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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常言常理，满族的书面文学，就应该是满人用满语满文留下的文学作品才对。这也体现着一般人们看待民族文学的习惯性思维。
因于这一想法，便会有人出来说，满族好像是没有什么以母语写就的文学作品。
其实，满族确曾有过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创作的文学，并且，满人历史上用母语留下的作品，也曾取得过较高的成就。人们之所以总是感觉这个民族十分缺乏母语文学创作，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其母语的文章文献书写，大多分布于满洲民族问世之后的前中期，后来，能够阅读满文的研究者渐趋减少，社会对于满族文化本体生态的东西又一味地忽视，便致使满文创作长久以来被搁置起来无人关注;二是满人们从自己民族刚出现不久就身临中原内地，学习汉文化起速快、步幅大，不但学用汉文创作出成就早，而且长期维持了作家大多水准较高的发展状态，故而更容易让人们忘怀该民族的母语创作业绩。
——这说来多少还是教人觉着怪异，满族因为自身汉语文学创作的发达，才使世间忽略了他们的母语文学，却又因为他们的汉语文学作品所用语言文字原来是他民族的，就被某些人说成是“完全汉化”了的产物，是“非满族文学”。于是，也就有了像20世紀70年代后期满族文学研究启动阶段所出现的“满族有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那样的质疑。
现在，让我们来回眸瞩望满族的母语文学。
满族文字的创制与完善，是16世纪末叶到17世纪前期的事情。
建州女真一代英主努尔哈赤在率部迅猛崛起东征西讨的同时，也适时地考虑到了民族文化建设问题。他于1599年，命满族学者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参照蒙古族文字的书写方式，创制拼写本民族语音的文字。努尔哈赤提出的指导思想是：“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连缀成句，即可因文见意矣。”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这套满文，史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这种“老满文”在试行的过程中，逐渐被发现，因为本民族语音与蒙古族语音在音素多寡分布等方面有所不同，简单地照搬蒙古语文的字母及拼写法，还有些明显不能满足准确拼写本民族语音要求的缺陷。于是，距“老满文”问世三十多年之后，皇太极又及时指示学者达海，对满文旧有方案加以改革。皇太极提出：“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这样，运用起来更加切近满语发音和书写要求的完善的“新满文”（又称为“有圈点满文”）终于面世。满族文字的发明与完善，不仅积极推进了满族的社会发展及其政治进程，也为满族文化的进步和满族书面文学的问世，创造了必备条件。
在本民族文字刚刚创制出来的时代，满族社会动荡频仍，战争连绵，加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还比较低，因而，未在短时间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和作家。然而，满族书面文学的起始，却在这民族文字发明之初显露端倪。与许多民族的文化演进规律——即书面文学的发生与史籍书写大致同步——极为类似的是，满族最早的书面文学，也首先萌芽于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典籍之中。[1]
由额尔德尼、达海和库尔缠等人于17世纪初撰著的编年体史书《满文老档》，现存180册，用满文记载着清朝开国前后30年间满族历史、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史实，不仅是后世了解与研究满族史的宝贵资料，其中若干篇章还蕴含着相当的文学价值，实堪称得是满族书面文学的滥觞之作。《满文老档》作者为了铺述历史事件，展示历史画面，常常会调动相应文学手法，在生动地运用语言、准确地状写人物、多角度渲染局势变化和巧妙剪裁情节素材等方面，都具可取之处。例如，在其中的太祖乙卯年档中就有下面的描写：
