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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音乐艺术的重要环节，音乐表演及其理论研究在近年逐渐得到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对音乐表演艺术进行宏观与学理上的把握，同时，对于表演专业而言，无疑将推进其教学与练习过程中的系统性与学术性。目前，国内关于音乐表演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音乐表演的创造性问题、对音乐诠释问题的研究、音乐表演心理研究、音乐表演表现性分析”①，与之相比，杨健所著《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基于计算机可视化音响参数分析的研究》一书，立足于大量的历史录音资料，借助计算机的可视化效果对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多个参数进行科学性测量，并以客观的数据及录音技术这一科技因素来说明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转换及其形成原因。纵观全书，科技成为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因素，可以说是国内通过科技化手段研究音乐表演理论的拓展之作。
一、其人其书——跨学科的学术背景
众所周知，知识结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向。随着录音技术及电脑科技的迅速发展，利用科技的手段去测试音乐表演中的各种参数，以求客观、准确地分析表演艺术中的技术问题在上世纪后半叶已经成为国外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国内学者学科背景普遍较为单一，造成了跨学科研究中知识结构的欠缺。例如表演专业往往不强调学术研究，而学者往往又缺少专业演奏家的经历，即使有部分学者同时具备以上两种条件，但又很少有人系统地学习过科学技术。而本书的作者杨健则正好是国内少数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学者。杨健从小学习小提琴，但本科阶段并没有进入音乐院校，而是就读于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理科生”。在这个阶段，杨健接受了系统的理科教育与电脑编程训练，同时保持小提琴演奏训练，并在毕业后顺利的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成为小提琴演奏与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不仅如此，在获得小提琴演奏与教学专业的文学硕士学位之后，杨健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跟随西方音乐史学家杨燕迪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而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是杨健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可看出，正是这种跨越了理科与艺术、演奏与学术的学科背景，奠定了本书所必需的知识结构，成为国内在音乐表演理论研究中以科技化测量作为支撑手段的代表性研究文献。
二、可视化——演奏风格的科技分析
音乐风格的分析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然而，面对不易把握及难以述说的音乐风格学者们选择了多样的途径。其中，一些西方学者随着20世纪科技的发展率先将科学仪器运用到音乐的分析中，对音乐作品及其演奏中的多重维度进行测量，并以可视化的图表方式对音乐风格进行客观的分析。早在1928年，米尔顿·麦特菲瑟尔（Milton Metfessel）就用频闪仪制作了音乐分析的振动频率图谱。②对演奏风格的分析而言，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埃里克·克拉克（Eric Clarke），他对形成音乐演奏风格的速度、力度、发声方法等方面做出综合的测量与图解。③而杨健的著作与西方这种以科学测量为手段，以可视化图解作为分析根据的研究途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同时，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进行适当的调整，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本书在阐释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时，面对如此之大的时间跨度，作者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历史录音，这也决定了作者在论证过程中面对演奏风格这一具有多重维度的问题时所选择的角度，考虑到可测量性与历史录音物质特征两方面原因，本书最终聚焦到影响演奏风格结构特征的速度层面（宏观与微观）。在论证的过程中，作者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速度、节奏、力度等音响要素转换为具有可视化效果的参数图形，包括速度曲线图、IOI偏离度曲线图、力度曲线图、演奏蠕虫图，这四种图也是本书进行测量分析的主体部分。
速度曲线图是以纵坐标表示单位时间内的节拍数，横坐标表示乐曲的小节数的分析图。此图在本书中主要用于第二章“宏观速度弹性”的论证，如图（1）：
另外，由于微观速度弹性与局部节奏伸缩与力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第三章的论述中，作者还引入了由德国音乐学家朗格纳（Langner J？觟rg）提出的“演奏蠕虫”⑦的可视化图形，并按照本书的要求进行改进，用以说明速度、节奏与力度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在同一个三维图中得以立体的展示。
可以看出，在本书第二、三章里，作者基于计算机进行可视化的音响参数分析，选择了对演奏风格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速度（包括宏观、微观）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通过测量的图形及客观的数据配合文字的分析来总结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与此同时，作者以其专业的理科知识背景制作了非常便捷的软件，将测量的数据、制作的各种图形、乐谱及录音统一集成为动态的程序，在播放历史录音的过程中所有数据及曲线图配合展开，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到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特征。 然而，对于书本的阅读者而言，作者在测量的图形与分析的文字之间似乎可以更为优化，真正做到“可视化”的效果，让读者通过可视化的图形即可判断演奏风格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测量的图形作为文字分析的附属与补充。其次，究其本质，可视化的图表事实上仍是一种分析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客观的表达，但机器参与记谱及可视化分析从其出现就存在争议。就本书而言，复杂的数据和简洁的图形之间同样存在如何取舍的问题，根据复杂的原始数据所制作的图形让人无法抓住音乐本身风格和分析者所要强调的重点。反之，对原始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其图形虽然简洁明了并让人对分析者所要表达的观点一目了然，但在处理过程中往往以损失细节为代价，从而造成对原本音乐风格有意义的细节的涂抹。例如，本书对速度曲线的平滑处理，其原始数据图过于复杂没有体现作者观点的特征，而使用了“高斯窗函数”之后的速度曲线的确平滑并具可读性，然而细节信息则随之减少。再次，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选题，而作者在论证中选择21个曲目及不同演奏版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意义，又是否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一宏大的论题？此外，作者选择的分析对象其特征几乎与最后的结论相一致，当然，这可以视为20世纪整个器乐演奏风格的客观趋势和潮流，然而，在众多的历史录音当中是否存在相反的例证，作者如果能够列举一二，且阐明其原因并展示演奏风格整体趋势中的多样性则会更为客观与全面。
