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1994年回到武昌定居的老同志刘西尧，曾长期在国家工业战线和国防工业战线工作，但自1966年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后，先后参与中科院、国务院科教组的领导工作，亲身经历了教育战线在特殊年代的风风雨雨。特别是1 977年担任教育部长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对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批判了错误的“两个估计”，恢复了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
　　记者专程前往武昌，拜访了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时间：2007年5月
　　地点：武水果湖茶冈
　　
　　记者：刘老，您好。看到您身体还不错，很高兴。记得是4年前了，我们《中华儿女》杂志曾发过您的《我任总理联络员》的文章，当时引起极大反响。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也正好当年是您在教育部长任上，因此，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西尧：(笑)你们《中华儿女》真会找人，找到我这儿来了。不错，当年作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我的确是在任教育部长。但那主要是小平同志的功劳。没有小平同志的果断拍板和大胆决策，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你们也知道，建国后我主要在工业和国防科技战线工作，对教育战线我一是不熟悉，二是“心有余悸”，尤其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动乱年月，工作很难做，也没法做。所以，要没有小平同志那样的胆识和谋略，真的是不可想象。
　　记者：但是，您毕竟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也是见证人啊。
　　刘西尧：这个倒是不错。我的确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也好，那我就以一个见证人的角度，给你们讲讲吧。
　　
　　“两个估计”的由来
　　
　　“文革”中教育战线之所以成为受灾难最重要的一条战线，与所谓的“两个估计”有很大关系。不明白这一点，就不会体会到后来小平同志大气磅礴地力主恢复高考制度的伟大历史意义。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那时在国务院任科教组副组长，直接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适逢毛主席发表了“大学还要办”的批示，1971年第一期《红旗》杂志便发表了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教育革命的文章和毛主席委托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年4月11日，我和迟群联名向总理送呈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法与领导问题的请示，总理批示同意，并指定当时的科教组组长李四光任会议领导小组组长，徐景贤(由张春桥推荐)、刘西尧、严峻(军队代表)、迟群任副组长，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各一人参加领导小组。由于不久李四光因病逝世，张春桥因自己已在京而不再需要徐景贤来掌握全教会领导小组，我又是教育战线的新兵，因此全教会的具体工作主要由迟群负责。
　　在全教会第一次领导小组会上，王首道代表广东、谢正荣代表四川，提出建国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也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即“红线为主”。上海、辽宁等省、市、区的代表持相反意见，认为是“黑线为主”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
　　开会的人都住在前门饭店。一天我到迟群房里，他正在看笔记本，我要来看，原来是抄的毛主席和谢静宜谈话的内容摘要，毛主席在这个谈话中，既讲了对“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话，等等，又讲了肯定“两个估计”的话。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是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工农子弟一进学校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了，谁在统治学校，不就不言而喻了吗?至于世界观也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这是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党对教育战线的领导和改造，否定了广大教师队伍的改造和进步，把我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依然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会议以及后来的纪要就在既要肯定“两个估计”、又不要对十七年估计过分的矛盾中做文章。
　　尽管我在会议开始之前，就会上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估计会有争论的问题与张春桥讨论过，张春桥当时就把我顶回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统治就是专政，还有什么可争的?但在张春桥、姚文元处讨论修改会议纪要时，我还是提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说，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是“两头小，中间大”的论断是1957年作的，经过十几年，在数量上应该有所变化了吧?张春桥说，不行，他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数量上也不能变。另一个问题，我说，许多与会同志认为，说毛主席的路线在学校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为什么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在各条战线上又都表现不错呢?令人难解。姚文元又搬出了一条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语录，把我的问题又顶了回来。这条语录是：“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则不能。”于是在纪要中加上了这条语录，这是张、姚的主张。这样，“两个估计”就一个也动不了。
　　1971年7月26日，在总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上报给了毛主席。1971年8月，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个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发给了全国。这个工作会议，由于大家思想不通，“纪要”也是改来改去，整整开了100天，可见当时情形之复杂，而从此，教育战线也更加陷入了极左的深渊……
　　
　　粉碎“四人帮”后我到了教育部
　　
　　记者：据我所知，您在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之前一直是二机部部长，怎么一下子又到了教育部?
　　刘西尧：是的。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二机部任上奉命去《光明日报》社搞“清查”。1976年12月，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把我叫到玉泉山，刘伟也被召去了，宣布我到教育部当部长，刘伟接任二机部部长。我一直不想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确实，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翻来覆去的批判，令人感到无所适从。“文化大革命”把我敢闯的那股劲头消磨得差不多了，那时中央也还没有给教育战线平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恢复工作，可是，中央已当着刘伟的面宣布他当二机部部长，我只好说一声：服从组织。
　　记者：您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谁都知道教育战线受“文革”灾难最深，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您在此关键时刻走马上任，压力肯定不会小。
　　刘西尧：你说得一点不错。要知道，原来搞教育的 部一级同志，在批“教育黑线”后全部靠边了。包括我在内，部里的班子只得从各地抽人重新组建。我上任后，仅人民来信之多，就使我不得不用了两个秘书，还忙不过来。
　　那时，闷在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心里的有两件大事，一是要否定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建国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二是由于废除了高考入学制度，学生水平太低，各条战线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突出，恢复高考成了当务之急。但是，这两件大事都事关“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以我当时的身份和工作水平，说实话还很难有所作为，只好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内心里又十分同情教育界的普遍呼声……
　　记者：可以想见，您那时一定特别难?
　　刘西尧：是的。我憋得没法，便几次找中央领导反映大家的呼声，要求否定“两个估计”，否则教育部没法开展工作。当时主管教育的政治局同志总是说去请示，请示回来总是问：“肯定‘两个估计’的全教会纪要，经过毛主席没有?”这还用问，肯定是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得，那就还是不能动。不久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提上日程，我也就不多想了，报经国务院批准，仍按“文革”中的办法，在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招生会前，刚“解放”到天津市工作的蒋南翔打电话给我，他说培养人才有如种庄稼，要选好种子，要求高等学校招生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我同意了。但在招生会议中，天津市代表说，蒋的意见不代表天津市委，又被否定了。
　　
　　邓小平拨乱反正
　　
　　记者：关键时候，是小平同志出面，迅速改变了这一切?
　　刘西尧：是的。说实话，小平同志的政治智慧，没人可比。他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主管教育和科学。我们第一次去见他时，我说“大家都很高兴”，他说“我可是不客气的”，我说“那很好”。我们反映了“两个估计”问题，他就要我们暂时避开“文化大革命”，提出建国二十八年教育战线都是毛主席的路线占主导地位，从而果断地否定了“两个估计”。
　　接着，邓小平连续亲自召开教育问题的座谈会。在1977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武大教授查全性慷慨陈词恢复高考的必要性，小平肯定了他的意见，但招生通知已由国务院发出，开学日期临近，有个当年是否来得及的问题。所以小平说，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恢复吧。我说，若推迟开学还是可以的。小平当即断然拍板说，那就立即恢复。这样，我国就在1977年恢复了高等学校考试入学的制度。当时全国统一命题来不及了，便由各省市自治区命题，不到年底，各高等学校也都先后开学。1978年又恢复了全国统一命题。
　　根据当时的情况，必须召开新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起草报告时，由于个别同志的坚持，写了一大段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并把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概括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和当时教育战线面临的形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符合。这样，我们起草的报告第一稿被邓小平退了回来。他指定了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帮助我们重新起草。经过胡、邓的指导、研究，我和李琦与来帮助的吴明瑜等熬了几个通宵，总算写出了一个像样的报告。在新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我作报告之前，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从此我国教育工作展开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