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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和阿呆商议好了要到大连去看海。周三晚上我俩收拾好了行装，跑到火车站买了车票，周五晚上就坐在了北京开往大连的快速列车上。
阿呆说，她看过冬天的海，也看过夏天的海，冬天的海太清冷，夏天的海太喧嚣，现在她只想看看春天的海，不知道花开的季节，大海会不会特别令人感动——春天的大海令不令人感动我不知道，我是被阿呆的这番话给感动了。在我的记忆里，阿呆从不会说这样煽情的话，她是个粗线条，爱吃，爱玩，微积分能轻松考满分，《仙剑》也能轻而易举打通关。阿呆在我的眼里是无所不能的，是我在灾祸来临时头脑中第一个想起的人。也是在认识阿呆以后，我才有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绰号，很快又是第二个，第三个，她每天换着花样叫我，“笨梨”，“死人”，“睡神”，我一答应，她就咯咯地笑个不停——如今，阿呆的习惯没有丝毫改变。
“笨梨，你带了面包没有？给我一个。”坐在我对面的阿呆以惊人的速度吃光了一大碗豚骨拉面，又去翻找书包里的火腿肠。
“大半夜的吃这么多，不怕长膘啊。”我瞅了瞅阿呆圆嘟嘟的脸，很为她担忧。
“减肥是明天的事，出来玩可不能饿着肚子。”阿呆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我。
“我们是去看海，又不是去登珠穆朗玛。”我不甘心地嘟囔了一句。
到了夜里10点钟，阿呆爬到上铺去睡了，我睡不着，就坐在窗边看着外头的风景，其实黑糊糊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火车将要到达目的地了。窗外吹过来的风不再是结实的、干燥的，它带着一种柔软，一种潮湿，我闻到了藓苔和贝壳的味道，一时间觉得火车大约是开进了海里——在我们的周围都是闪闪发光的海星，还有银梭鱼，海葵花张开了笑脸，寄居蟹出洞觅食，我在海底苦苦寻觅沉船宝藏，而阿呆坐在一块石头上，大口嚼着红珊瑚……
“笨梨，你发什么愣。”阿呆忽而推搡了我一下，这才发现，火车已经停下了。
“我刚才在想，你就算到了海里，肯定也是个大吃大喝的主。”我边回应她边提着行李下了车，阿呆从后面重重地敲了下我的头。
我俩订的旅馆距离火车站只有不到20分钟的车程，价格不算贵，推开窗还能看见一点海的轮廓，勉强也能算是海景房了。我和阿呆四仰八叉地倒在大床上，耳边隐约飘过了海的歌唱——来大连之前，我找出雅克·贝汉拍摄的《海洋》看了，历时七年拍下的片子，具有一种素净而庄严的美感，当《Ocean will be》的片尾曲响起，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在那片看不透的深蓝之下，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壮丽的奇迹。
在旅馆停歇了一会，我和阿呆背上相机，搭车去了海滨。天阴沉沉的，车子开到半路就下起了小雨，到了下车时，小雨已然转为瓢泼大雨，我和阿呆被淋了个透心凉。我俩一头钻进了一家咖啡厅，要了一杯咖啡，一个三明治。咖啡厅里坐着几个外国人，都是背包客，皮肤被晒得黑红，眼睛里却没有一点风尘，他们热情地询问我和阿呆的年龄，冲我们露出笑容——那灿烂的笑容是有感染力的，我和阿呆也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出来旅行，总是会碰见一些意想不到的人，这个世界的慷慨就在于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雨才渐渐停歇，那群外国人先结账走了，我和阿呆也提着相机出门，迎面是一个绿色的售货亭，刚被雨水洗刷过，更显得清新可喜。一群鸽子飞过来，少说也有二十余只，落在售货亭的顶上嘤嘤鸣叫，拍动翅膀，落下些毛茸茸的短羽，而远方的天空，正有海鸥飞翔。
海滩上，游客寥寥，不远处有渔民拿着网袋捕捉螃蟹，还有渔船准备着出海——我俩并排坐下来，眼前的大海是一片平静的蓝，比记忆中的更温柔，更触手可及。我深吸了口气，胸腔里尽是那股湿漉漉的海腥味，不知怎的，还有点花的香气，这大约就是春天的海吧，被暖融融的阳光照着，更显得滟潋无波，美得不真实。
