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汉代的屈骚批评使先秦古籍中不见记载的屈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确立了屈骚的经典地位及屈骚精神的基本品格。而儒道思想作为通贯汉代的两大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必然要作用于汉代这场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与此相应屈骚批评的发展又充分显示了汉代儒道两家思想动态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屈骚批评；儒道思想；嬗变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132—02
儒道思想是通贯汉代的两大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汉代关于屈骚的批评也正是在儒道思想的支配作用下而进行的。正是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指出：“围绕着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可以看出汉代美学思想的变迁”。汉代屈骚批评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儒道两种审美意识绌补兼综的过程。
对汉代屈骚批评的过程，以往学者多按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对汉代屈骚批评的简述，基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以贾谊、刘安、司马迁为代表，他们对屈骚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了崇高评价。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前期，主要代表是扬雄和班固，对以刘安、司马迁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评价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贬斥和批评。第三阶段以王逸为代表，通过对班固的驳斥而给予屈骚以积极的重新的肯定。然而若从儒道思想的演变与屈骚批评的发展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我们亦可以把其划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一
第一个阶段为西汉初年，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以“君臣俱欲无为”的道家(黄老)为主体，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的黄老思想也必然要影响此期的屈骚评价。贾谊拉开了汉代评屈的序幕。他感叹自己在政治遭遇上与屈原的相似。故作《吊屈原赋》，伤屈亦自伤。他在这篇作品中说“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风伏窜兮，鸱枭翱翔。闯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对屈原之正道直行而遭贬的遭遇深表同情，对屈原捐介刚直的人格表示敬慕，并用一系列对比鲜明的比喻来揭露批判造成屈原不幸的那个世道。但另一方面，贾谊对屈原眷怀故国、守志不移思想行为也表现出了不解和责难，他认为屈原可以“隐处”、“自藏”、“远离浊世”，“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这一批评，显而易见，是在汉初黄老思想的作用下，所表现出的道家全身远害、消极避世的思想观念。故苏轼《贾谊论》云：“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超然有远举之志。”
此一时期对屈骚认识和评价的还有严忌的《哀时命》。王逸《楚辞章句》中认为此作伤悼屈原，故编入《楚辞》专书之中，今观此赋，并不专门是为伤悼屈原而作，而主要是抒发贤者不遇于时的伤感和愤懑，但可以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认识和评价。“鸾凤翔于苍云兮，故增缴而不能加。蛟龙潜于旋渊兮，身不挂于罔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此赋和贾谊赋一样，表达的主要是明哲之士应远浊世而善自处的思想。
以上这些评论屈骚的作品，都以赋的艺术形式呈现给读者，声情并茂，并融入了作者个人境遇的自述，充分反映了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道家思想对此一时期屈骚批评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正如许结在《汉代文学思想史》中所说贾谊、严忌的辞赋“为楚文化精神与黄老道家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有机结合，其‘本道家之言’的自然心态与特殊的抒情形式，构成了汉初黄老道家文艺观的重要方面。”
二
第二个阶段为西汉中后期，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开始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思想领域的更替和转化是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此时汉初的道家思想与武帝所倡导的儒学还处于一种共存互补的状态，而这一状态的发展趋势是由以道为主的本道兼儒发展到以儒为主的本儒兼道。而此时汉代士人屈骚批评所呈现出的特点与这种变化相和，反映着由道而儒的转变。
据目前史料记载，刘安是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作了全面而深刻评价的人，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主要是从道家思想出发的，但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政治文化背景下，奉召而作的《离骚传》也同时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濯淖于濯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这显然是与道家的处世态度一致的。刘安正是从道家’自持高洁，对污浊现实的弃绝态度这个角度，赞美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其评价中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把屈原的作品比附儒家经典。以儒家诗教作为评判标准，既是对武帝的重儒思想的应和，也是其本道兼儒思想的体现。
司马迁把刘安评屈骚的话写进《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并表达了对屈原遭遇的同情，但是对于屈原最后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表达了与贾谊相类似的看法，“太史公日：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对其作品的评价，他在刘安评价的基础上又作了重要的发挥，更加突出了《离骚》“怨”的特点，这与他的“发愤著书”说是完全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司马迁对屈骚的评价也以儒家诗教为准则，强调屈骚的讽谏精神，“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表现了儒道结合的倾向，这与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思想是一致的。