淑勒昆都仑汗每日仰卧二三次，不知之人以为是睡，实际并非睡，一面躺着，一面思考：哪一位好的僚友，达到了与其身份相称的富裕呢？哪一位好的僚友非常尽力，可是家境贫苦呢？谁的妻子死了没有再娶而困苦呢？使唤的阿哈[2]、耕牛、乘马，穿的衣服，吃的粮食，都充足的人有多少呢？贫苦的人可能有很多。起床后便说：把妻子给那个人，把阿哈给那个人，把马给那个人，把牛给那个人，把衣服给那个人，把粮食给那个人。
这里写的淑勒昆都仑汗即努尔哈赤，《满文老档》在大量描绘他运筹政务、指挥军事的大智大勇之外，又这样具体地刻画了他对部僚功臣们的深切关怀，既把努尔哈赤的心理活动展现得细腻入微，也把他深思果为的干练作风交代得很清楚，只抓准一个寻常的生活侧面，即反映出民族首领人物体察部下疾苦且善于用人的精神风范。
下面这则文字，引自《满文老档》“天命五年正月至三月”一条，记录的是努尔哈赤与他的大福晋[3]衮代之间的一段故事。
汗宅内一近身闲散侍女名秦太，与一名纳扎女人口角。纳扎骂秦太淫荡，与浓库通奸。秦太对纳扎曰：“我与浓库通奸于何处？奸后给与何物？你与巴克什达海通奸是实，曾予以蓝布二匹。”汗之小妾塔因查闻此，于三月二十五日，告之于汗。汗闻之，当众对质。查得纳扎经福晋允诺，与达海蓝布二匹属实。汗谓福晋曰：“尔以物与人，我本不吝惜，然禁约云：诸凡福晋，若不经汗允，即以一庹布、一块缎给予女人，则被诬为欺夫买药;若与男人者，则被诬为已有外心。有此诬告，则以诬告人之言为是，故无论何物，均不得给予他人等语。是尔违约，与达海蓝布二匹，尔有何忠心言耶？”遂拟达海、纳扎以死罪。汗复详思：男女皆死，罪有应得。唯杀其男，则再无如达海通汉语汉文者。遂杀纳扎，至于达海，缚于铁索、钉于粗木而囚之。
塔因查又告汗曰：“不仅此事，更有要言相告。”询以何言，告曰：“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饭食与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来往，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汗闻此言，遣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雅荪、蒙噶图四大臣往问大贝勒及四贝勒。业经询，四贝勒未食所送饭食属实，大贝勒二次受食所送饭食亦属实。又，所告诸事，皆属实情。对此汗曰：“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以有此言，故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平白无故，一日来往二三次矣！”每当诸贝勒大臣于汗屋聚筵会议时，大福晋即以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已知觉，皆欲报汗责之，又因惧怕大贝勒、大福晋，而弗敢上达。汗闻此言，不欲加罪其子大贝勒，乃以大福晋窃藏绸缎、蟒缎、金银财宝甚多为词，定其罪。命遣人至界藩山上居室查抄。大福晋恐汗见查出之物甚多，罪更加重，故将其物，分藏各处，分送各家。将三包财物分送至山上达尔汉侍卫居所。查者返回汗屋后，大福晋即遣人去山上达尔汉侍卫居所取其所送财物。差人未至山上，误至达尔汉侍卫所住西屋取之。达尔汉侍卫即与差人同来见汗曰：“我既知之岂有收纳福晋私藏财物之理耶？”福晋暗中遣人取其寄藏财物之事，汗本不知。此次得知差人错至达尔汉侍卫居室后，即遣人往山上住所查看，果有其事，遂杀收受财物之女仆。继之又查，蒙古福晋告曰：“阿济格阿哥家中之二个柜内，藏有绸缎三百匹。大福晋常为此担忧，唯恐遭火焚水淋，甚为爱惜。”闻此言，即往阿济格阿哥家查看，查得绸缎三百匹。又至大福晋母家查看，抄出煖木面大柜中存放之银两。大福晋又告曰：“蒙古福晋处尚有东珠一捧。”遂遣人往问蒙古福晋，其蒙古福晋告曰：“系大福晋交与我收藏之。”且又闻，大福晋曾给总兵官之二妻一整匹精织青倭缎，以做朝衣;给参将蒙噶图之妻绸缎朝衣一件。又报大福晋背汗，偷将财物给与村民者甚多。汗乃大怒，传谕村民令将大福晋所与之诸物，尽数退还。并以大福晋之罪示众曰：“该福晋奸诈虚伪，人之邪恶，彼皆有之。我以金珠装饰尔头尔身，以人所未见之佳缎，供尔服用，予以眷养。尔竟不爱汗夫，蒙我耳目，置我于一边，而勾引他人。不诛之者，可乎？