三、录音技术——影响演奏风格的科技因素
事实上，音乐与科技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层次关系，科技对于音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乐器制作的进步、表演方式的改变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传播媒介及途径对音乐本体的影响。
正如西方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于上世纪60年代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震撼论断，音乐的传播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的圆筒留声机到声学录音、电声录音，再到当今的数码录音，每一次录音技术及传播媒介的发展都深刻地改变着音乐文化的多个方面。录音制品不仅改变了音乐必须即时性面对面的聆听和欣赏方式，还为世界音乐及大众音乐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音乐产业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可以说录音技术是影响20世纪全球音乐文化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之一。对于西方古典音乐而言，录音技术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在第四章节中深入地分析了录音技术对20世纪西方器乐表演风格的影响，并认为录音技术的发展是形成20世纪器乐演奏风格结构特征的重要原因。
首先，作者对录音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总结与介绍，并且关注到每个时代中录音技术对当时的演奏风格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在声学录音时代，由于收音条件的限制，演奏者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依靠一个或几个大喇叭来收音，因此不得不改变演奏的位置、乐队的编制，甚至是乐器的构造等。又如电声录音时代，由于20世纪40年代唱片时长的限制，很多超过5分钟的乐曲不得不以加快速度的方式进行演奏。进一步，作者将这些录音影响演奏风格的原因大致归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演奏者在录音过程中接收到各种录音技术的限制、激发和影响；其次，演奏家们在聆听自己录音后的反馈和修正，以及聆听他人录音之后的学习和模仿；再次，听众从聆听录音中逐渐树立了新的标准和期望，潜在要求演奏家们在现场音乐会中也如此演奏。”⑧从录音的技术而言，作者在书中还提到录音环境和设置、不同录音方式的编辑技术以及录音过程中的合作以及音乐家对待录音态度的转变等方面对于演奏风格的影响，并以客观的证据总结了20世纪在录音技术的影响下演奏风格上的变化。
很显然，影响20世纪器乐演奏风格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涉及到音乐文化本身及社会语境多个方面。但在众多因素里，作者并没有按照研究表演理论的惯用方式一样，选择一些宏观的与演奏风格相联系的美学观点和文化理论进行阐释（当然，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整体性把握表演理论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是另辟蹊径选择科技的因素作为研究演奏风格形成的切入点，并以此分析了录音技术作为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结 语
在科学研究中，最具魅力的特征就是相对的“客观与真实”，以及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的论证过程。相对而言，音乐表演所具有的主观性及多样性使这种二度艺术创作过程不易被“科学性”的研究与论证。这样的状况随着20世纪科技的进步而发生了改变，西方学者借助录音技术及电脑技术的发展寻找到一条相对客观的音乐表演分析方法，体现出极强的实证性与科技感。杨健以其跨学科的丰富知识结构在本书中紧跟这一国际前沿的学术潮流，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进行设计与分析，对决定音乐表演风格的速度因素进行测量及编程，把主观的演奏创造思维进行客观的数字可视化处理，同时将科技层面的录音技术作为影响20世纪演奏风格的重要因素并进行深入的论证。可以说，这样的一种途径为音乐表演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基本模式，为音乐表演风格的言语表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此，我们将有理由相信，音乐风格也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音乐风格也可以用客观的言语进行描述，音乐表演的研究也将具有科学研究的品性。不仅如此，杨健所运用的科学测量及可视化的分析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特别是对于如表演专业及录音专业这种需要将音响参数进行客观化描述和理性掌握的领域，因此，也是理论研究中少有的对于其他专业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的研究。
①高拂晓《中外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进展及比较和评价》（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83—89页。
②[美]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问题和概念》，闻涵卿、王辉、刘勇译，汤亚汀较，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③Clarke， Eric. ″Expression in performance generativity， perception and semiosis″ [A]. John Rink （edited）. 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押 Studies in Musical Interpretation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杨健《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基于计算机可视化音响参数分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本文截图来至本书配套的光盘。