西汉末年，在儒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逐渐内化为士人思想品格之后，扬雄对屈骚的评价与之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反离骚》中，他虽然也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惋惜之情，对屈原的人品才能仍极为推崇，把屈原比之为“凤皇”“神龙”“骅骝”，用“芳酷烈”“扬之芳苓”来状屈原的品德。但是扬雄对屈原还是发出了批评，“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角度来对屈原加以指责，并认为屈原为人缺乏儒家的“明智”，不能明哲保身，他不应该对统治阶级采取决绝态度，自沉汨罗江。此外，在《反离骚》中又认为其不能隐德，不能守道自保，责怪屈原是“弃由聃之所珍兮，礁彭咸之所遗。”扬雄这种隐德自珍、全身远祸的思想，又是道家的清静无为、守道保身思想的反映。扬雄对其作品的评价同样也充满了矛盾，他从儒家思想的角度评价屈骚，既肯定屈原作品“体同风雅”，符合儒家标准，具有讽谏精神。但同时也对屈骚提出“过以浮，蹈云天”的批评。但扬雄又认为“屈原文过相如”，“赋莫深于《离骚》”，用“深”字 概括屈骚的特点，又是其道家思想的反映。从上我们看到了扬雄评价屈骚的矛盾性这是与其思想存在双重主旋律的矛盾交互相应和的，但从扬雄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扬雄徘徊与儒道之间时，始终坚守着儒家的根基。
从刘安到司马迁再到扬雄，都是从儒道的立场来评论屈骚的，但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这期间儒道思想对这一时期影响的细微变化，即从以道为主的本道兼儒发展到以儒为主的本儒兼道。从中我们看到了文学思想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痕迹。
三
第三个阶段为东汉时期，西汉儒道思想经激烈冲突至东汉终归于“独尊儒术”的完成，道家思想作为附属被潜移于新儒体系。而此时对屈骚的评价也由儒道兼用而演化成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标准，无论是班固父子、还是王充、梁竦、王逸，无论是持肯定观点，还是持否定观点，双方都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论的根据，而此期也正是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最为激烈的时期。其中以班固和王逸的论争异常激烈，成为屈骚批评的高潮。
班固对屈骚的批评承接扬雄，同样也是处于矛盾之中。但不同的是，他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评判的标准。对于屈原其人，他一面评价其“忠”“贤”，而另一面又指责其“露才扬己”“非明智之器”“”对屈原的“为人”进行非议。其思想不仅来源于扬雄，也与其父是一致的，班彪《悼离骚》：“夫华植之有零蒙，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有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同样，班固对屈原的作品，一方面给予了否定，认为屈原《离骚》中描写的乘虬龙至昆仑、悬圃，以及叩帝阍，求宓妃等都是“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另一方面在《离骚赞序》中说屈原作《骚》的原因有二：一是“忠而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二是“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在《汉书》中将屈原作《离骚》与《小弁》之诗作相提并论，肯定其义同诗雅，有侧隐古诗之义，具有怨刺讽谏的精神。即使在否定屈原及其作的《楚辞序》中，他也毫不保留的充分肯定了屈作，“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王逸是汉代楚辞集大成者，他在《楚辞章句》中以肯定刘安的《离骚传》驳斥班固对屈骚的批评为基点，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全面系统而极高的评价，但其立论根据却与刘安相异与班固相同。他以“忠正”“伏节”为宗，标举孔子“危言危行”“杀身以成仁”的思想作为评价屈原思想行为的总纲，阐释忠信名节的“人臣之义”。以此反对班固的“全命避害”的思想。他高度赞扬屈原的人格品德“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则针对班固的“虚无之语”“皆法度之政”“非经义所载”的批评，从屈骚立意到取兴作了符合儒家经典的比附。在论及屈原的创作动机时指出，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决不象班固所说，屈原是为了“露才扬已”而作《骚》。王逸认为屈原的人品和作品均为人敬仰，影响深远，不仅“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而且“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由此可见。西汉中后期的由以道为主的本道兼儒发展到以儒为主的本儒兼道评屈骚趋势的发展，标示着在东汉儒家思想独尊局面的真正意义上的确立。东汉儒家思想渗入人心的状况在屈骚评价中，展露无疑，无论是班固的否定，还是王逸的肯定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纵观两汉关于屈骚的评价，可以演绎出这样的基本线索，屈骚评论受制于汉代的整个思想领域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两汉文学思想在四百年漫长的时间段里所经历的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即是由西汉初的道家文学思想占主导地位，转而在武帝罢黜百家之后进人了儒道互补的阶段，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又有分期，前一阶段是以道家为主的儒道共存(刘安、司马迁)，而后期则是以儒家为主的儒道互补(扬雄)，这一细微的前后转变也标示着进人东汉之后，以儒家文学思想为主的确立，此期的文学思想可以说是“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这一动态的嬗变过程纠正了以往对汉代文学思想过多关注儒家而易导致的偏颇，从汉人对屈骚评论可以清晰看见汉代儒道思想对其的影响及儒道思想动态的演变过程。
L参考文献]
[1][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李诚，熊良智，楚辞评论集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1，2，2，3～4，6，7，8，9，7，17，11，17，17，23，23，23，24
[3]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l：50