然念其恶而杀之，则我三子一女犹如我心，怎忍使伊等悲伤耶？不杀之，则该福晋欺我之罪甚也！”又曰：“大福晋可不杀之，幼子患病，令其照看。我将不与该福晋同居，将其休弃之。嗣后该福晋所与之物，无论何人均勿得容受，勿听其言。无论男女，违此谕令，而听从大福晋之言，收受所与之财物者，即杀之矣！” 自此，废大福晋。整理该福晋之器皿时，又取出其私藏之衣物，多为大福晋所不应有之物。遂命叶赫之纳纳昆福晋、乌云珠阿巴盖福晋来见隐藏之物，告以大福晋所犯之罪，并将大福晋所制蟒缎被二床，赐与叶赫二福晋各一套。其所藏衣服，除大福晋穿用者仍归其本人外，其余衣服，皆行取回，赐与女儿。小福晋塔因查以举发故，著加荐拔，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4]
这则史料书写，因其所具有的情节连贯性，以及史官笔致的生动曲折，初步显露了一种宛如短篇小说的艺术轮廓。所陈述的整个事件，有前因，有发展，也有结局，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缀成了完整的故事链。围绕着汗王努尔哈赤对家庭内部经济案例乃至人倫纠葛的了解、处理，大福晋与小福晋及侍女等人、大福晋与两位贝勒及侍卫等人不同层面的错综关系，一步步地被揭示，将矛盾渐渐导入高潮。而事件进展到后面，汗王却又出于怜爱幼子的心肠，做出了姑息大福晋的裁决，使一触即发的冲突，居然引来了峰回路转的折中后果，不免有些出人意料。结尾处，小福晋终获“著加荐拔，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的待遇，虽一笔带过，却余味长留，耐人品评。“天命五年正月至三月”这一条，无论是在整部的《满文老档》之中，还是在这部史书内涉及到努尔哈赤家族关系的叙写里面，都属于情节性较强、故事引人入胜，同时文学因素亦颇为浓重的内容。[5]
在满族自身文字刚刚创制出来的日子，为配合急遽变幻的政治形势，满族统治者还运用满文，撰写了一批政论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1618）发布的《七大恨》。这是一篇政治檄文，逐条列数了明王朝有负于己方的七宗事件，以为理由，意在发起对明朝中央政权的征讨：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唯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6]
如果今人能对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孰是孰非有所宽容超脱，仅就作品而论，可以看出，《七大恨》是一篇立论鲜明、论说严谨、气势高拔的论说式散文，体现了努尔哈赤时代女真（满）民族行文尚实用戒浮华、言简意赅的清晰面目。这篇在当时显然要用满汉两种文字同时发表的文章，应当断定为满族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双语作品之一。
注：
[1]就拿汉族文学来说，最初的书面文学因素，也是在一些早期的历史典籍当中显示出来。例如记录先前历史的《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等，都在表述史实、阐发政论等史学文体中间，体现出依稀可辨的文学性。及至汉代由史官司马迁撰著的《史记》，虽然也是一部典型的历史学著作，所使用的文学笔法更是空前增强，为后世的文学发展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写作经验，故而该著作亦曾被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2]“阿哈”，满语，是奴隶的意思。
[3]“福晋”为满语称谓的汉语译音，指的是亲王、世子和郡王的妻子，相当于汉语的“妃”;大福晋，即大妃。
[4]《满文老档》，第133-13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5]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当代通俗文艺视野当中，不少新创制的小说和电视剧，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复制了《满文老档》里面的如上事件。
