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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是民国时期较早走出国门学习绘画的前辈艺术家，曾留学法国和意大利，多年游历欧美。1928年学成回国即投身到我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专)西画系和中央大学艺术科西画组执教多年，将西方正统的绘画技法和教学方法引入国内，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艺术家。1937年她再次返回法国精研绘画，多次在法、比等国获得奖励。她创作勤奋，大胆尝试和借鉴各种艺术门类，成就卓著，一生践行“合中西于一冶”(1937年陈独秀为潘玉良题词)，孤独地身处异邦，几乎是一个人在中西结合之路上探索。
潘玉良自1937年到1977年逝世，四十年间大多居住在巴黎，与国内艺术界的交往基本中断，1980年以前，包括很多与她同时期的艺术家也很少提及潘玉良，直到安徽作家石楠《画魂——潘玉良传》的出版，才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女画家“潘玉良”。但是，她传奇的人生经历被小说、杂志、广播、戏剧、电视、电影演绎的完全湮没了历史的真相，她早年不幸的人生遭遇和后来取得的艺术成就之间的巨大反差，吸引了太多的眼球，真实的艺术成就却在各种虚幻的故事和人为夸大的宣传中远去，使人真假难辩。作为潘玉良艺术研究的一部分，关于姓名的考证对探究她的艺术活动和创作时代是不可获缺的基础性研究。
1988年出版的《潘玉良美术作品选》中登载了潘玉良孙女婿徐永异先生编写的《潘玉良年表》，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潘氏年表，此后20年中得到了广泛的引用。年表中称“一八九五年，潘玉良原名陈秀清，生于六月十四日，江苏扬州人。后改姓名为张玉良。一九一三年，与潘赞化结为伉俪，改姓潘”。但是，笔者对这种说法存在很多疑问，比如：“原名陈秀清”的事实依据出自哪里?“陈秀清”为何改为“张玉良”?她本姓“陈”还是“张”?“潘玉良”和“张玉良”是否都是她名字的正确表述呢?
最后的“潘张玉良”
像很多精彩故事的结尾一样，在1984年运回的众多潘玉良遗物中，一张便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潘玉良生前认真地保留了每一封丈夫潘赞化在安徽桐城老家的潘氏后人寄来的家信，这张便条就是放在这沓信件的上面。便条上面写到：“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将来死在外国，烦请朋友们将这些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为纪念(地址：略)。潘张玉良请求”。潘忠玉是潘赞化与原配夫人方氏所生的唯一一个儿子 一潘牟的儿子，即潘赞化的嫡孙。按照传统的继承顺序，潘忠玉是潘家的嫡系传人。从便条的内容分析，书写的时间应该在潘玉良去世前不久，她自己感觉到时日无多又思乡心切，便想在身后委托朋友将这些书信寄给潘家的后人保存。这是带有明显的遗嘱用语，让人感觉非常的正式和庄重，可以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份遗嘱。因而，“潘张玉良”的签名，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个签名绝不是笔名或在画作上的签名，它一定是潘玉良对自己姓名最正式、最庄重的表达形式，即“潘张玉良”是她本人认可的自己真正的名字。
在中国古代延续了几千年的“妻从夫姓”的传统，在近代后也逐渐演变为“妻冠夫姓”，即在妇女未婚前的姓名前面冠以夫姓，如妇女“刘王氏”，“刘”为夫姓， “王”即是妇女出嫁前的本姓。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
反过来，我们分析“潘张玉良”这个名字，是民国社会已婚妇女姓名“妻冠夫姓”的典型用法，“潘”是丈夫潘赞化的姓，后面的“张”就应该是潘玉良的本姓，即她未婚前的本姓为“张”，“张玉良”也就应该是她婚前的姓名。尽管，我们现在没有证据知道她的“张”姓是她父亲的姓氏，还是父母身亡后改姓“张”，但至少“张”是她自己认可的本姓。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我们应当尊重和认可本人的选择，认定潘玉良本姓“张”，其婚前的本名可以推断为“张玉良”。
“潘世秀”就是“潘玉良”
潘玉良曾经就读上海美专，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二〇学年度第一学期至一九二二学年度第一学期西洋画科学生学籍簿》(简称《学籍簿》)上有学生“潘世秀”的学籍册，记载内容如下：
姓名：潘世秀 籍贯：安徽
住址：上海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十八号
入学年月：(民国)九年九月(公元1920年9月，笔者注)
退学年月： (民国)十年七月(公元1921年7月，笔者注)
保护人：姓名：潘赞化职业：学关系：夫
保证人：姓名：洪野职业：本校教员关系：师
潘赞化(1885—1959)，原名世璧，字瓒华，后改为赞化，安徽省桐城县潘家楼人，1912年任芜湖海关监督
(正关道)，后被免职移居上海与潘玉良结婚。
洪野(1886—1932)，字禹仇，安徽歙县人，行伍出身，“天马会”会员。1917年到1922年，他两次在上海美专任教。曾任神州女校美术科主任、上海艺术大学专门部美术科主任，讲授西洋画、色彩画、透视学等课程，其学生有潘玉良、唐蕴玉等。潘玉良“幼曾受教于新安洪野先生之门”，洪野是她的美术启蒙老师。根据现存的上海美专职员会议档案可以看出，洪野在1920年3月被上海美专聘为教员，至少到1922年3月他都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1920年9月潘世秀入学时他正在上海美专任教。