[4]楚辞[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57
[5]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39
[责任编辑：李姝怡]
[关键词]屈骚批评；儒道思想；嬗变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132—02
儒道思想是通贯汉代的两大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汉代关于屈骚的批评也正是在儒道思想的支配作用下而进行的。正是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指出：“围绕着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可以看出汉代美学思想的变迁”。汉代屈骚批评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儒道两种审美意识绌补兼综的过程。
对汉代屈骚批评的过程，以往学者多按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对汉代屈骚批评的简述，基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以贾谊、刘安、司马迁为代表，他们对屈骚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了崇高评价。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前期，主要代表是扬雄和班固，对以刘安、司马迁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评价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贬斥和批评。第三阶段以王逸为代表，通过对班固的驳斥而给予屈骚以积极的重新的肯定。然而若从儒道思想的演变与屈骚批评的发展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我们亦可以把其划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一
第一个阶段为西汉初年，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以“君臣俱欲无为”的道家(黄老)为主体，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的黄老思想也必然要影响此期的屈骚评价。贾谊拉开了汉代评屈的序幕。他感叹自己在政治遭遇上与屈原的相似。故作《吊屈原赋》，伤屈亦自伤。他在这篇作品中说“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风伏窜兮，鸱枭翱翔。闯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对屈原之正道直行而遭贬的遭遇深表同情，对屈原捐介刚直的人格表示敬慕，并用一系列对比鲜明的比喻来揭露批判造成屈原不幸的那个世道。但另一方面，贾谊对屈原眷怀故国、守志不移思想行为也表现出了不解和责难，他认为屈原可以“隐处”、“自藏”、“远离浊世”，“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这一批评，显而易见，是在汉初黄老思想的作用下，所表现出的道家全身远害、消极避世的思想观念。故苏轼《贾谊论》云：“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超然有远举之志。”
此一时期对屈骚认识和评价的还有严忌的《哀时命》。王逸《楚辞章句》中认为此作伤悼屈原，故编入《楚辞》专书之中，今观此赋，并不专门是为伤悼屈原而作，而主要是抒发贤者不遇于时的伤感和愤懑，但可以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认识和评价。“鸾凤翔于苍云兮，故增缴而不能加。蛟龙潜于旋渊兮，身不挂于罔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此赋和贾谊赋一样，表达的主要是明哲之士应远浊世而善自处的思想。
以上这些评论屈骚的作品，都以赋的艺术形式呈现给读者，声情并茂，并融入了作者个人境遇的自述，充分反映了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道家思想对此一时期屈骚批评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正如许结在《汉代文学思想史》中所说贾谊、严忌的辞赋“为楚文化精神与黄老道家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有机结合，其‘本道家之言’的自然心态与特殊的抒情形式，构成了汉初黄老道家文艺观的重要方面。”
二
第二个阶段为西汉中后期，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开始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思想领域的更替和转化是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此时汉初的道家思想与武帝所倡导的儒学还处于一种共存互补的状态，而这一状态的发展趋势是由以道为主的本道兼儒发展到以儒为主的本儒兼道。而此时汉代士人屈骚批评所呈现出的特点与这种变化相和，反映着由道而儒的转变。
据目前史料记载，刘安是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作了全面而深刻评价的人，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主要是从道家思想出发的，但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政治文化背景下，奉召而作的《离骚传》也同时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濯淖于濯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这显然是与道家的处世态度一致的。刘安正是从道家’自持高洁，对污浊现实的弃绝态度这个角度，赞美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其评价中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把屈原的作品比附儒家经典。以儒家诗教作为评判标准，既是对武帝的重儒思想的应和，也是其本道兼儒思想的体现。
司马迁把刘安评屈骚的话写进《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并表达了对屈原遭遇的同情，但是对于屈原最后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表达了与贾谊相类似的看法，“太史公日：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对其作品的评价，他在刘安评价的基础上又作了重要的发挥，更加突出了《离骚》“怨”的特点，这与他的“发愤著书”说是完全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司马迁对屈骚的评价也以儒家诗教为准则，强调屈骚的讽谏精神，“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表现了儒道结合的倾向，这与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思想是一致的。