[6]引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
【责任编辑】李羡杰
因于这一想法，便会有人出来说，满族好像是没有什么以母语写就的文学作品。
其实，满族确曾有过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创作的文学，并且，满人历史上用母语留下的作品，也曾取得过较高的成就。人们之所以总是感觉这个民族十分缺乏母语文学创作，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其母语的文章文献书写，大多分布于满洲民族问世之后的前中期，后来，能够阅读满文的研究者渐趋减少，社会对于满族文化本体生态的东西又一味地忽视，便致使满文创作长久以来被搁置起来无人关注;二是满人们从自己民族刚出现不久就身临中原内地，学习汉文化起速快、步幅大，不但学用汉文创作出成就早，而且长期维持了作家大多水准较高的发展状态，故而更容易让人们忘怀该民族的母语创作业绩。
——这说来多少还是教人觉着怪异，满族因为自身汉语文学创作的发达，才使世间忽略了他们的母语文学，却又因为他们的汉语文学作品所用语言文字原来是他民族的，就被某些人说成是“完全汉化”了的产物，是“非满族文学”。于是，也就有了像20世紀70年代后期满族文学研究启动阶段所出现的“满族有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那样的质疑。
现在，让我们来回眸瞩望满族的母语文学。
满族文字的创制与完善，是16世纪末叶到17世纪前期的事情。
建州女真一代英主努尔哈赤在率部迅猛崛起东征西讨的同时，也适时地考虑到了民族文化建设问题。他于1599年，命满族学者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参照蒙古族文字的书写方式，创制拼写本民族语音的文字。努尔哈赤提出的指导思想是：“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连缀成句，即可因文见意矣。”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这套满文，史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这种“老满文”在试行的过程中，逐渐被发现，因为本民族语音与蒙古族语音在音素多寡分布等方面有所不同，简单地照搬蒙古语文的字母及拼写法，还有些明显不能满足准确拼写本民族语音要求的缺陷。于是，距“老满文”问世三十多年之后，皇太极又及时指示学者达海，对满文旧有方案加以改革。皇太极提出：“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这样，运用起来更加切近满语发音和书写要求的完善的“新满文”（又称为“有圈点满文”）终于面世。满族文字的发明与完善，不仅积极推进了满族的社会发展及其政治进程，也为满族文化的进步和满族书面文学的问世，创造了必备条件。
在本民族文字刚刚创制出来的时代，满族社会动荡频仍，战争连绵，加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还比较低，因而，未在短时间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和作家。然而，满族书面文学的起始，却在这民族文字发明之初显露端倪。与许多民族的文化演进规律——即书面文学的发生与史籍书写大致同步——极为类似的是，满族最早的书面文学，也首先萌芽于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典籍之中。[1]
由额尔德尼、达海和库尔缠等人于17世纪初撰著的编年体史书《满文老档》，现存180册，用满文记载着清朝开国前后30年间满族历史、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史实，不仅是后世了解与研究满族史的宝贵资料，其中若干篇章还蕴含着相当的文学价值，实堪称得是满族书面文学的滥觞之作。《满文老档》作者为了铺述历史事件，展示历史画面，常常会调动相应文学手法，在生动地运用语言、准确地状写人物、多角度渲染局势变化和巧妙剪裁情节素材等方面，都具可取之处。例如，在其中的太祖乙卯年档中就有下面的描写：