根据潘玉良的丈夫是潘赞化和老师洪野先生这些基本事实，可以认定《学籍簿》中“潘世秀”就是后来成名的“潘玉良”，“潘世秀”与“潘玉良”是同一个人。潘玉良入学时使用的名字是“潘世秀”，而非“潘玉良”或者“张玉良”。
另外，在王震《汪亚尘容君立年谱合编》中记载“(1922年)荣女士于上海美专第十一届西洋画科毕业，同班同学有乌叔养、吴人文、尤韵泉、倪贻德等。本班原有潘玉良，半学期即离校”。按照《学籍簿》中潘世秀1921年退学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潘世秀”就是“潘玉良”。
1984年安徽省博物馆在整理潘玉良运回国内的遗作中，发现了一幅签名为“世秀”的油画《渡口晚泊》(这是安徽省博物馆一直沿用的作品名称，但实际名称应为《桐庐待发》，为表述方便暂时沿用此名称)，这也是现今发现的唯一一幅签名“世秀”的作品。该作品长33厘米，宽24厘米，画面颜色沉稳，笔触老练，具有潘玉良30年代油画的鲜明特点，在画面的右下角，深色的底色上有红色的两个字“世秀”，这明显是画作者的签名。从这幅画风格上可以基本肯定是潘玉良的作品，然而“世秀”这个签名却从米见过，而且在潘玉良数于件的油画、彩墨和素描作品中再没有发现这个签名，因此还是不能最后确定“世秀”就是“潘世秀”，即潘玉良。值得庆幸的是，笔者通过查阅《中央 日报》，发现1937年6月13、14日两次川登的潘玉良参加个展的油画《桐庐待发》与《渡口晚泊》很相似，经过对两张作品照片的认真比对，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的油画《渡口晚泊》就是1937年潘玉良个展展出的油画《桐庐待发》，它的名称应为《桐庐待发》。这就汪明了《渡口晚泊》是潘玉良的作品，上面“世秀”的签名就是“潘世秀”。这也证明了潘卡良不仅在上海美专入学登记时使用过“潘世秀”名字，而且在画作中也用过这个名字。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桐庐待发》创作年代应该在1937年，理由有二：一是《中央日报》1937年5月15日发表画展消息称：“名画家潘玉良女士，对于西画，造诣极深，最近曾赴浙东一带写生，在富春江上流连多日，作品甚为丰富，顷已返京，拟于下月9日起，假华侨招待所举行个人新旧作品展览会”。桐庐，位于浙江西北部富春江畔风景优美，宋朝诗人范仲淹赞桐庐为“游洒桐庐”。这幅画应是潘玉良此次“在富春江上流连多日”时在桐庐的写生之作；二是，潘玉良是创作非常勤奋的画家，从她1935年举办的南京个展和1936年的上海个展的参展作品来看，她更喜欢在展览中陈列自己新近的作品。因此， 《桐庐待发》应是潘玉良1937年春天在富春江上实地写生时创作的作品，这也说明潘玉良至少从1920年9月考入上海美专到1937年7月出国前这段时间里，都使用过“潘世秀”这个名字。
此外，潘赞化在给潘玉良的信中常称呼其为“秀妹”或“玉妹”。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秀妹”应是“世秀”的昵称，“玉妹”则是“玉良”的昵称。有研究者认为，“秀妹”是潘玉良原名“陈秀清”的昵称，但是我们至今无法看到潘玉良原名为“陈秀清”的有力证据，因而“秀妹”的这种解释也就无从说起。
“世秀”与“王良”
2007年，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拍摄了八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刘海粟》，其中的第五集《家国悲欢投身抗战》中展示了一张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任教时使用过的名片。名片正面中间是“潘世秀”三个字，右下旁是略小的“玉良”两字，背面为英文“Yu lin Pan”。名片的正反而均有简短的附言，正而是“会计处一月份薪水壹佰元请交邱代光女士代收带下为感”，反而为“三月七号付清，款由本校学牛邱代光带去。季卿识”。
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自开办至结束历届学生姓名索引》第65页记载：邱代光，音乐系，1928年9月入学，1930年7月毕业。潘玉良1928年学成旧国，9月就担任了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主任，后于1929年初辞去系主任职务。丈夫潘赞化当时在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实业部任职，潘玉良为了家庭和教学不得不“奔走于沪宁之间，还担任一些教课，但是在余时，就安然在艺苑绘画研究所制作”(潘玉良：《我习粉笔画的经过谈》)。因此，她托学生拿自己的名片帮助代领工资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当时的社会，名片一般是轻易不能送人，作为一种个人的凭证有很高的信用等级，身份和地位较高的社会名流可以让仆人或亲信拿着写有本人留言的名片代办事。类似的事情，曾在上海美专任教时候的黄宾虹也做过。
其次，民国时期名片的内容很简单，正面通常是主人的姓名、字和籍贯。通常，越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其名片的内容也越简单。这张名片的内容就非常简单，正面只有“潘世秀玉良”五个字，背面为外文名字(这也是潘玉良使用的唯一的外文名字)。这些都与潘玉良当时作为著名西画家和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相一致，背面的外文名字则显示了她曾经出洋留学的国际化背景，符合当时名片的使用习惯。因而，这张名片的真实性是可以确定的。