西汉末年，在儒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逐渐内化为士人思想品格之后，扬雄对屈骚的评价与之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反离骚》中，他虽然也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惋惜之情，对屈原的人品才能仍极为推崇，把屈原比之为“凤皇”“神龙”“骅骝”，用“芳酷烈”“扬之芳苓”来状屈原的品德。但是扬雄对屈原还是发出了批评，“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角度来对屈原加以指责，并认为屈原为人缺乏儒家的“明智”，不能明哲保身，他不应该对统治阶级采取决绝态度，自沉汨罗江。此外，在《反离骚》中又认为其不能隐德，不能守道自保，责怪屈原是“弃由聃之所珍兮，礁彭咸之所遗。”扬雄这种隐德自珍、全身远祸的思想，又是道家的清静无为、守道保身思想的反映。扬雄对其作品的评价同样也充满了矛盾，他从儒家思想的角度评价屈骚，既肯定屈原作品“体同风雅”，符合儒家标准，具有讽谏精神。但同时也对屈骚提出“过以浮，蹈云天”的批评。但扬雄又认为“屈原文过相如”，“赋莫深于《离骚》”，用“深”字 概括屈骚的特点，又是其道家思想的反映。从上我们看到了扬雄评价屈骚的矛盾性这是与其思想存在双重主旋律的矛盾交互相应和的，但从扬雄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扬雄徘徊与儒道之间时，始终坚守着儒家的根基。
从刘安到司马迁再到扬雄，都是从儒道的立场来评论屈骚的，但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这期间儒道思想对这一时期影响的细微变化，即从以道为主的本道兼儒发展到以儒为主的本儒兼道。从中我们看到了文学思想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痕迹。
三
第三个阶段为东汉时期，西汉儒道思想经激烈冲突至东汉终归于“独尊儒术”的完成，道家思想作为附属被潜移于新儒体系。而此时对屈骚的评价也由儒道兼用而演化成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标准，无论是班固父子、还是王充、梁竦、王逸，无论是持肯定观点，还是持否定观点，双方都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论的根据，而此期也正是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最为激烈的时期。其中以班固和王逸的论争异常激烈，成为屈骚批评的高潮。
班固对屈骚的批评承接扬雄，同样也是处于矛盾之中。但不同的是，他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评判的标准。对于屈原其人，他一面评价其“忠”“贤”，而另一面又指责其“露才扬己”“非明智之器”“”对屈原的“为人”进行非议。其思想不仅来源于扬雄，也与其父是一致的，班彪《悼离骚》：“夫华植之有零蒙，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有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同样，班固对屈原的作品，一方面给予了否定，认为屈原《离骚》中描写的乘虬龙至昆仑、悬圃，以及叩帝阍，求宓妃等都是“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另一方面在《离骚赞序》中说屈原作《骚》的原因有二：一是“忠而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二是“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在《汉书》中将屈原作《离骚》与《小弁》之诗作相提并论，肯定其义同诗雅，有侧隐古诗之义，具有怨刺讽谏的精神。即使在否定屈原及其作的《楚辞序》中，他也毫不保留的充分肯定了屈作，“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王逸是汉代楚辞集大成者，他在《楚辞章句》中以肯定刘安的《离骚传》驳斥班固对屈骚的批评为基点，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全面系统而极高的评价，但其立论根据却与刘安相异与班固相同。他以“忠正”“伏节”为宗，标举孔子“危言危行”“杀身以成仁”的思想作为评价屈原思想行为的总纲，阐释忠信名节的“人臣之义”。以此反对班固的“全命避害”的思想。他高度赞扬屈原的人格品德“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则针对班固的“虚无之语”“皆法度之政”“非经义所载”的批评，从屈骚立意到取兴作了符合儒家经典的比附。在论及屈原的创作动机时指出，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决不象班固所说，屈原是为了“露才扬已”而作《骚》。王逸认为屈原的人品和作品均为人敬仰，影响深远，不仅“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而且“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由此可见。西汉中后期的由以道为主的本道兼儒发展到以儒为主的本儒兼道评屈骚趋势的发展，标示着在东汉儒家思想独尊局面的真正意义上的确立。东汉儒家思想渗入人心的状况在屈骚评价中，展露无疑，无论是班固的否定，还是王逸的肯定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纵观两汉关于屈骚的评价，可以演绎出这样的基本线索，屈骚评论受制于汉代的整个思想领域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两汉文学思想在四百年漫长的时间段里所经历的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即是由西汉初的道家文学思想占主导地位，转而在武帝罢黜百家之后进人了儒道互补的阶段，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又有分期，前一阶段是以道家为主的儒道共存(刘安、司马迁)，而后期则是以儒家为主的儒道互补(扬雄)，这一细微的前后转变也标示着进人东汉之后，以儒家文学思想为主的确立，此期的文学思想可以说是“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这一动态的嬗变过程纠正了以往对汉代文学思想过多关注儒家而易导致的偏颇，从汉人对屈骚评论可以清晰看见汉代儒道思想对其的影响及儒道思想动态的演变过程。
L参考文献]
[1][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李诚，熊良智，楚辞评论集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1，2，2，3～4，6，7，8，9，7，17，11，17，17，23，23，23，24
[3]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l：50
[4]楚辞[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57
[5]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39
[责任编辑：李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