⑤高拂晓《中外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进展及比较和评价》（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03—110页。
⑥同④，第90页。本文截图来至本书配套的光盘。
⑦同④，第19页。
⑧同④，第191页。
张楠 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一、其人其书——跨学科的学术背景
众所周知，知识结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向。随着录音技术及电脑科技的迅速发展，利用科技的手段去测试音乐表演中的各种参数，以求客观、准确地分析表演艺术中的技术问题在上世纪后半叶已经成为国外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国内学者学科背景普遍较为单一，造成了跨学科研究中知识结构的欠缺。例如表演专业往往不强调学术研究，而学者往往又缺少专业演奏家的经历，即使有部分学者同时具备以上两种条件，但又很少有人系统地学习过科学技术。而本书的作者杨健则正好是国内少数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学者。杨健从小学习小提琴，但本科阶段并没有进入音乐院校，而是就读于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理科生”。在这个阶段，杨健接受了系统的理科教育与电脑编程训练，同时保持小提琴演奏训练，并在毕业后顺利的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成为小提琴演奏与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不仅如此，在获得小提琴演奏与教学专业的文学硕士学位之后，杨健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跟随西方音乐史学家杨燕迪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而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是杨健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可看出，正是这种跨越了理科与艺术、演奏与学术的学科背景，奠定了本书所必需的知识结构，成为国内在音乐表演理论研究中以科技化测量作为支撑手段的代表性研究文献。
二、可视化——演奏风格的科技分析
音乐风格的分析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然而，面对不易把握及难以述说的音乐风格学者们选择了多样的途径。其中，一些西方学者随着20世纪科技的发展率先将科学仪器运用到音乐的分析中，对音乐作品及其演奏中的多重维度进行测量，并以可视化的图表方式对音乐风格进行客观的分析。早在1928年，米尔顿·麦特菲瑟尔（Milton Metfessel）就用频闪仪制作了音乐分析的振动频率图谱。②对演奏风格的分析而言，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埃里克·克拉克（Eric Clarke），他对形成音乐演奏风格的速度、力度、发声方法等方面做出综合的测量与图解。③而杨健的著作与西方这种以科学测量为手段，以可视化图解作为分析根据的研究途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同时，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进行适当的调整，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本书在阐释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时，面对如此之大的时间跨度，作者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历史录音，这也决定了作者在论证过程中面对演奏风格这一具有多重维度的问题时所选择的角度，考虑到可测量性与历史录音物质特征两方面原因，本书最终聚焦到影响演奏风格结构特征的速度层面（宏观与微观）。在论证的过程中，作者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速度、节奏、力度等音响要素转换为具有可视化效果的参数图形，包括速度曲线图、IOI偏离度曲线图、力度曲线图、演奏蠕虫图，这四种图也是本书进行测量分析的主体部分。
速度曲线图是以纵坐标表示单位时间内的节拍数，横坐标表示乐曲的小节数的分析图。此图在本书中主要用于第二章“宏观速度弹性”的论证，如图（1）：
另外，由于微观速度弹性与局部节奏伸缩与力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第三章的论述中，作者还引入了由德国音乐学家朗格纳（Langner J？觟rg）提出的“演奏蠕虫”⑦的可视化图形，并按照本书的要求进行改进，用以说明速度、节奏与力度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在同一个三维图中得以立体的展示。
可以看出，在本书第二、三章里，作者基于计算机进行可视化的音响参数分析，选择了对演奏风格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速度（包括宏观、微观）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通过测量的图形及客观的数据配合文字的分析来总结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与此同时，作者以其专业的理科知识背景制作了非常便捷的软件，将测量的数据、制作的各种图形、乐谱及录音统一集成为动态的程序，在播放历史录音的过程中所有数据及曲线图配合展开，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到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特征。 然而，对于书本的阅读者而言，作者在测量的图形与分析的文字之间似乎可以更为优化，真正做到“可视化”的效果，让读者通过可视化的图形即可判断演奏风格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测量的图形作为文字分析的附属与补充。其次，究其本质，可视化的图表事实上仍是一种分析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客观的表达，但机器参与记谱及可视化分析从其出现就存在争议。就本书而言，复杂的数据和简洁的图形之间同样存在如何取舍的问题，根据复杂的原始数据所制作的图形让人无法抓住音乐本身风格和分析者所要强调的重点。反之，对原始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其图形虽然简洁明了并让人对分析者所要表达的观点一目了然，但在处理过程中往往以损失细节为代价，从而造成对原本音乐风格有意义的细节的涂抹。例如，本书对速度曲线的平滑处理，其原始数据图过于复杂没有体现作者观点的特征，而使用了“高斯窗函数”之后的速度曲线的确平滑并具可读性，然而细节信息则随之减少。再次，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选题，而作者在论证中选择21个曲目及不同演奏版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意义，又是否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一宏大的论题？此外，作者选择的分析对象其特征几乎与最后的结论相一致，当然，这可以视为20世纪整个器乐演奏风格的客观趋势和潮流，然而，在众多的历史录音当中是否存在相反的例证，作者如果能够列举一二，且阐明其原因并展示演奏风格整体趋势中的多样性则会更为客观与全面。
