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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期间，“民间控烟人士”熊伟出了把“风头”。通过北京某知名媒体，他将自己“一张一张排队抢购”来的奥运门票悉数捐出，招募烟瘾者戒烟。“美国CBS、日本TBS、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都对我进行了报道。”曾是记者的熊伟历数此次举动的巨大反响。
而多数人不知，熊伟更大的“风头”其实是在6年前。
那时，他辞掉工作，在一间10多平米的出租屋里，闷头起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他以一己之力，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建议稿。如今，这部草拟的“法律”已五易其稿，现稿共计11章、94条、1.3万余字，前后共征得了1000多名人大代表的支持。熊伟早已下定决心，“要把这部立法建议稿变成共和国历史上一部真正的法律。”
“在国内，一个公民草拟的‘法律’，继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听证之后，正成为由下而上、由外而内推进国家立法民主的又一宗标志性事件。”对此，国内知名评论员鲁宁如是评价。
然而，这只是很小的一步。对于公民熊伟，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启蒙民众，推动更多的公民参与立法。为此，他注册成立了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推动有关部门来考虑这个问题，给法律起草部门提供参考，并构成事实上的压力。”熊伟这样解释其价值。
“推动立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断发表文章，启蒙大众”
2002年6月，作为《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的记者，熊伟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调查一起村民选举纠纷案。
由于当地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存在不规范操作，普通选民和当地村委会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群情激奋中，村民将选举工作组围起，要求给予说法。不想第二天中午，镇公安局来人，以“非法拘禁政府工作人员”为由，抓捕了四位村民。很快，参与纠纷的100多个村民乘夜逃离村庄，流散他地。
此事深深触动了熊伟。“当时我就一直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当时实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一些程序上的漏洞，最终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
做记者时，熊伟就开始关注基层选举。那时，他接触了太多上访的农民，倾听他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随之，他研究基层民主的兴趣渐浓。为此，他每天早早就到办公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诸多条例，硬是被他一条条地背诵下来。
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积累，让他可以在这次调查后，迅速拟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头脑里有个大致轮廓，比如《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应该涵盖哪些过程和环节，在哪些方面最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哪些不完善等，所以当时写起来感觉还比较简单。”
四个月后，建议稿拟就。
然而，对于熊伟的“野心”来说，这只是最简单的一步，要真正推动它实施，成为一部真正的法律，却是极度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2002年起草完以后，他找到当地一个人大代表，请其提交给全国“两会”审查，但几乎没有任何回音。之后每一年，他都坚持找到“两会”代表提交，“版本每年都修改”。2005年，全国人大专门开会讨论是否应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当时很多代表都要求制定，民政部发言人也讲到要制定，但后来因为条件并不是很成熟，所以先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06年6月，全国人大司法委员会专门在辽宁大连召开会议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也专门召开了关于《村民委员会立法》的会议。
“推动立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断发表文章，启蒙大众，找一些基层做试点实验。这需要一个过程。”熊伟并不着急。
《村民委员会选举法》还需从长计议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最近，《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的推进工作有新进展吗？
熊伟（以下简称熊）：今年还在继续推动。除了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之外，我们还在推动《村务公开法》和《村务公开条例》，我们通过和人大代表们合作提案，建议国家尽快实施《村务公开法》。2007年底，民政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到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村务公开法》，对此要认真研究。这代表官方的一个回应。
青：是什么促使您如此坚持？实际上，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漫长。
熊：如果你花8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你就要从最基层的事情做起，有些事如果没人推动就会变得更漫长。《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如果没人推动，很有可能就此完全搁置。我们一次次地推动，虽然艰难，然而，每一次推动都是一个量的增加，到最后就可能有质的飞跃。第一次我带着建议稿找人大代表，只有32个人愿意签名，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了。
青：这些签名真能促其立法吗？
熊：当然可以。2006年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交议案，全国人大国家法行政法司的主任当时专门到民政部协商：这个到底怎么做？是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还是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制定《村民自治法》？当时内部商量的结果就是加快《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制定速度。但这个过程比较复杂，还得一步步来。
青：有没有很灰心的时候？
熊：没有。我已经习惯于挫折了。这关键是心态的问题，因为很多事我并不对其抱有百分之百的期望，而关键在于我做了没有。而且这要跟个人的责任感结合起来，如果为了名和利，我早就打退堂鼓了。
青：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到底是为了什么？
熊：可以帮助中国几亿农民，而且也可以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意义非常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真正制定出来就能把村民自治向前推进一大步，而农村的土地等很多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公民参与立法，参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在影响自己的生活”
青：成立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熊：就是做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因为我希望更多的公益活动是以NGO的形式做，从这次“无烟奥运”可以看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最有活力的力量其实是民间组织。成立NGO就是想推动中国的进步。
青：“新启蒙”主要启蒙什么？
熊：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新启蒙实际上有两次，一次是1910年代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第二就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前很多人理解“启蒙”就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我觉得这是个误区。而我说的这个“新启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第二个才是知识分子向大众的启蒙。
青：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怎么理解呢？