另外，按照中国人对名和字使用习惯，名片上是不会同时出现自己正在使用和曾经使用过但现在已经不用的两个名字，同一张名片上出现的只能是本人正在使用的姓名和字号，而且姓名要居于名片正中间的重要位置，字放在名的下面。民国时期北京的政府机关就曾经对公务员的名片形制作出规定“名片名字的写法，即有为官衔，中为姓名，二者相距1.3cm，右下为字、籍贯，与姓名相距2cm”，尽管这个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反映出那个时期名片形制的普遍特点，即本人的名在上，字在下。比如说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先生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他的名片上就没有曾用名“钱仰先”或者“钱哲良”与现用名“钱钟书”同时出现的情况，名片的中间位置是现用名“钱钟书”，字“默存”在名字的右下方且字体略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排除潘玉良名片上的“潘世秀”和“玉良”是曾用名和现用名的关系，二者应是名和字的关系，即“潘世秀”是名，“玉良”是她的字。可见“潘世秀”是她的名字，只是“世秀”被“玉良”的盛名所湮没，因而世人只知“潘玉良”而不识“潘世秀”。
“世秀”名字的来源
关于“世秀”名字的来源，由于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也就无法考证，这里更多的是笔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推测。
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潘世秀”应该是潘玉良婚后，丈夫潘赞化为她取的名字。中国古人取名，通常是在出生三个月后由孩子的父亲来命名，用名字来寄托父辈对儿女的希望。《礼记曲礼》云：“男子二十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意思是说，当男子和女子到了成年婚嫁的年龄，才会为其取“字”加在“名”之后。这也是古人为何称尚未许配嫁人的女子为“待字闺中”的由来。
我们试想，潘玉良从小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流落风尘，婚前是不太可能有长辈为她取“字”，她本人也没有接受过教育，也就更不可能为自己取“字”了。这样，为她取名字最有可能的人就是她的丈夫潘赞化。潘赞化早年留学日本，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诗，取“名”、“字”对他来说都是不成问题的。既然“张玉良”是潘玉良的本名，那么“潘世秀”就极有可能是潘赞化为她后取的名字。潘赞化在婚后为她重新取名“潘世秀”，而将她原来的名字“玉良”变成“字”，是三全其美的一种安排。其一，潘玉良在婚后既有“名”又有“字”，符合传统的礼俗；其二，重新取名“潘世秀”，可以掩盖自己过去的境遇，利于开始新的生活；其三，“玉良”变成“字”，又对她原来的名字做了保留，是对亲人的一种纪念。更有意思的是，潘赞化本名“潘世璧”中的“世”是潘氏家族的“世”字辈。而潘世秀中“世”，不知是否也有按辈分取名的考虑。
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测，“张玉良”改名“潘世秀”的目的，就是向世人隐藏自己曾经流落风尘的经历，将一个出身扬州寒门，有着坎坷经历的“扬州张玉良”，变成出生在桐城潘氏望族的“桐城潘世秀”。这种推测可以从潘玉良婚后填写的履历以及报纸、杂志上介 绍她的文章中找到佐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1920年9月上海美专入学学籍簿上填写的“潘世秀，籍贯安徽”以及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1928年给潘玉良颁发的毕业证上的出生地“TONGcIIANG(CINA)” (即中国桐城)。此外，《上海美专新制第十八届毕业纪念刊》(1936年)也将潘玉良教授的籍贯写为“安徽桐城“。由此可以看出，潘玉良一直在刻意地进行这种转变，她对外一直都称自己的籍贯是“安徽桐城”而非“江苏扬州”。
然而，一个人的出生地可以通过文字来更改，口音却是很难改变的。画家王石城先生曾经回忆道：“1929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我到扬州北门外瘦西湖写生。刚开始画了几笔，就碰到了潘玉良教授和几位大学生，他们也到这里来写风景。……她笑着说：‘没关系，早知你在我后面，我可以边画边讲，这样，不是更好吗?’潘老师讲的是扬州方言，我听了感到非常亲切”。王石城先生1909年出生在江苏扬州，后长期在安徽高校教授绘画，他对扬州口音和安徽口音应该能分辨清楚。因此，他关于潘玉良扬州口音的回忆是可信的，这也说明了她的出生地应该是扬州。以上的这些分析可能是潘玉良改名潘世秀的原因，另外潘玉良为报答潘赞化的知遇之恩而改姓“潘”，也是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潘玉良”的起始
既然“张玉良”改名“潘世秀”后理应一直使用，为什么她又很少使用，造成只知“潘玉良”而不识“潘世秀”呢?解释的原因只有一个：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人学登记的名字是“潘世秀”，而仅仅一年后的1921年7月，她从上海美专退学后报考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开始，就主动放弃了“潘世秀”，对外界使用的名字都是“潘玉良”。