海边有一个小型游乐场，阿呆饶有兴趣地拉着我去转悠，一进去就看了旋转木马，这木马有阵子没刷过漆了，显得有点旧，但它一转动起来，吱吱嘎嘎的声响，和着那声声的波涛，有种说不出来的奇异的感染力——我和阿呆买了票，我选了一头白马，阿呆坐在了马车里，音乐响起，我和阿呆手舞足蹈，发出兴奋的叫嚷，从这里看去，海面成了一个镜框，天也是，海天之间的东西都成了虚幻的。旋转木马就是有这种魔力，它能轻易让你忘了所有的烦恼，它就是梦想。
四月中旬，大家开始忙碌于表导演课作业，这学年的主题是名剧片段改编，我选了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是出荒诞剧，通过描写德国三十年战争来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找了兔爷来饰演大胆妈妈，找了熊猫饰演哑女卡特琳，另外又找了班里的两个男生来饰演大胆妈妈的两个儿子——哀里夫和施伐兹卡斯。
导演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艰辛多了。兔爷是个认真的人，她总是要求我给她讲戏：“大胆妈妈的特点是什么？”我眨巴眨巴眼睛：“爱钱，不要命。”兔爷捶了我一下：“这太笼统了。”我又使劲地想了好半天：“大胆妈妈就是个想要玩弄命运最终却被命运玩弄了的小人物！”兔爷又捶了我一下：“还用你说。”我实在想不出了：“你只要演出那种冷漠又嘲讽，庸俗又市侩的感觉就可以了，不用管那么多。”兔爷这下真的打爆了我的脑袋：“哪有你这么偷懒的，回去好好研究剧本，人物要有心理过程的。”
回到宿舍，我硬着头皮又把剧本看了一遍，还画了舞台平面图，仔细地设计了一下人物调度。到了第二次排练的时候，熊猫又开始起哄：“哑女该怎么演嘛，谁来教教我。”她掐着嗓子嚎叫了几声，我们全都起了鸡皮疙瘩。兔爷教导熊猫：“你是哑巴，就得学会使用肢体语言，多用动作传达内心。”熊猫胡乱地挥舞了一下双手，又踢了踢腿，原地跳了几下：“我怎么感觉像是在演杂耍。”一屋子的人全笑了。
交作业前夕，我们到道具室借来了大胆妈妈的“小推车”，其实是个婴儿车，推起来叽叽嘎嘎作响，搬起来还死沉，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鼓捣到了排练室。当天晚上，我又独自一人在排练室待到了快三点——在景片上贴黑十字，在地面上洒金币，还要调整音乐、灯光，排练室里冰冰冷冷的，我裹着棉服，还被冻得直咳嗽。
即便如此，交作业的时候还是出了很多岔子，兔爷演的节奏太快了，熊猫笑场，但是寻根究底，还是我的问题最大，俗话说“没有坏演员，只有坏导演”，若是太注重形式化的东西，那么人物的内心必然会被忽略，我太喜欢把心思花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头，缺乏对于整体的把握，对于导演来说，这是很致命的。回去以后，我认真地反思了自己。
与此同时，熊猫导演的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则大获成功，我在里头饰演一个女抵抗运动者吕茜，为了保守秘密，吕茜先是放弃了爱情，之后又眼睁睁地看着伙伴把她的亲弟弟掐死，弟弟弗朗索瓦是由娃娃反串的，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我和娃娃一对视就要笑，熊猫为此不止一次地呵斥我们。然而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由于好几天地通宵写剧本，写论文，排练，所有人都精神颓丧，我的感冒更是迟迟不好，一讲话就咳个不停，为了能在舞台上支撑10分钟，我喝了我最讨厌的止咳糖浆。我穿着一条单裙，光着脚戴着手铐，冻得瑟瑟发抖，心里头忽然就有了那种感觉，“门”一推开，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去，看见了娃娃，她的眼睛已经红了，事后我得知，娃娃念到那句“我想睡觉”的台词就哭了，她平日里最喜欢睡觉，这几天实在是缺觉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一看见她哭了，我的心里也酸酸的，大家好像是真的进了一个牢房里……我忽然明白了很多表演所必须的，像是真挚的情感的流露，表演是内在的，心里有谱的话，外在的演绎才不会是一个空架子。