熊：之前讲到“启蒙”，就是把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理念传播给大众，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认清，比如中国民主法制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突破口是什么？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才能去告诉别人。
青：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什么？
熊：之前你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关注中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民主法制之路应该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以乡村人民代表依法选举为突破口，提升乡村政府的执政能力。农村的很多问题根子就在乡镇政府，如果乡村政府负责，基层民主得到很好的落实，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还有就是要关注议会民主，议会民主在中国就是人大制度。社会转型有三条路径，一个是暴力革命；第二是街头政治，游行示威；第三是议会民主，通过完善人大制度，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比如“瓮安事件”之后，大家都在说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以及怎么淡化官民矛盾等。但是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启蒙没有完成。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全面、根本性的认识。
青：如果从您说的中国民主法治的基本路径这个角度，您怎样解读“瓮安事件”？
熊：第一，我觉得这个矛盾是长期积累的。因为当地政府政治能力不强，执政混乱。但根本上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路径问题。对老百姓不要过多指责，因为他们文化程度所限，无法去思考“中国民主化路径”的问题，但却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公共问题时的缺位。如果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走议会民主之路，而非街头政治、暴力革命之路，然后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向大众传播这样的理念和信息，让大家不要搞暴力革命，很多矛盾其实是可以淡化，甚至化解的。第二，我认为完善人大制度有一个突破口，就是由民间力量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
青：为什么要推动人大代表的专职化？
熊：如当时湖北随州的人大代表梁建国，就建过代表工作室。老百姓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反映。这就是专职化的一种形式，专职地去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力。作为一种职业，听取选民的意见和呼声，从制度层面帮助选民做一些事情。如果说“瓮安事件”之前，大家都认识到议会民主的重要性，民间的力量也去推动代表专职化，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他们化解，就不会演化成后来的暴力事件了。人大制度建设非常重要，是我关注和研究最多的。通过对人大代表的建言，让老百姓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这也是我推动公民参与立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青：“公民参与立法”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的生活很重要吗？
熊：极其重要！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甚至可以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国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出在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上，这些制度密切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果公民参与立法，参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在影响自己的生活。
青：人们一般认为立法是立法机关的事。普通公民也可以参与立法，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熊：公民其实可以参与到立法的各个环节。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一大批公民参与到国家决策的制定中。
而多数人不知，熊伟更大的“风头”其实是在6年前。
那时，他辞掉工作，在一间10多平米的出租屋里，闷头起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他以一己之力，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建议稿。如今，这部草拟的“法律”已五易其稿，现稿共计11章、94条、1.3万余字，前后共征得了1000多名人大代表的支持。熊伟早已下定决心，“要把这部立法建议稿变成共和国历史上一部真正的法律。”
“在国内，一个公民草拟的‘法律’，继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听证之后，正成为由下而上、由外而内推进国家立法民主的又一宗标志性事件。”对此，国内知名评论员鲁宁如是评价。
然而，这只是很小的一步。对于公民熊伟，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启蒙民众，推动更多的公民参与立法。为此，他注册成立了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推动有关部门来考虑这个问题，给法律起草部门提供参考，并构成事实上的压力。”熊伟这样解释其价值。
“推动立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断发表文章，启蒙大众”
2002年6月，作为《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的记者，熊伟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调查一起村民选举纠纷案。
由于当地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存在不规范操作，普通选民和当地村委会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群情激奋中，村民将选举工作组围起，要求给予说法。不想第二天中午，镇公安局来人，以“非法拘禁政府工作人员”为由，抓捕了四位村民。很快，参与纠纷的100多个村民乘夜逃离村庄，流散他地。
此事深深触动了熊伟。“当时我就一直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当时实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一些程序上的漏洞，最终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
做记者时，熊伟就开始关注基层选举。那时，他接触了太多上访的农民，倾听他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随之，他研究基层民主的兴趣渐浓。为此，他每天早早就到办公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诸多条例，硬是被他一条条地背诵下来。
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积累，让他可以在这次调查后，迅速拟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头脑里有个大致轮廓，比如《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应该涵盖哪些过程和环节，在哪些方面最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哪些不完善等，所以当时写起来感觉还比较简单。”
四个月后，建议稿拟就。
然而，对于熊伟的“野心”来说，这只是最简单的一步，要真正推动它实施，成为一部真正的法律，却是极度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2002年起草完以后，他找到当地一个人大代表，请其提交给全国“两会”审查，但几乎没有任何回音。之后每一年，他都坚持找到“两会”代表提交，“版本每年都修改”。2005年，全国人大专门开会讨论是否应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当时很多代表都要求制定，民政部发言人也讲到要制定，但后来因为条件并不是很成熟，所以先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06年6月，全国人大司法委员会专门在辽宁大连召开会议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也专门召开了关于《村民委员会立法》的会议。
“推动立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断发表文章，启蒙大众，找一些基层做试点实验。这需要一个过程。”熊伟并不着急。