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潘玉良”名字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申报》的报道上。潘玉良退学后，在丈夫潘赞化的支持下，顺利的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学生。1921年8月5日《申报》发表消息《里昂海外大学又一消息》云：“此次建设法国里昂之海外大学，共招学生一百六十名，分北京上海广州三处招考，……。兹探得京沪两处各生姓名登载如左，……女生共十一名：黄明敏、黄伟惠、罗振英、林宝权(以上四名为广东特待生)、苏梅、方蕴、方裕、刘梧、吴绩新、潘玉良、杨润馀(以上七名为本部生)。”报道中提到的苏梅就是后来移居中国台湾的文学名家苏雪林，她在后来多次著文回忆与潘玉良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却从未提及过潘玉良其他的名字。
潘玉良一行于同年9月24 日抵达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随后办理了入学登记手续。根据现藏在法国里昂市图书馆的中法大学学生入学登记删记载，她入学时填写的中文名是“潘玉良”，法文名字是“Yu 1in Pan”(与前面提到的名片背面的外文完全相同)，出生地和丈夫栏里分别填的是“安徽和潘赞化”，登记册的下方有她的亲笔签名“Y.L Pan潘玉良”。此后，潘玉良又分别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和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学习，1928年她在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的毕业证书上的名字为“Yulin Pan”。此外，她当年同船的留法同学商文立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的《吴稚晖先生一百十岁诞辰纪念特辑》中发表的回忆文章《随吴稚晖先生同船赴法记》，也称其为潘玉良。可以看出，当时她对外使用的名字只有“潘玉良”。1928年潘玉良受聘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主任，当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数务及教务处各种会议记录中，潘玉良参加会议的签名都是“潘玉良”。1937年，与潘赞化私交甚好的陈独秀在潘玉良三幅人体白描作品题字时，称其为“玉良”和“玉良女士”。
类似以上事例不胜枚举，在现存的所有1928年以后的报纸书刊和历史档案中都称其为“潘玉良”，在此不一一列出。
此外，在安徽省博物馆所藏的数千件潘玉良作品上的签名，都为“潘玉良”或“玉良” (除上述的油画《渡口晚泊》签名为“世秀”)，她使用过的姓名章有“潘”“良”“玉良”“玉良”“潘玉良章”“玉良铁线”“玉良画”等七枚。
由此可见，潘玉良从留学法国开始，她对外使用的名字一直都是“潘玉良”，这也是后人很少知道潘玉良也名“潘世秀”的真实原因。
那么，潘世秀为何从美专退学后就开始使用“潘玉良”了呢?笔者分析，这可能是和她退学的原因有关。潘玉良考入上海美专不久，随学校组织的写生队去杭州旅行写生，晚上开联欢会，潘玉良唱了一段京戏，让大家非常吃惊。事后，有好事者探听到潘玉良的身世，以此要挟校方要求退学。在这种情况下，校方从学校的发展考虑，为了挽留大多学生，最终以潘玉良退学平息了风波。《上海美专十周年纪念册》中的同学录，记载的第一批女学生的名字，惟独少了潘玉良的名字。刘海粟曾言“秋季开学，考取之插班(女)生共十一人，为丁素贞、庞静娴、陈慧攘、史述、荣玉立(君立)、尤韵泉(刘苇)、蒙佩环、张淑诚、张世玄、刘慕慈、韩端慈。” (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从这可以看出，潘玉良退学后，校方甚至不愿意承认她曾经是上海美专的学生，似乎承认了这点有损学校的声誉，给学校带来负面的影响，可见当时部分学生要求潘玉良退学的风波闹的很大。校方对她退学的原因很隐讳，因为按照上海美专的惯例，如果学生有不轨行为而被开除学籍是要通过教务会议讨沦通过的，而我们在当年的校务会议记录中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换句话说，当时校方为了平息事端，可能采取私下劝潘世秀退学的手段来息事宁人。
对美术学习充满渴望的潘玉良再次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为了继续实现自己的绘画理想，潘世秀只能使用“潘玉良”的名字报考中法大学，以摆脱社会流言和世俗势力对自己的阻碍，这也是她在当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潘玉良名字使用上多次变更的时间轨迹：第一次，婚前——张玉良；第二次，婚后至1921年7月上海美专退学前使用——潘世秀；第三次，从1921年考入中法大学至其去世，基本使用——潘玉良；第四次，去世前遗嘱签名——潘张玉良。潘玉良的名字从婚前的“张玉良”，到婚后的“潘世秀”再到“潘玉良”，这种变换是她对不公待遇的一种抗争，这也可以反映出潘玉良为了艺术，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意志，而直到晚年的“潘张玉良”才应该是她自我意愿的真实回归。
综上所述，潘玉良名世秀，字玉良，后多以字行，称“潘玉良”。根据她本人的表述，她本姓“张”，婚后随夫改姓“潘”。她进入上海美专学习时使用的姓名是“潘世秀”，但从1921年留学法国开始，对外称“潘玉良”并沿用至今。“潘玉良”与“潘世秀”只是她名和字的两种叫法，不是曾用名和现用名的关系。“潘张玉良”是她对自己名字最后的也是最正式的表述。