淑勒昆都仑汗每日仰卧二三次，不知之人以为是睡，实际并非睡，一面躺着，一面思考：哪一位好的僚友，达到了与其身份相称的富裕呢？哪一位好的僚友非常尽力，可是家境贫苦呢？谁的妻子死了没有再娶而困苦呢？使唤的阿哈[2]、耕牛、乘马，穿的衣服，吃的粮食，都充足的人有多少呢？贫苦的人可能有很多。起床后便说：把妻子给那个人，把阿哈给那个人，把马给那个人，把牛给那个人，把衣服给那个人，把粮食给那个人。
这里写的淑勒昆都仑汗即努尔哈赤，《满文老档》在大量描绘他运筹政务、指挥军事的大智大勇之外，又这样具体地刻画了他对部僚功臣们的深切关怀，既把努尔哈赤的心理活动展现得细腻入微，也把他深思果为的干练作风交代得很清楚，只抓准一个寻常的生活侧面，即反映出民族首领人物体察部下疾苦且善于用人的精神风范。
下面这则文字，引自《满文老档》“天命五年正月至三月”一条，记录的是努尔哈赤与他的大福晋[3]衮代之间的一段故事。
汗宅内一近身闲散侍女名秦太，与一名纳扎女人口角。纳扎骂秦太淫荡，与浓库通奸。秦太对纳扎曰：“我与浓库通奸于何处？奸后给与何物？你与巴克什达海通奸是实，曾予以蓝布二匹。”汗之小妾塔因查闻此，于三月二十五日，告之于汗。汗闻之，当众对质。查得纳扎经福晋允诺，与达海蓝布二匹属实。汗谓福晋曰：“尔以物与人，我本不吝惜，然禁约云：诸凡福晋，若不经汗允，即以一庹布、一块缎给予女人，则被诬为欺夫买药;若与男人者，则被诬为已有外心。有此诬告，则以诬告人之言为是，故无论何物，均不得给予他人等语。是尔违约，与达海蓝布二匹，尔有何忠心言耶？”遂拟达海、纳扎以死罪。汗复详思：男女皆死，罪有应得。唯杀其男，则再无如达海通汉语汉文者。遂杀纳扎，至于达海，缚于铁索、钉于粗木而囚之。
塔因查又告汗曰：“不仅此事，更有要言相告。”询以何言，告曰：“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饭食与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来往，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汗闻此言，遣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雅荪、蒙噶图四大臣往问大贝勒及四贝勒。业经询，四贝勒未食所送饭食属实，大贝勒二次受食所送饭食亦属实。又，所告诸事，皆属实情。对此汗曰：“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以有此言，故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平白无故，一日来往二三次矣！”每当诸贝勒大臣于汗屋聚筵会议时，大福晋即以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已知觉，皆欲报汗责之，又因惧怕大贝勒、大福晋，而弗敢上达。汗闻此言，不欲加罪其子大贝勒，乃以大福晋窃藏绸缎、蟒缎、金银财宝甚多为词，定其罪。命遣人至界藩山上居室查抄。大福晋恐汗见查出之物甚多，罪更加重，故将其物，分藏各处，分送各家。将三包财物分送至山上达尔汉侍卫居所。查者返回汗屋后，大福晋即遣人去山上达尔汉侍卫居所取其所送财物。差人未至山上，误至达尔汉侍卫所住西屋取之。达尔汉侍卫即与差人同来见汗曰：“我既知之岂有收纳福晋私藏财物之理耶？”福晋暗中遣人取其寄藏财物之事，汗本不知。此次得知差人错至达尔汉侍卫居室后，即遣人往山上住所查看，果有其事，遂杀收受财物之女仆。继之又查，蒙古福晋告曰：“阿济格阿哥家中之二个柜内，藏有绸缎三百匹。大福晋常为此担忧，唯恐遭火焚水淋，甚为爱惜。”闻此言，即往阿济格阿哥家查看，查得绸缎三百匹。又至大福晋母家查看，抄出煖木面大柜中存放之银两。大福晋又告曰：“蒙古福晋处尚有东珠一捧。”遂遣人往问蒙古福晋，其蒙古福晋告曰：“系大福晋交与我收藏之。”且又闻，大福晋曾给总兵官之二妻一整匹精织青倭缎，以做朝衣;给参将蒙噶图之妻绸缎朝衣一件。又报大福晋背汗，偷将财物给与村民者甚多。汗乃大怒，传谕村民令将大福晋所与之诸物，尽数退还。并以大福晋之罪示众曰：“该福晋奸诈虚伪，人之邪恶，彼皆有之。我以金珠装饰尔头尔身，以人所未见之佳缎，供尔服用，予以眷养。尔竟不爱汗夫，蒙我耳目，置我于一边，而勾引他人。不诛之者，可乎？然念其恶而杀之，则我三子一女犹如我心，怎忍使伊等悲伤耶？不杀之，则该福晋欺我之罪甚也！”又曰：“大福晋可不杀之，幼子患病，令其照看。我将不与该福晋同居，将其休弃之。嗣后该福晋所与之物，无论何人均勿得容受，勿听其言。无论男女，违此谕令，而听从大福晋之言，收受所与之财物者，即杀之矣！” 自此，废大福晋。整理该福晋之器皿时，又取出其私藏之衣物，多为大福晋所不应有之物。遂命叶赫之纳纳昆福晋、乌云珠阿巴盖福晋来见隐藏之物，告以大福晋所犯之罪，并将大福晋所制蟒缎被二床，赐与叶赫二福晋各一套。其所藏衣服，除大福晋穿用者仍归其本人外，其余衣服，皆行取回，赐与女儿。小福晋塔因查以举发故，著加荐拔，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4]
