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小强已有二十多年了。1980年代，我在上海市委工作，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副所长。那时候的小强已是名人了。他是农村发展组的发起人之一。1979年底，在《未定稿》上发表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振聋发聩。这位25岁的年轻人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
　　即使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也无人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名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一次朋友聚会的场合见到小强，算是认识了，但没有深谈。
　　我在1994年到香港工作。有一次，周其仁来港，邀我参加他们九号院老同事的聚餐。饭桌上和小强重逢，才知道他也在此地工作，是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员。80年代末，小强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留下来，在匹兹堡大学读研究生。两年后又去了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要求不上课，直接进入写论文的阶段。学术委员会讨论后认为，根据王小强在中国的经历和研究成果，可以特殊对待，上课﹑考试全部免除。他在写博士论文时，又给学术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不按一般博士论文的规格，而是按自己想法总结以往的改革思路，结果又被接纳。他的博士论文《“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直接挑战两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和萨克斯。这是何等的气魄！但小强没有像一般留学生那样，到欧美的大学里谋个教职就洋洋得意，而是决意以所学来报效祖国。
　　1996年以后，和小强的接触慢慢多了起来，因为周末常在南怀瑾先生的寓所见面。1998年末，在怀师的支持下，他和邓英淘组成“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设想引雅鲁藏布江水，开发西部地区。他们餐风露宿、马不停蹄地进行实地考察和密集采访写作，足迹踏遍藏东、甘肃、宁夏、赤峰、三峡、陕北、新疆、贵州、青海等地。第二年4月底，他们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再造中国》一书出版。怀师嘱我写一篇书评。我边读边为他俩的精神深深感动。他们既有心怀天下的志向，又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地努力。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真不多见了。
　　踏入新世纪后，因为怀师移居太湖之滨，和小强见面的机会也就不多了。然而，我还是经常能读到他的论著。面对社会的剧变和学界的浮躁，他独树一帜，仍守着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小强不反对当前的改革，他自己就是80年代改革的先行者，但反对迷失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
　　他曾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当前我们应该卷旗不投降。”这面旗指的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小强在担任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总经理之余，还创办了“大风出版社”、“大风网站”和内部刊物《香港传真》。尤其是《香港传真》，创办14年来，每期都寄给国内500名部级以上高层官员，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在各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颇受中南海重视。
　　只要看看近年来小强一系列论著的题目，如《超越私有制逻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就不难了解他的观点。他的笔下流露出越来越愤激的情绪，有人背地里叫他“老愤青”。但他和那种一味宣泄个人极端情绪的“愤青”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愤激，一种忧国忧民的愤激。尽管我对小强的很多观点不能赞同，但我尊敬他，尊敬他的人格，尊敬他的理想主义和一以贯之的理论坚持。
　　小强看上去有点孤傲，不苟言笑，不喜欢寒暄，似乎有点不近人情，实际上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他和邓英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英淘是邓力群的儿子，但没有像许多高干子弟一样去做官经商，从19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脚踏实地，从事着经济研究。2009年，邓英淘胃大出血，发现已是癌症晚期，做了切除手术。在此期间，小强一边关心着英淘的健康，一边帮助挚友完成最后的研究工作。记得2012年初，我在太湖遇到小强，他请求怀师为英淘最后的著作写序，说英淘这次看来是撑不过去了。此时，小强的眼眶里噙着泪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此情此景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