熊猫的导演片段被选上了我们系的汇报演出，我们趁机勒索了她一顿。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结，表导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做一个舞台模型，就是把自己的舞台设定以模型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兔爷、熊猫和娃娃合资跑到美术馆买了两大块黑色的PVC板，又买了剪刀、裁纸刀、米尺、签字笔等一系列工具，开始了做手工的伟大计划。我的《大胆妈妈》是一个圆形的双层舞台，我用脸盆比划着把大块的板子裁成了两个相等的圆形，又用一些长方形的柱子支撑着，把它们粘合了起来。小推车实在不会做，就被我省去了，我只还原了舞台上的景片，方墩和栅栏这一系列，在这里头，最难做的是方墩，我问了一下舞美系的朋友，他们做方墩都是用黏土做，我的手头没有黏土，就只能用板子来糊，得把六个方片糊在一起，做出立体感，我发现自己实在是没有做手工的天赋，方片剪得歪歪扭扭的，糊出来更是难看，最后没有办法，我跑到药店买了一卷绷带，用黑色的染料浸染了，缠在模型外围，美其名曰是“增添战争感”，其实就是为了遮一遮丑。
娃娃为了省事，直接把她《名优之死》的舞台设计交给舞美系的好朋友去做了。兔爷《玻璃动物园》的布景也很简单，她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袋子“小桌子”“小椅子”，直接贴在板子上就成型了。我们四个人里头，最费事的是熊猫，为了制造封闭的感觉，熊猫做出了一个镜框舞台，三面封闭，墙上扎满了图钉，地上还洒满了木屑。那些图钉都是熊猫一个个摁上去的，把手指头都扎流血了，木屑则是我和兔爷帮她磨的，最后因为胶水用得太多，板子还被腐蚀了一块，熊猫欲哭无泪，然而也没有办法挽救了，很多东西，是注定要留下缺憾的。
张牧笛：90后天蝎座女生。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中阶段曾在本刊开设《高一这一年》《牧笛短歌》等专栏。
阿呆说，她看过冬天的海，也看过夏天的海，冬天的海太清冷，夏天的海太喧嚣，现在她只想看看春天的海，不知道花开的季节，大海会不会特别令人感动——春天的大海令不令人感动我不知道，我是被阿呆的这番话给感动了。在我的记忆里，阿呆从不会说这样煽情的话，她是个粗线条，爱吃，爱玩，微积分能轻松考满分，《仙剑》也能轻而易举打通关。阿呆在我的眼里是无所不能的，是我在灾祸来临时头脑中第一个想起的人。也是在认识阿呆以后，我才有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绰号，很快又是第二个，第三个，她每天换着花样叫我，“笨梨”，“死人”，“睡神”，我一答应，她就咯咯地笑个不停——如今，阿呆的习惯没有丝毫改变。
“笨梨，你带了面包没有？给我一个。”坐在我对面的阿呆以惊人的速度吃光了一大碗豚骨拉面，又去翻找书包里的火腿肠。
“大半夜的吃这么多，不怕长膘啊。”我瞅了瞅阿呆圆嘟嘟的脸，很为她担忧。
“减肥是明天的事，出来玩可不能饿着肚子。”阿呆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我。
“我们是去看海，又不是去登珠穆朗玛。”我不甘心地嘟囔了一句。
到了夜里10点钟，阿呆爬到上铺去睡了，我睡不着，就坐在窗边看着外头的风景，其实黑糊糊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火车将要到达目的地了。窗外吹过来的风不再是结实的、干燥的，它带着一种柔软，一种潮湿，我闻到了藓苔和贝壳的味道，一时间觉得火车大约是开进了海里——在我们的周围都是闪闪发光的海星，还有银梭鱼，海葵花张开了笑脸，寄居蟹出洞觅食，我在海底苦苦寻觅沉船宝藏，而阿呆坐在一块石头上，大口嚼着红珊瑚……
“笨梨，你发什么愣。”阿呆忽而推搡了我一下，这才发现，火车已经停下了。
“我刚才在想，你就算到了海里，肯定也是个大吃大喝的主。”我边回应她边提着行李下了车，阿呆从后面重重地敲了下我的头。