此外，现有材料中关于潘玉良名字的所有表述中，她姓“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我们现在再称她为“张玉良”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样明显违背了她本人选择改姓“潘”的本意，这点我们应予以尊重，称其为“潘某某”。“潘玉良”和“潘张玉良”都是她名字的正确表述，当然她使用更多的还是“潘玉良”。
潘玉良自1937年到1977年逝世，四十年间大多居住在巴黎，与国内艺术界的交往基本中断，1980年以前，包括很多与她同时期的艺术家也很少提及潘玉良，直到安徽作家石楠《画魂——潘玉良传》的出版，才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女画家“潘玉良”。但是，她传奇的人生经历被小说、杂志、广播、戏剧、电视、电影演绎的完全湮没了历史的真相，她早年不幸的人生遭遇和后来取得的艺术成就之间的巨大反差，吸引了太多的眼球，真实的艺术成就却在各种虚幻的故事和人为夸大的宣传中远去，使人真假难辩。作为潘玉良艺术研究的一部分，关于姓名的考证对探究她的艺术活动和创作时代是不可获缺的基础性研究。
1988年出版的《潘玉良美术作品选》中登载了潘玉良孙女婿徐永异先生编写的《潘玉良年表》，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潘氏年表，此后20年中得到了广泛的引用。年表中称“一八九五年，潘玉良原名陈秀清，生于六月十四日，江苏扬州人。后改姓名为张玉良。一九一三年，与潘赞化结为伉俪，改姓潘”。但是，笔者对这种说法存在很多疑问，比如：“原名陈秀清”的事实依据出自哪里?“陈秀清”为何改为“张玉良”?她本姓“陈”还是“张”?“潘玉良”和“张玉良”是否都是她名字的正确表述呢?
最后的“潘张玉良”
像很多精彩故事的结尾一样，在1984年运回的众多潘玉良遗物中，一张便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潘玉良生前认真地保留了每一封丈夫潘赞化在安徽桐城老家的潘氏后人寄来的家信，这张便条就是放在这沓信件的上面。便条上面写到：“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将来死在外国，烦请朋友们将这些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为纪念(地址：略)。潘张玉良请求”。潘忠玉是潘赞化与原配夫人方氏所生的唯一一个儿子 一潘牟的儿子，即潘赞化的嫡孙。按照传统的继承顺序，潘忠玉是潘家的嫡系传人。从便条的内容分析，书写的时间应该在潘玉良去世前不久，她自己感觉到时日无多又思乡心切，便想在身后委托朋友将这些书信寄给潘家的后人保存。这是带有明显的遗嘱用语，让人感觉非常的正式和庄重，可以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份遗嘱。因而，“潘张玉良”的签名，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个签名绝不是笔名或在画作上的签名，它一定是潘玉良对自己姓名最正式、最庄重的表达形式，即“潘张玉良”是她本人认可的自己真正的名字。
在中国古代延续了几千年的“妻从夫姓”的传统，在近代后也逐渐演变为“妻冠夫姓”，即在妇女未婚前的姓名前面冠以夫姓，如妇女“刘王氏”，“刘”为夫姓， “王”即是妇女出嫁前的本姓。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
反过来，我们分析“潘张玉良”这个名字，是民国社会已婚妇女姓名“妻冠夫姓”的典型用法，“潘”是丈夫潘赞化的姓，后面的“张”就应该是潘玉良的本姓，即她未婚前的本姓为“张”，“张玉良”也就应该是她婚前的姓名。尽管，我们现在没有证据知道她的“张”姓是她父亲的姓氏，还是父母身亡后改姓“张”，但至少“张”是她自己认可的本姓。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我们应当尊重和认可本人的选择，认定潘玉良本姓“张”，其婚前的本名可以推断为“张玉良”。
“潘世秀”就是“潘玉良”
潘玉良曾经就读上海美专，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二〇学年度第一学期至一九二二学年度第一学期西洋画科学生学籍簿》(简称《学籍簿》)上有学生“潘世秀”的学籍册，记载内容如下：
姓名：潘世秀 籍贯：安徽
住址：上海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十八号
入学年月：(民国)九年九月(公元1920年9月，笔者注)
退学年月： (民国)十年七月(公元1921年7月，笔者注)
保护人：姓名：潘赞化职业：学关系：夫
保证人：姓名：洪野职业：本校教员关系：师
潘赞化(1885—1959)，原名世璧，字瓒华，后改为赞化，安徽省桐城县潘家楼人，1912年任芜湖海关监督
(正关道)，后被免职移居上海与潘玉良结婚。
洪野(1886—1932)，字禹仇，安徽歙县人，行伍出身，“天马会”会员。1917年到1922年，他两次在上海美专任教。曾任神州女校美术科主任、上海艺术大学专门部美术科主任，讲授西洋画、色彩画、透视学等课程，其学生有潘玉良、唐蕴玉等。潘玉良“幼曾受教于新安洪野先生之门”，洪野是她的美术启蒙老师。根据现存的上海美专职员会议档案可以看出，洪野在1920年3月被上海美专聘为教员，至少到1922年3月他都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1920年9月潘世秀入学时他正在上海美专任教。
根据潘玉良的丈夫是潘赞化和老师洪野先生这些基本事实，可以认定《学籍簿》中“潘世秀”就是后来成名的“潘玉良”，“潘世秀”与“潘玉良”是同一个人。潘玉良入学时使用的名字是“潘世秀”，而非“潘玉良”或者“张玉良”。