《村民委员会选举法》还需从长计议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最近，《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的推进工作有新进展吗？
熊伟（以下简称熊）：今年还在继续推动。除了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之外，我们还在推动《村务公开法》和《村务公开条例》，我们通过和人大代表们合作提案，建议国家尽快实施《村务公开法》。2007年底，民政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到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村务公开法》，对此要认真研究。这代表官方的一个回应。
青：是什么促使您如此坚持？实际上，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漫长。
熊：如果你花8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你就要从最基层的事情做起，有些事如果没人推动就会变得更漫长。《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如果没人推动，很有可能就此完全搁置。我们一次次地推动，虽然艰难，然而，每一次推动都是一个量的增加，到最后就可能有质的飞跃。第一次我带着建议稿找人大代表，只有32个人愿意签名，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了。
青：这些签名真能促其立法吗？
熊：当然可以。2006年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交议案，全国人大国家法行政法司的主任当时专门到民政部协商：这个到底怎么做？是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还是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制定《村民自治法》？当时内部商量的结果就是加快《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制定速度。但这个过程比较复杂，还得一步步来。
青：有没有很灰心的时候？
熊：没有。我已经习惯于挫折了。这关键是心态的问题，因为很多事我并不对其抱有百分之百的期望，而关键在于我做了没有。而且这要跟个人的责任感结合起来，如果为了名和利，我早就打退堂鼓了。
青：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到底是为了什么？
熊：可以帮助中国几亿农民，而且也可以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意义非常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真正制定出来就能把村民自治向前推进一大步，而农村的土地等很多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公民参与立法，参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在影响自己的生活”
青：成立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熊：就是做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因为我希望更多的公益活动是以NGO的形式做，从这次“无烟奥运”可以看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最有活力的力量其实是民间组织。成立NGO就是想推动中国的进步。
青：“新启蒙”主要启蒙什么？
熊：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新启蒙实际上有两次，一次是1910年代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第二就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前很多人理解“启蒙”就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我觉得这是个误区。而我说的这个“新启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第二个才是知识分子向大众的启蒙。
青：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怎么理解呢？
熊：之前讲到“启蒙”，就是把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理念传播给大众，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认清，比如中国民主法制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突破口是什么？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才能去告诉别人。
青：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什么？
熊：之前你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关注中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民主法制之路应该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以乡村人民代表依法选举为突破口，提升乡村政府的执政能力。农村的很多问题根子就在乡镇政府，如果乡村政府负责，基层民主得到很好的落实，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还有就是要关注议会民主，议会民主在中国就是人大制度。社会转型有三条路径，一个是暴力革命；第二是街头政治，游行示威；第三是议会民主，通过完善人大制度，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比如“瓮安事件”之后，大家都在说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以及怎么淡化官民矛盾等。但是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启蒙没有完成。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全面、根本性的认识。
青：如果从您说的中国民主法治的基本路径这个角度，您怎样解读“瓮安事件”？
熊：第一，我觉得这个矛盾是长期积累的。因为当地政府政治能力不强，执政混乱。但根本上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路径问题。对老百姓不要过多指责，因为他们文化程度所限，无法去思考“中国民主化路径”的问题，但却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公共问题时的缺位。如果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走议会民主之路，而非街头政治、暴力革命之路，然后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向大众传播这样的理念和信息，让大家不要搞暴力革命，很多矛盾其实是可以淡化，甚至化解的。第二，我认为完善人大制度有一个突破口，就是由民间力量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
青：为什么要推动人大代表的专职化？
熊：如当时湖北随州的人大代表梁建国，就建过代表工作室。老百姓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反映。这就是专职化的一种形式，专职地去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力。作为一种职业，听取选民的意见和呼声，从制度层面帮助选民做一些事情。如果说“瓮安事件”之前，大家都认识到议会民主的重要性，民间的力量也去推动代表专职化，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他们化解，就不会演化成后来的暴力事件了。人大制度建设非常重要，是我关注和研究最多的。通过对人大代表的建言，让老百姓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这也是我推动公民参与立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青：“公民参与立法”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的生活很重要吗？
熊：极其重要！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甚至可以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国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出在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上，这些制度密切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果公民参与立法，参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在影响自己的生活。
青：人们一般认为立法是立法机关的事。普通公民也可以参与立法，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熊：公民其实可以参与到立法的各个环节。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一大批公民参与到国家决策的制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