的办公室。史东明对剧本很感兴趣，但他很不解谢晓东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做制片人。
　　“为什么是我们出钱、你来打理？我们没有先例。”史东明怀疑地说。中影通常的习惯是，指定一个制片人员负责管理自己出资的影片。谢晓东反问：“你当我是会计么？”
　　他向史东明解释了很久好莱坞的制片人制，又说中国缺乏“制片人”的概念。史东明请示了几次韩三平，终于同意让谢晓东当制片人，这次合作开了中影的先例。

“我们在考虑审片委员会那哪些可以过”

　　谢晓东投资150万的《一年到头》发行了50个胶片拷贝，票房大概四五百万，再加上电影频道的收购费，赚了。他很受鼓舞，开始紧扣社会现实新闻创作接下来的几个剧本：讲述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斗争的《业主奏鸣曲》、反映网络“人肉搜索”的《无形杀》和以假药黑幕为核心内容的《我是植物人》。
　　他的目标是做“知识分子电影”，“并不是认字、上过大学就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单词本身就带有智慧的概念，是对社会、对人、对政治的一种关注，”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不是唱赞歌。”
　　而这样的题材竟然都顺利过了审。相比之下，方励的运气就差了很多。确定跟娄烨合作《颐和园》后，他坚持要让电影成为“地上”，还花了三个月时间修改剧本，把故事背景变得不那么敏感。但最终，娄烨仍被禁5年。
　　与此同时，浮出水面的一批“第六代”导演正在艰难地创作面向市场的文艺片。2006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为此，导演贾樟柯跟他的制片人吵过好几次，制片人说；“贾樟柯你知道吗？你是在拿内地市场的票房殉情。”
　　也就是这一年，方励下定决心做一部“既有作者的心愿、思考和艺术追求，同时兼顾可看性”的文艺片。这部叫做《苹果》的片子要从作者电影转向大众市场。
　　找明星是面向市场的重要一步。在确认梁家辉成为男主角后，范冰冰偶然撞进了方励和李玉的视野。《苹果》经过了6次送审，前后改动多达53处，最后还删掉了17分钟。2007年底，影片终于公映，一个多礼拜后票房已经超过千万。上映不久。《苹果》却突然接到电影局的处罚通知，硬生生地被撤了档，理由之一是“违规制作色情内容的片段”。最后，方励赔了600多万。他当时跟朋友开玩笑说，要转行去拍电视剧。
　　他没有转电视剧。两年里，他跟李玉又琢磨出了一个剧本《观音山》。这一次，他对审查已经相当熟悉。“我们也在考虑审片委员会哪些可能过、哪些可能不过，”方励说，“有一些台词，不带语境直接写出来，就会让人觉得你是在含沙射影。其实你带上语境，别人就不会这样觉得。”
　　2010年10月，范冰冰凭《观音山》夺得东京电影节影后。几个月后，她和她的工作室用产品代言和资源置换的方式为电影拉来了500块路牌广告，广告牌占掉北京四环内八分之一。最后，影片票房接近8000万，成为方励第一部赚钱的电影。他高兴坏了，把利润的30%全给工作人员发了奖金。

“会不会永远找不到钱？”