我俩订的旅馆距离火车站只有不到20分钟的车程，价格不算贵，推开窗还能看见一点海的轮廓，勉强也能算是海景房了。我和阿呆四仰八叉地倒在大床上，耳边隐约飘过了海的歌唱——来大连之前，我找出雅克·贝汉拍摄的《海洋》看了，历时七年拍下的片子，具有一种素净而庄严的美感，当《Ocean will be》的片尾曲响起，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在那片看不透的深蓝之下，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壮丽的奇迹。
在旅馆停歇了一会，我和阿呆背上相机，搭车去了海滨。天阴沉沉的，车子开到半路就下起了小雨，到了下车时，小雨已然转为瓢泼大雨，我和阿呆被淋了个透心凉。我俩一头钻进了一家咖啡厅，要了一杯咖啡，一个三明治。咖啡厅里坐着几个外国人，都是背包客，皮肤被晒得黑红，眼睛里却没有一点风尘，他们热情地询问我和阿呆的年龄，冲我们露出笑容——那灿烂的笑容是有感染力的，我和阿呆也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出来旅行，总是会碰见一些意想不到的人，这个世界的慷慨就在于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雨才渐渐停歇，那群外国人先结账走了，我和阿呆也提着相机出门，迎面是一个绿色的售货亭，刚被雨水洗刷过，更显得清新可喜。一群鸽子飞过来，少说也有二十余只，落在售货亭的顶上嘤嘤鸣叫，拍动翅膀，落下些毛茸茸的短羽，而远方的天空，正有海鸥飞翔。
海滩上，游客寥寥，不远处有渔民拿着网袋捕捉螃蟹，还有渔船准备着出海——我俩并排坐下来，眼前的大海是一片平静的蓝，比记忆中的更温柔，更触手可及。我深吸了口气，胸腔里尽是那股湿漉漉的海腥味，不知怎的，还有点花的香气，这大约就是春天的海吧，被暖融融的阳光照着，更显得滟潋无波，美得不真实。
海边有一个小型游乐场，阿呆饶有兴趣地拉着我去转悠，一进去就看了旋转木马，这木马有阵子没刷过漆了，显得有点旧，但它一转动起来，吱吱嘎嘎的声响，和着那声声的波涛，有种说不出来的奇异的感染力——我和阿呆买了票，我选了一头白马，阿呆坐在了马车里，音乐响起，我和阿呆手舞足蹈，发出兴奋的叫嚷，从这里看去，海面成了一个镜框，天也是，海天之间的东西都成了虚幻的。旋转木马就是有这种魔力，它能轻易让你忘了所有的烦恼，它就是梦想。
四月中旬，大家开始忙碌于表导演课作业，这学年的主题是名剧片段改编，我选了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是出荒诞剧，通过描写德国三十年战争来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找了兔爷来饰演大胆妈妈，找了熊猫饰演哑女卡特琳，另外又找了班里的两个男生来饰演大胆妈妈的两个儿子——哀里夫和施伐兹卡斯。
导演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艰辛多了。兔爷是个认真的人，她总是要求我给她讲戏：“大胆妈妈的特点是什么？”我眨巴眨巴眼睛：“爱钱，不要命。”兔爷捶了我一下：“这太笼统了。”我又使劲地想了好半天：“大胆妈妈就是个想要玩弄命运最终却被命运玩弄了的小人物！”兔爷又捶了我一下：“还用你说。”我实在想不出了：“你只要演出那种冷漠又嘲讽，庸俗又市侩的感觉就可以了，不用管那么多。”兔爷这下真的打爆了我的脑袋：“哪有你这么偷懒的，回去好好研究剧本，人物要有心理过程的。”
回到宿舍，我硬着头皮又把剧本看了一遍，还画了舞台平面图，仔细地设计了一下人物调度。到了第二次排练的时候，熊猫又开始起哄：“哑女该怎么演嘛，谁来教教我。”她掐着嗓子嚎叫了几声，我们全都起了鸡皮疙瘩。兔爷教导熊猫：“你是哑巴，就得学会使用肢体语言，多用动作传达内心。”熊猫胡乱地挥舞了一下双手，又踢了踢腿，原地跳了几下：“我怎么感觉像是在演杂耍。”一屋子的人全笑了。
交作业前夕，我们到道具室借来了大胆妈妈的“小推车”，其实是个婴儿车，推起来叽叽嘎嘎作响，搬起来还死沉，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鼓捣到了排练室。当天晚上，我又独自一人在排练室待到了快三点——在景片上贴黑十字，在地面上洒金币，还要调整音乐、灯光，排练室里冰冰冷冷的，我裹着棉服，还被冻得直咳嗽。