另外，在王震《汪亚尘容君立年谱合编》中记载“(1922年)荣女士于上海美专第十一届西洋画科毕业，同班同学有乌叔养、吴人文、尤韵泉、倪贻德等。本班原有潘玉良，半学期即离校”。按照《学籍簿》中潘世秀1921年退学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潘世秀”就是“潘玉良”。
1984年安徽省博物馆在整理潘玉良运回国内的遗作中，发现了一幅签名为“世秀”的油画《渡口晚泊》(这是安徽省博物馆一直沿用的作品名称，但实际名称应为《桐庐待发》，为表述方便暂时沿用此名称)，这也是现今发现的唯一一幅签名“世秀”的作品。该作品长33厘米，宽24厘米，画面颜色沉稳，笔触老练，具有潘玉良30年代油画的鲜明特点，在画面的右下角，深色的底色上有红色的两个字“世秀”，这明显是画作者的签名。从这幅画风格上可以基本肯定是潘玉良的作品，然而“世秀”这个签名却从米见过，而且在潘玉良数于件的油画、彩墨和素描作品中再没有发现这个签名，因此还是不能最后确定“世秀”就是“潘世秀”，即潘玉良。值得庆幸的是，笔者通过查阅《中央 日报》，发现1937年6月13、14日两次川登的潘玉良参加个展的油画《桐庐待发》与《渡口晚泊》很相似，经过对两张作品照片的认真比对，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的油画《渡口晚泊》就是1937年潘玉良个展展出的油画《桐庐待发》，它的名称应为《桐庐待发》。这就汪明了《渡口晚泊》是潘玉良的作品，上面“世秀”的签名就是“潘世秀”。这也证明了潘卡良不仅在上海美专入学登记时使用过“潘世秀”名字，而且在画作中也用过这个名字。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桐庐待发》创作年代应该在1937年，理由有二：一是《中央日报》1937年5月15日发表画展消息称：“名画家潘玉良女士，对于西画，造诣极深，最近曾赴浙东一带写生，在富春江上流连多日，作品甚为丰富，顷已返京，拟于下月9日起，假华侨招待所举行个人新旧作品展览会”。桐庐，位于浙江西北部富春江畔风景优美，宋朝诗人范仲淹赞桐庐为“游洒桐庐”。这幅画应是潘玉良此次“在富春江上流连多日”时在桐庐的写生之作；二是，潘玉良是创作非常勤奋的画家，从她1935年举办的南京个展和1936年的上海个展的参展作品来看，她更喜欢在展览中陈列自己新近的作品。因此， 《桐庐待发》应是潘玉良1937年春天在富春江上实地写生时创作的作品，这也说明潘玉良至少从1920年9月考入上海美专到1937年7月出国前这段时间里，都使用过“潘世秀”这个名字。
此外，潘赞化在给潘玉良的信中常称呼其为“秀妹”或“玉妹”。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秀妹”应是“世秀”的昵称，“玉妹”则是“玉良”的昵称。有研究者认为，“秀妹”是潘玉良原名“陈秀清”的昵称，但是我们至今无法看到潘玉良原名为“陈秀清”的有力证据，因而“秀妹”的这种解释也就无从说起。
“世秀”与“王良”
2007年，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拍摄了八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刘海粟》，其中的第五集《家国悲欢投身抗战》中展示了一张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任教时使用过的名片。名片正面中间是“潘世秀”三个字，右下旁是略小的“玉良”两字，背面为英文“Yu lin Pan”。名片的正反而均有简短的附言，正而是“会计处一月份薪水壹佰元请交邱代光女士代收带下为感”，反而为“三月七号付清，款由本校学牛邱代光带去。季卿识”。
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自开办至结束历届学生姓名索引》第65页记载：邱代光，音乐系，1928年9月入学，1930年7月毕业。潘玉良1928年学成旧国，9月就担任了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主任，后于1929年初辞去系主任职务。丈夫潘赞化当时在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实业部任职，潘玉良为了家庭和教学不得不“奔走于沪宁之间，还担任一些教课，但是在余时，就安然在艺苑绘画研究所制作”(潘玉良：《我习粉笔画的经过谈》)。因此，她托学生拿自己的名片帮助代领工资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当时的社会，名片一般是轻易不能送人，作为一种个人的凭证有很高的信用等级，身份和地位较高的社会名流可以让仆人或亲信拿着写有本人留言的名片代办事。类似的事情，曾在上海美专任教时候的黄宾虹也做过。
其次，民国时期名片的内容很简单，正面通常是主人的姓名、字和籍贯。通常，越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其名片的内容也越简单。这张名片的内容就非常简单，正面只有“潘世秀玉良”五个字，背面为外文名字(这也是潘玉良使用的唯一的外文名字)。这些都与潘玉良当时作为著名西画家和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相一致，背面的外文名字则显示了她曾经出洋留学的国际化背景，符合当时名片的使用习惯。因而，这张名片的真实性是可以确定的。