　　跟国内大多数擅长社交的制片人不同，《白日焰火》的制片人文晏安静、话少，不喜欢参加饭局，但对艺术电影的流派、导演、某一个精彩镜头如数家珍。文晏有过留美经历，在纽约学习艺术史、设计期间，她选修了电影。“做好电影、并将它搬上荧幕”成为了她的理想。
　　2005年元旦，文晏第一次见到了导演刁亦男。闹哄哄的聚会上，两人隔着一张桌子聊得很投机。刁亦男告诉她，自己写了一个剧本，正在到处找钱拍摄。这个剧本叫作《夜车》。
　　十个月后，刁亦男又找到文晏，她问起《夜车》拍摄的情况。“还没找到投资呢，”刁亦男说。她答应帮忙，可刁亦男很担心。“夜车会不会永远找不到钱？”他问。如果永远找不到钱，那他必须再写一个剧本。于是，他从霍桑小说《威克菲尔德》中获得灵感，跟文晏开始筹备另一个剧本《搜魂记》，这就是《白日焰火》的前身。
　　2006年秋天，《夜车》终于开始拍摄——在文晏的帮助下，《夜车》得到国内两个朋友的投资，又申请到了三个海外基金。影片入围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竞赛单元，在其他几个电影节上的表现也不错。
　　2008年，《搜魂记》的剧本逐渐成型。文晏和刁亦男一起做了一些修改，最后改名为《冰人》。电影里有残酷的现实和复杂的人性，同时影射当时广为流传的佘祥林案。
　　文晏对《冰人》充满信心。她盘算，根据刁亦男的《夜车》在各大电影节积累的影响力，为新片找到海外投资并不困难——几年下来，她已经很清楚艺术片在国内寻找投资的困境，所以“能绕就绕”。
　　2008年，文晏跟导演尹丽川合作电影《牛郎织女》时去了趟戛纳电影节。“戛纳那年非常萧条。”文晏回忆。那一年的金融危机正在波及这个行业。一些她熟知的公司已不再轻易做新导演的艺术片。几个重要的支持艺术片的海外基金会也陆续解体。文晏还发现，跟十年前相比，中国独立电影在海外受欢迎的程度大不如前，更多的发行公司将兴趣转向了东南亚、中东。文晏和刁亦男不得不回头，面对国内的“难磕的投资市场”。
　　回国后，文晏把圈子里有可能投资文艺片的人“全找了个遍”。但听到剧本，基本都摇头。文晏曾经调侃，“就差找煤老板了”。
　　刁亦男和文晏只好继续改剧本。他们想过加入爱情元素，但又没法接受，“那是纯粹商业片的路子。” 文晏和刁亦男探讨，可不可以走“黑色电影”的路子？这样就可以加入爱情元素，“不放弃作者片的诉求，但又为它赋予了类型片的‘壳儿’”。刁亦男研究了大量黑色电影，终于同意。

“中国电影现在是个农贸市场”

　　2012年8月22日，谢晓东制作的《大明劫》在北京开机。摄制组的很多工作人员第一次碰到如此“抠门”的制片人。置景工人们搭完房子后，必须把木头拆下来，用这批木头再搭帐篷。
　　《大明劫》投资是1700万，这个数字在古装片里很低，但它仍然是谢晓东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他大胆做了一个“算计”： 2012年之前的古装武打片票房都没有下过3000万。“我觉得我只要有武打场面等元素，我蒙也能蒙到2000万。”谢晓东说。
　　但中国电影市场的飞速发展让票房根本无法预测。一味追求视觉、毫无内容的大片们让观众一次次上当，到了2012年，市场已经蓄积起了对所谓“古装大片”的疲劳甚至厌恶。《大明劫》宣传时并没有说它是文艺片，就连预告片都设计成了打斗场面。有的观众奔着打斗场面去了，却发现这片子就是一部散文一样的历史片。《大明劫》最后的票房不到1000万，大赔。
　　谢晓东现在仍然在经营自己的化工类企业，根本不靠电影“养家糊口”，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投资能赚钱，这是“对我辛苦的尊重”。
　　“做影视公司其实比普通企业更难搞，它包含了意识形态的东西，”方励打了个比方：中国电影过去就像路边有几个个体户，现在则变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大家都还是种地的，自己抱着猪，吆喝着卖片子。但他同时认为，“兵荒马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做事的大好机会。
　　谢晓东有时候会感概，如果哪个制片人能够跟他处于同样状态——能从创意阶段就开始介入电影，那他一定会去当导演，不会做制片：“好莱坞是制片人在所有人之上，而华语圈里，导演在所有人之上。”
　　文晏也开始尝试做导演。她的处女作名为《水印街》。去年，已经成功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并且成为那一届电影节中唯一一部入围的华语剧情长片。
　　（实习生刘晋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