三、录音技术——影响演奏风格的科技因素
事实上，音乐与科技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层次关系，科技对于音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乐器制作的进步、表演方式的改变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传播媒介及途径对音乐本体的影响。
正如西方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于上世纪60年代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震撼论断，音乐的传播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的圆筒留声机到声学录音、电声录音，再到当今的数码录音，每一次录音技术及传播媒介的发展都深刻地改变着音乐文化的多个方面。录音制品不仅改变了音乐必须即时性面对面的聆听和欣赏方式，还为世界音乐及大众音乐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音乐产业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可以说录音技术是影响20世纪全球音乐文化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之一。对于西方古典音乐而言，录音技术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在第四章节中深入地分析了录音技术对20世纪西方器乐表演风格的影响，并认为录音技术的发展是形成20世纪器乐演奏风格结构特征的重要原因。
首先，作者对录音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总结与介绍，并且关注到每个时代中录音技术对当时的演奏风格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在声学录音时代，由于收音条件的限制，演奏者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依靠一个或几个大喇叭来收音，因此不得不改变演奏的位置、乐队的编制，甚至是乐器的构造等。又如电声录音时代，由于20世纪40年代唱片时长的限制，很多超过5分钟的乐曲不得不以加快速度的方式进行演奏。进一步，作者将这些录音影响演奏风格的原因大致归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演奏者在录音过程中接收到各种录音技术的限制、激发和影响；其次，演奏家们在聆听自己录音后的反馈和修正，以及聆听他人录音之后的学习和模仿；再次，听众从聆听录音中逐渐树立了新的标准和期望，潜在要求演奏家们在现场音乐会中也如此演奏。”⑧从录音的技术而言，作者在书中还提到录音环境和设置、不同录音方式的编辑技术以及录音过程中的合作以及音乐家对待录音态度的转变等方面对于演奏风格的影响，并以客观的证据总结了20世纪在录音技术的影响下演奏风格上的变化。
很显然，影响20世纪器乐演奏风格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涉及到音乐文化本身及社会语境多个方面。但在众多因素里，作者并没有按照研究表演理论的惯用方式一样，选择一些宏观的与演奏风格相联系的美学观点和文化理论进行阐释（当然，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整体性把握表演理论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是另辟蹊径选择科技的因素作为研究演奏风格形成的切入点，并以此分析了录音技术作为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结 语
在科学研究中，最具魅力的特征就是相对的“客观与真实”，以及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的论证过程。相对而言，音乐表演所具有的主观性及多样性使这种二度艺术创作过程不易被“科学性”的研究与论证。这样的状况随着20世纪科技的进步而发生了改变，西方学者借助录音技术及电脑技术的发展寻找到一条相对客观的音乐表演分析方法，体现出极强的实证性与科技感。杨健以其跨学科的丰富知识结构在本书中紧跟这一国际前沿的学术潮流，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进行设计与分析，对决定音乐表演风格的速度因素进行测量及编程，把主观的演奏创造思维进行客观的数字可视化处理，同时将科技层面的录音技术作为影响20世纪演奏风格的重要因素并进行深入的论证。可以说，这样的一种途径为音乐表演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基本模式，为音乐表演风格的言语表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此，我们将有理由相信，音乐风格也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音乐风格也可以用客观的言语进行描述，音乐表演的研究也将具有科学研究的品性。不仅如此，杨健所运用的科学测量及可视化的分析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特别是对于如表演专业及录音专业这种需要将音响参数进行客观化描述和理性掌握的领域，因此，也是理论研究中少有的对于其他专业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的研究。
①高拂晓《中外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进展及比较和评价》（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83—89页。
②[美]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问题和概念》，闻涵卿、王辉、刘勇译，汤亚汀较，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③Clarke， Eric. ″Expression in performance generativity， perception and semiosis″ [A]. John Rink （edited）. 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押 Studies in Musical Interpretation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杨健《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基于计算机可视化音响参数分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本文截图来至本书配套的光盘。
⑤高拂晓《中外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进展及比较和评价》（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03—110页。
⑥同④，第90页。本文截图来至本书配套的光盘。
⑦同④，第19页。
⑧同④，第191页。
张楠 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