这则史料书写，因其所具有的情节连贯性，以及史官笔致的生动曲折，初步显露了一种宛如短篇小说的艺术轮廓。所陈述的整个事件，有前因，有发展，也有结局，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缀成了完整的故事链。围绕着汗王努尔哈赤对家庭内部经济案例乃至人倫纠葛的了解、处理，大福晋与小福晋及侍女等人、大福晋与两位贝勒及侍卫等人不同层面的错综关系，一步步地被揭示，将矛盾渐渐导入高潮。而事件进展到后面，汗王却又出于怜爱幼子的心肠，做出了姑息大福晋的裁决，使一触即发的冲突，居然引来了峰回路转的折中后果，不免有些出人意料。结尾处，小福晋终获“著加荐拔，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的待遇，虽一笔带过，却余味长留，耐人品评。“天命五年正月至三月”这一条，无论是在整部的《满文老档》之中，还是在这部史书内涉及到努尔哈赤家族关系的叙写里面，都属于情节性较强、故事引人入胜，同时文学因素亦颇为浓重的内容。[5]
在满族自身文字刚刚创制出来的日子，为配合急遽变幻的政治形势，满族统治者还运用满文，撰写了一批政论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1618）发布的《七大恨》。这是一篇政治檄文，逐条列数了明王朝有负于己方的七宗事件，以为理由，意在发起对明朝中央政权的征讨：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唯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6]
如果今人能对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孰是孰非有所宽容超脱，仅就作品而论，可以看出，《七大恨》是一篇立论鲜明、论说严谨、气势高拔的论说式散文，体现了努尔哈赤时代女真（满）民族行文尚实用戒浮华、言简意赅的清晰面目。这篇在当时显然要用满汉两种文字同时发表的文章，应当断定为满族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双语作品之一。
注：
[1]就拿汉族文学来说，最初的书面文学因素，也是在一些早期的历史典籍当中显示出来。例如记录先前历史的《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等，都在表述史实、阐发政论等史学文体中间，体现出依稀可辨的文学性。及至汉代由史官司马迁撰著的《史记》，虽然也是一部典型的历史学著作，所使用的文学笔法更是空前增强，为后世的文学发展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写作经验，故而该著作亦曾被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2]“阿哈”，满语，是奴隶的意思。
[3]“福晋”为满语称谓的汉语译音，指的是亲王、世子和郡王的妻子，相当于汉语的“妃”;大福晋，即大妃。
[4]《满文老档》，第133-13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5]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当代通俗文艺视野当中，不少新创制的小说和电视剧，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复制了《满文老档》里面的如上事件。
[6]引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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