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罗宁是俄罗斯老一代著名作家，师承十九世纪杰出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这不仅表现在作者敏锐的时代感，还表现在他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追求正义、善良、真理，而且积极干预生活，敢于讲真话的责任感。沃罗宁曾说过：“作家必须对人民、对祖国的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一个作家如果不讲真话，闭眼不看我们生活中丑恶的一面，将来只会遭到人民的唾弃……”沃罗宁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所以他深受人民的爱戴。他在作品中十分重视个人在道德上的胜利或失败，他的这种写作倾向来自于其内心对平凡人严厉而渴求的爱。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但是今天也还有教育意义。
　　“调料，”老师说，用他那红红的舌头舔着两片厚嘴唇。他秃头，上身穿一件深色直筒长衬衣，紧紧箍住那圆鼓鼓的腹部，腹部的衬衫油光锃亮。这个奇怪的老师打哪儿来的呢？我们学校从来不曾见过这样一个人。他站在我们前面，眯着眼睛，兴致勃勃地说：“调料—胡椒、月桂叶、醋、芥末—能提胃口。菜里加上调料，人的胃口要大一倍，不加调料，要小一半。譬如说饺子吧，吃饺子少不了胡椒与醋。胡椒一定要研成面，不研成面不行。那样才有滋味！”他说“滋味”这个词儿的时候，把双唇撮成喇叭状，脸上泛出美滋滋的光彩，就像他已经在吃着饺子，而且当真吃得有滋有味似的。“给我们讲这个干吗？”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任尼卡·奥涅金问道。
　　“为的是让你们知道，应当怎样进食。吃东西时的情绪如何，十分重要啊，”那位老师说，“我可以给你们举几个例子说明，当……”
　　但是他没来得及说明“当”，铃声便响了，一天功课结束。回家，回家！就在这时，教室门口探进一个高年级学生的脑袋：“奥涅金，校长叫你！”
　　虽然叫的不是我，而是任尼卡，我还是浑身哆嗦，脸孔涨得绯红。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任尼卡，我的最要好的朋友，我的同座。我出卖了他。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希望就是他永不知道这件事。这时我心慌意乱，只惦记着任尼卡千万别从校长那儿得知是我说的，但愿一切仍然跟中午休息以前一样。
　　任尼卡抽烟。他过去是保育院的学生。人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叶甫盖尼①·奥涅金，因为他是个弃婴，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任尼卡虽然才12 岁，但是烟瘾却很大。中午休息的时候也抽，在厕所里猛抽我从父亲那儿偷来的烟。同我们在厕所里的，还有四五个人。但是只有任尼卡抽烟。突然教务主任走了进来，这人身材颀长，戴一副茶色眼镜。尽管除了任尼卡外没别人抽烟，不知怎地全都大吃一惊，四散逃走。可是我没来得及开溜。他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臂。
　　“谁抽烟来着？”
　　“不知道。”我回答。
　　“瞎说。你应该看见了。谁抽烟来着？”
　　“不知道。”
　　“少先队员要说实话！”教务主任看着我的少先队员领巾。我一周前刚加入少先队，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庄严宣了誓。所以我不能说谎。但是又不能出卖任尼卡。
　　“你不吭声吗？这表明，你知情。谁抽烟来着？少先队员应当说实话！”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带着冷森森的光瞪着我。我感到自己在他的逼视下，浑身变得酥软无力。
　　“说吧，说吧，”他催促说，“别编瞎话！我反正会调查清楚的，到那时对你可不利啊！说吧，是谁呀？”
　　我于是说出了任尼卡。
　　“好孩子！”教务主任说。
　　而这会儿任尼卡说：“你等我一会儿，好吗？”说罢，朝校长室跑去。
　　我只好等着。小伙伴们都早离校了，只有我一人待在走廊里，由于羞愧和情况不明而苦恼。我很可怜任尼卡，他是个好孩子，尽管学习好，但是不骄傲自满。他功课做得飞快。而且生性慷慨，拾到一把珠母镶柄的上等小刀，送给了维奇卡·斯托罗日科夫。因为维奇卡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跟着奶奶过日子。任尼卡对大自然也挺熟悉。这大概是因为他在茨冈流浪人中间生活了一年多的缘故。
　　“瞧这花，”他对我说，“什么花？”
　　“紫色花。”
　　“唉呀，你呀！这花叫—‘杜鹃面包’。这个花还叫什么呢？哎，这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又叫—‘熊蜂坟’。”
　　“为什么叫这么个名称呢？”
　　“因为‘杜鹃面包’开花一直开到霜冻。熊蜂飞到花上忙碌起来，只顾采集花粉，不知不觉自己被冻住了。有时候你经过田野，俯身往下看，心里一边琢磨，这是什么呢？啊，原来是只熊蜂。这小可怜虫，竟然冻成冰棍儿了。”说着，揪了株蒲公英，把茎按在嘴唇上，吹起来。
　　我也试着那样吹。可是吹不响。