另外，按照中国人对名和字使用习惯，名片上是不会同时出现自己正在使用和曾经使用过但现在已经不用的两个名字，同一张名片上出现的只能是本人正在使用的姓名和字号，而且姓名要居于名片正中间的重要位置，字放在名的下面。民国时期北京的政府机关就曾经对公务员的名片形制作出规定“名片名字的写法，即有为官衔，中为姓名，二者相距1.3cm，右下为字、籍贯，与姓名相距2cm”，尽管这个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反映出那个时期名片形制的普遍特点，即本人的名在上，字在下。比如说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先生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他的名片上就没有曾用名“钱仰先”或者“钱哲良”与现用名“钱钟书”同时出现的情况，名片的中间位置是现用名“钱钟书”，字“默存”在名字的右下方且字体略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排除潘玉良名片上的“潘世秀”和“玉良”是曾用名和现用名的关系，二者应是名和字的关系，即“潘世秀”是名，“玉良”是她的字。可见“潘世秀”是她的名字，只是“世秀”被“玉良”的盛名所湮没，因而世人只知“潘玉良”而不识“潘世秀”。
“世秀”名字的来源
关于“世秀”名字的来源，由于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也就无法考证，这里更多的是笔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推测。
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潘世秀”应该是潘玉良婚后，丈夫潘赞化为她取的名字。中国古人取名，通常是在出生三个月后由孩子的父亲来命名，用名字来寄托父辈对儿女的希望。《礼记曲礼》云：“男子二十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意思是说，当男子和女子到了成年婚嫁的年龄，才会为其取“字”加在“名”之后。这也是古人为何称尚未许配嫁人的女子为“待字闺中”的由来。
我们试想，潘玉良从小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流落风尘，婚前是不太可能有长辈为她取“字”，她本人也没有接受过教育，也就更不可能为自己取“字”了。这样，为她取名字最有可能的人就是她的丈夫潘赞化。潘赞化早年留学日本，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诗，取“名”、“字”对他来说都是不成问题的。既然“张玉良”是潘玉良的本名，那么“潘世秀”就极有可能是潘赞化为她后取的名字。潘赞化在婚后为她重新取名“潘世秀”，而将她原来的名字“玉良”变成“字”，是三全其美的一种安排。其一，潘玉良在婚后既有“名”又有“字”，符合传统的礼俗；其二，重新取名“潘世秀”，可以掩盖自己过去的境遇，利于开始新的生活；其三，“玉良”变成“字”，又对她原来的名字做了保留，是对亲人的一种纪念。更有意思的是，潘赞化本名“潘世璧”中的“世”是潘氏家族的“世”字辈。而潘世秀中“世”，不知是否也有按辈分取名的考虑。
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测，“张玉良”改名“潘世秀”的目的，就是向世人隐藏自己曾经流落风尘的经历，将一个出身扬州寒门，有着坎坷经历的“扬州张玉良”，变成出生在桐城潘氏望族的“桐城潘世秀”。这种推测可以从潘玉良婚后填写的履历以及报纸、杂志上介 绍她的文章中找到佐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1920年9月上海美专入学学籍簿上填写的“潘世秀，籍贯安徽”以及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1928年给潘玉良颁发的毕业证上的出生地“TONGcIIANG(CINA)” (即中国桐城)。此外，《上海美专新制第十八届毕业纪念刊》(1936年)也将潘玉良教授的籍贯写为“安徽桐城“。由此可以看出，潘玉良一直在刻意地进行这种转变，她对外一直都称自己的籍贯是“安徽桐城”而非“江苏扬州”。
然而，一个人的出生地可以通过文字来更改，口音却是很难改变的。画家王石城先生曾经回忆道：“1929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我到扬州北门外瘦西湖写生。刚开始画了几笔，就碰到了潘玉良教授和几位大学生，他们也到这里来写风景。……她笑着说：‘没关系，早知你在我后面，我可以边画边讲，这样，不是更好吗?’潘老师讲的是扬州方言，我听了感到非常亲切”。王石城先生1909年出生在江苏扬州，后长期在安徽高校教授绘画，他对扬州口音和安徽口音应该能分辨清楚。因此，他关于潘玉良扬州口音的回忆是可信的，这也说明了她的出生地应该是扬州。以上的这些分析可能是潘玉良改名潘世秀的原因，另外潘玉良为报答潘赞化的知遇之恩而改姓“潘”，也是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潘玉良”的起始
既然“张玉良”改名“潘世秀”后理应一直使用，为什么她又很少使用，造成只知“潘玉良”而不识“潘世秀”呢?解释的原因只有一个：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人学登记的名字是“潘世秀”，而仅仅一年后的1921年7月，她从上海美专退学后报考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开始，就主动放弃了“潘世秀”，对外界使用的名字都是“潘玉良”。
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潘玉良”名字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申报》的报道上。潘玉良退学后，在丈夫潘赞化的支持下，顺利的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学生。1921年8月5日《申报》发表消息《里昂海外大学又一消息》云：“此次建设法国里昂之海外大学，共招学生一百六十名，分北京上海广州三处招考，……。兹探得京沪两处各生姓名登载如左，……女生共十一名：黄明敏、黄伟惠、罗振英、林宝权(以上四名为广东特待生)、苏梅、方蕴、方裕、刘梧、吴绩新、潘玉良、杨润馀(以上七名为本部生)。”报道中提到的苏梅就是后来移居中国台湾的文学名家苏雪林，她在后来多次著文回忆与潘玉良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却从未提及过潘玉良其他的名字。