即便如此，交作业的时候还是出了很多岔子，兔爷演的节奏太快了，熊猫笑场，但是寻根究底，还是我的问题最大，俗话说“没有坏演员，只有坏导演”，若是太注重形式化的东西，那么人物的内心必然会被忽略，我太喜欢把心思花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头，缺乏对于整体的把握，对于导演来说，这是很致命的。回去以后，我认真地反思了自己。
与此同时，熊猫导演的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则大获成功，我在里头饰演一个女抵抗运动者吕茜，为了保守秘密，吕茜先是放弃了爱情，之后又眼睁睁地看着伙伴把她的亲弟弟掐死，弟弟弗朗索瓦是由娃娃反串的，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我和娃娃一对视就要笑，熊猫为此不止一次地呵斥我们。然而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由于好几天地通宵写剧本，写论文，排练，所有人都精神颓丧，我的感冒更是迟迟不好，一讲话就咳个不停，为了能在舞台上支撑10分钟，我喝了我最讨厌的止咳糖浆。我穿着一条单裙，光着脚戴着手铐，冻得瑟瑟发抖，心里头忽然就有了那种感觉，“门”一推开，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去，看见了娃娃，她的眼睛已经红了，事后我得知，娃娃念到那句“我想睡觉”的台词就哭了，她平日里最喜欢睡觉，这几天实在是缺觉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一看见她哭了，我的心里也酸酸的，大家好像是真的进了一个牢房里……我忽然明白了很多表演所必须的，像是真挚的情感的流露，表演是内在的，心里有谱的话，外在的演绎才不会是一个空架子。
熊猫的导演片段被选上了我们系的汇报演出，我们趁机勒索了她一顿。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结，表导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做一个舞台模型，就是把自己的舞台设定以模型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兔爷、熊猫和娃娃合资跑到美术馆买了两大块黑色的PVC板，又买了剪刀、裁纸刀、米尺、签字笔等一系列工具，开始了做手工的伟大计划。我的《大胆妈妈》是一个圆形的双层舞台，我用脸盆比划着把大块的板子裁成了两个相等的圆形，又用一些长方形的柱子支撑着，把它们粘合了起来。小推车实在不会做，就被我省去了，我只还原了舞台上的景片，方墩和栅栏这一系列，在这里头，最难做的是方墩，我问了一下舞美系的朋友，他们做方墩都是用黏土做，我的手头没有黏土，就只能用板子来糊，得把六个方片糊在一起，做出立体感，我发现自己实在是没有做手工的天赋，方片剪得歪歪扭扭的，糊出来更是难看，最后没有办法，我跑到药店买了一卷绷带，用黑色的染料浸染了，缠在模型外围，美其名曰是“增添战争感”，其实就是为了遮一遮丑。
娃娃为了省事，直接把她《名优之死》的舞台设计交给舞美系的好朋友去做了。兔爷《玻璃动物园》的布景也很简单，她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袋子“小桌子”“小椅子”，直接贴在板子上就成型了。我们四个人里头，最费事的是熊猫，为了制造封闭的感觉，熊猫做出了一个镜框舞台，三面封闭，墙上扎满了图钉，地上还洒满了木屑。那些图钉都是熊猫一个个摁上去的，把手指头都扎流血了，木屑则是我和兔爷帮她磨的，最后因为胶水用得太多，板子还被腐蚀了一块，熊猫欲哭无泪，然而也没有办法挽救了，很多东西，是注定要留下缺憾的。
张牧笛：90后天蝎座女生。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中阶段曾在本刊开设《高一这一年》《牧笛短歌》等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