　　“怎么回事儿，你吹得响，我吹不响呢？”
　　“不喝几口水，学不会游泳，”任尼卡笑道，“你瞧，照这个样子。”
　　过了一分钟，我已经吹得不比他差了。
　　我出卖的就是这样一位朋友。要是没人看见，我会哭起来的。这会儿我是多么恨那个该死的教务主任啊！他要了解情况，就自己盯着呗。他不盯着，却叫我出卖人。这下子我怎么正眼看任尼卡的眼睛呢？还不见他来，已经过去半小时了。他怎么了？大概在挨骂。也许要把他开除学籍吧？
　　他终于从教师办公室走了出来。
　　“喂，什么事？”我扑上前去问道。
　　“没什么。有人告密说我抽烟，他们不肯说出是谁告的密。不过，我反正会搞清楚的。他们要我姨妈来校一趟。”
　　当他说有人告他抽烟时，我大概脸红了，因为他注视了我一眼。不过没吭声，只是提了提裤子，朝前走去。
　　“喂，今天咱们上哪儿去呀？”当我们走到街上时，他问道，“天气挺好。”他看了看天。天气晴朗，长空一碧。“咱们到郊外去走走，你还没到郊外去过吧？”
　　“没去过，”我高兴地回答，因为终于摆脱了那个别扭的话题。
　　我们从大街拐进一条小胡同。
　　彼此相似的木屋敞着百叶窗，小窗口像眼睛似的惊奇地望着我们。什么也没逃过任尼卡的目光：阿姨晾衣裳，猪躺在肮脏的水洼里睡觉，一只猫偷偷接近麻雀，几只鸽子飞到鸡群中啄食黍米饭粒—他全看在眼里。 　　“校长对你说了些什么？”我问。我所以问他，是因为对事态不了解，同时感到对不住任尼卡，心情沉重。
　　“哎，我已经说过，他们要我姨妈去学校一趟。还说，如果我再抽烟，就开除我。我戒不了烟，姨妈也没辙。我打从5 岁起，一到茨冈人那儿就开始抽烟。”
　　“兴许，你还是戒了烟吧？”我说。我多么想向他承认做下的事，那就会顿时觉得轻松愉快。恳请他不要生气，因为我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敢开口，害怕任尼卡不同我相好了。可是我爱他，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在全市没有第二个。
　　“我想戒烟，就是戒不掉。”
　　“怎么戒不掉？”
　　“你抽抽，就会明白的。”
　　我们沿着小胡同走了很远，鳞次栉比的房屋不见了，两边间或出现三两座用围栅或者旧木板围着的矮小房屋。到了城市尽头，只见一片田野。从边缘上一座房子里蹿出一条肮脏的蓬毛大狗，向我们扑来。它站在我们前面，挲起脊梁上的毛，前爪扣住地面，龇出大黄牙。我一下子吓蒙了，但是随即记起，就是这个任尼卡曾经告诉我一个降狗的法子。“攥两个拳头，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只管走，别回头，”他说，“只是别跑。大胆走你的，保管没事儿，什么狗也不敢碰你，绝对不会咬你。”我照他说的做了。我走着，不回头，攥了两个拳头，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以致连手指甲都扎到肉里去了。
　　“喂，你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我听到任尼卡的声音，“到我这儿来，来！”
　　我小心翼翼回头一看，只见那条狗正在和善地用鼻子拱任尼卡的手心。
　　它脊梁上的毛倒下了，温存地摇晃着尾巴。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库德莱？啊，这么个名字！库德莱。库德莱是只好狗……”
　　“你认识这条狗吗？”我问。
　　“所有的狗都认识我。”任尼卡瞅着库德莱说。
　　从一座简陋的小屋子里走出一个茨冈女人，她肩上披一条宽大的花围巾，长裙及地，脚上穿一双系带子的高腰皮靴，任尼卡向她问了声好，便用我所不懂的语言说起什么事来。那茨冈女人一边听着，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我。等任尼卡说完，她点了点头，来到我跟前。
　　“小伙子，”她对我说，“来，我给你卜一卦。”
　　“我干吗要卜卦呢？”我窘迫地说，“用不着卜。”
　　“那么，请你给我卜吧！”任尼卡立即搭腔，把手伸了过去。
　　“请给卜卦钱。”茨冈女人说。
　　任尼卡掏出几枚铜币，放在茨冈女人的手心里。她把铜币放进华丽的裙兜，随手掏出几张牌，摊在裙裾上。
　　“你遇到了别扭事儿，我心爱的。这事是一个人闹的，就是那个你同他共享幸福和欢乐的人闹的。你的一个朋友……”我的天，她这说的是我呀！
　　“这人是个什么模样？”我耳边传来任尼卡的声音。
　　“你看，周围全是梅花—可见这个人是个黑头发。再说，我的好朋友，你自己也该了解自己的朋友。要不我把他指给你看吧！”
　　“请指吧！”
　　“瞧，就是他，就是你这位朋友。”茨冈女人指着我说，收拾起牌，进屋去了。
　　“原来是你告的密呀？”稍停了一会儿，任尼卡才说话，“难怪脸那么红！连瞧都不敢瞧我……”
　　“我不是心甘情愿……”我多么不好意思抬眼看他呵！
　　“我不是说过嘛，我一定要搞清楚是谁告的密，”任尼卡沉着脸冷笑道，“只是没想到居然是你！”
　　“你听我说，我不能说假话。因为我看见你抽烟……因为我是少先队员，我不能说假话……”
　　“别唆了，”任尼卡平静地说，但是神情那么轻蔑，我不由得眼泪盈眶。说完，他就走了。
　　“任尼卡！”
　　但是，他反而走得更快了。我愣住了，站在原地看着他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不是拐了弯儿，而是看不见，消失了。我满腹委屈，忍无可忍，不禁哭了起来。一个人站在那里哭，第一次明白自己做了件错事，而且有口难言，没法分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