潘玉良一行于同年9月24 日抵达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随后办理了入学登记手续。根据现藏在法国里昂市图书馆的中法大学学生入学登记删记载，她入学时填写的中文名是“潘玉良”，法文名字是“Yu 1in Pan”(与前面提到的名片背面的外文完全相同)，出生地和丈夫栏里分别填的是“安徽和潘赞化”，登记册的下方有她的亲笔签名“Y.L Pan潘玉良”。此后，潘玉良又分别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和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学习，1928年她在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的毕业证书上的名字为“Yulin Pan”。此外，她当年同船的留法同学商文立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的《吴稚晖先生一百十岁诞辰纪念特辑》中发表的回忆文章《随吴稚晖先生同船赴法记》，也称其为潘玉良。可以看出，当时她对外使用的名字只有“潘玉良”。1928年潘玉良受聘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主任，当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数务及教务处各种会议记录中，潘玉良参加会议的签名都是“潘玉良”。1937年，与潘赞化私交甚好的陈独秀在潘玉良三幅人体白描作品题字时，称其为“玉良”和“玉良女士”。
类似以上事例不胜枚举，在现存的所有1928年以后的报纸书刊和历史档案中都称其为“潘玉良”，在此不一一列出。
此外，在安徽省博物馆所藏的数千件潘玉良作品上的签名，都为“潘玉良”或“玉良” (除上述的油画《渡口晚泊》签名为“世秀”)，她使用过的姓名章有“潘”“良”“玉良”“玉良”“潘玉良章”“玉良铁线”“玉良画”等七枚。
由此可见，潘玉良从留学法国开始，她对外使用的名字一直都是“潘玉良”，这也是后人很少知道潘玉良也名“潘世秀”的真实原因。
那么，潘世秀为何从美专退学后就开始使用“潘玉良”了呢?笔者分析，这可能是和她退学的原因有关。潘玉良考入上海美专不久，随学校组织的写生队去杭州旅行写生，晚上开联欢会，潘玉良唱了一段京戏，让大家非常吃惊。事后，有好事者探听到潘玉良的身世，以此要挟校方要求退学。在这种情况下，校方从学校的发展考虑，为了挽留大多学生，最终以潘玉良退学平息了风波。《上海美专十周年纪念册》中的同学录，记载的第一批女学生的名字，惟独少了潘玉良的名字。刘海粟曾言“秋季开学，考取之插班(女)生共十一人，为丁素贞、庞静娴、陈慧攘、史述、荣玉立(君立)、尤韵泉(刘苇)、蒙佩环、张淑诚、张世玄、刘慕慈、韩端慈。” (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从这可以看出，潘玉良退学后，校方甚至不愿意承认她曾经是上海美专的学生，似乎承认了这点有损学校的声誉，给学校带来负面的影响，可见当时部分学生要求潘玉良退学的风波闹的很大。校方对她退学的原因很隐讳，因为按照上海美专的惯例，如果学生有不轨行为而被开除学籍是要通过教务会议讨沦通过的，而我们在当年的校务会议记录中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换句话说，当时校方为了平息事端，可能采取私下劝潘世秀退学的手段来息事宁人。
对美术学习充满渴望的潘玉良再次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为了继续实现自己的绘画理想，潘世秀只能使用“潘玉良”的名字报考中法大学，以摆脱社会流言和世俗势力对自己的阻碍，这也是她在当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潘玉良名字使用上多次变更的时间轨迹：第一次，婚前——张玉良；第二次，婚后至1921年7月上海美专退学前使用——潘世秀；第三次，从1921年考入中法大学至其去世，基本使用——潘玉良；第四次，去世前遗嘱签名——潘张玉良。潘玉良的名字从婚前的“张玉良”，到婚后的“潘世秀”再到“潘玉良”，这种变换是她对不公待遇的一种抗争，这也可以反映出潘玉良为了艺术，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意志，而直到晚年的“潘张玉良”才应该是她自我意愿的真实回归。
综上所述，潘玉良名世秀，字玉良，后多以字行，称“潘玉良”。根据她本人的表述，她本姓“张”，婚后随夫改姓“潘”。她进入上海美专学习时使用的姓名是“潘世秀”，但从1921年留学法国开始，对外称“潘玉良”并沿用至今。“潘玉良”与“潘世秀”只是她名和字的两种叫法，不是曾用名和现用名的关系。“潘张玉良”是她对自己名字最后的也是最正式的表述。
此外，现有材料中关于潘玉良名字的所有表述中，她姓“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我们现在再称她为“张玉良”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样明显违背了她本人选择改姓“潘”的本意，这点我们应予以尊重，称其为“潘某某”。“潘玉良”和“潘张玉良”都是她名字的正确表述，当然她使用更多的还是“潘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