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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磐是一个伟大的传说，说的是凤凰集香木自焚，并从烈火中更生。
改革开放30年，浙江商人也走过了自己的30年，并形成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浙商“朝代”，第一个“朝代”的浙商大都属于草根商人，他们在传统产业白手起家，并依靠吃苦耐劳将企业做大，宗庆后、鲁冠球是其中的典范；第二个“朝代”的浙商基本属于资本贵人，他们大都在一些新兴产业崛起，并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马云、陈天桥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第三代浙商正在形成并日渐壮大。透过浙商的改朝换代，我们可以窥见，浙商也在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在《浙商的二十二条军轨》里，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分析了浙商的来龙去脉。
在他看来，浙商起源于一个卖方市场时代，因此在不少浙商的眼里，市场经济似乎异常简单，只要埋头生产，简单重复，就是利润之道。还有一些浙商把“睡地板”作为市场经济永远的钥匙，认为只要挺得住，算得精，就能长盛不衰。因而无休止的量的扩张成为置业的方法论，贴牌借东风成为进军世界的捷径，模仿取代了自主研发，价格拼杀取代了附加值实现。
不可否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昨日的浙商，但也为很多浙商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尤其是近年来，传统的浙商模式已开始暴露弊端。由于浙商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的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也大，而且低成本战略和价格竞争也造成对员工工资的限制，产生劳资矛盾。这些都对浙商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产生压力与挑战。
现实，浙商也并非一味的“等死”，实际上，浙商也体会到其中的危机，一系列的变化也因此而产生。
“老浙商”在转变
和陈俊一样，王一儒也是北京浙江商会的副会长，他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卫浴公司。
谈论起往事，老王唏嘘不已。老王出生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书本基本没怎么接触，他13岁就跟着大人出海在船上当伙夫，每天要在窄小的渔船上给10个渔夫做饭。
“第一代的浙商和我一样，几乎都没读过什么书，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经济条件十分落后，民以食为天，先填饱肚子是很朴实的一种道理。我们宁愿荒废自己学业，而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一家人总不能饿死吧！于是，我们走出田头、挑起货郞担、走街串巷，以鸡毛换糖的小生意来维持家庭。”老王也是如此走上创业之路的，后来他跑新疆，下广州，睡地板，挤火车，终于也挣下了如今不小的家业。
现在的老王有两份事业，其一是自己的卫浴公司，其二就是两个孩子的教育。“即使家财万贯，子女培养不好，也是白搭。”刚到北京时，王一儒举目无亲，甚至分不清东西南北，为了给两个孩子找一个好学校，老王带着孩子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知名的学校，求爷爷告奶奶的哀求人家收留。现在，老王的儿子在新加坡留学，女儿在北京政法大学读书。“当今社会，没有知识的人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没有知识也赚不来钱的。”
和王一儒一样，经历过坎坷的第一代浙商都在子女的教育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迎合老浙商培养接班人的愿望，2004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还专门为有志于创业的家族企业后代开设了一个特殊的班级“创业人才孵化班”，也有人直接称其为“少帅班”。
据学院有关部门介绍，开办这个班级的想法源于一份调查。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2/3的企业家来自拥有企业的家庭，原因是在父辈的熏陶下，他们能够获得对企业更多的感性认识，并具备创业的潜在意识。而“少帅班”的学生其家庭大都有创业背景，父辈为他们完成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许多家长也盼望子女能积累足够多的理论知识，毕业后继承父业或从事二次创业。
“现在的老浙商也正在从固有的经商模式中摆脱出来了。”在经过大量实地调查之后，陈俊认为浙商的经营思路正在转变，“许多草根浙商、草根浙江企业家，他们的学历都不高，但是他们企业里的中层以上管理者，都是研究生、有些还是海归派。听取知识型下属的意见也是吸收‘外来资本’的一个过程，这些‘外来资本’也正被越来越多的老浙商所重视。”
“新浙商”在成长
“不用再写了，我已经被写了很多次了。”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23岁的金津腼腆的表示，不过在得知了记者的采访主题后，他表现的比较兴奋，“我愿意成长为一名新浙商。”
金津不是很愿意别人谈起他的家庭，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令大多数人都羡慕的家庭，其父金良顺是浙江精工集团的董事长，控制着“精工科技”、“轻纺城”、“长江股份”三家上市公司，很多人因此以为金津的成就更多是仰仗有个好老子。
实际上，金津的创业资金也确实来自其父，但他的成功却并非老子的帮助。“我父母所做的都是传统产业，尤其是近几年，投资量大，回报低。比如纺织、印染等这些都是传统企业，买一台机器就是500万元，但是这台机器要想产出些利润至少也要三至五年，再加上又不太好管，所以我觉得应该进入一个新的产业。”
2005年，像其他渴望在高科技行业淘金的年轻人一样，金津义无反顾地投身自己喜爱的3D游戏行业，创办了“渡口网络”。一年后，他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神话史诗网络游戏——天机online，并在市场上获得积极反响。目前，这款游戏在东南亚等国家都有销售。据说，某国际知名的风险基金对渡口公司估值高达10亿元。
网络上也流传着一位“新浙商”讲述的故事，“五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老爸让我继承家里的年销售额数百万元的小企业，被我一口回绝。我说你的企业一年赚不到50万元，我看不起。你给我30万元启动资金，我要去开软件公司，到我30岁那年，我还你1000万元！老爸当时快被我气疯了，他说什么软件企业，那是美国人搞的玩意儿，你一个专科生有这能耐么。但骂归骂，30万元他还是给我了。没想到，不到三年我就赚到了第一个1000万元。当我领着老爸到银行去看账户余额后，他呆住了，整整一天不说话。第二天晚上他叫了他的那帮老兄弟，一边喝酒一边激动地哭。”
“早在2005年，我就提出了新浙商的概念。”陈俊说，“为什么要在浙商前面加一个‘新’字呢？‘新’里面包含着知识、科技、信息、智慧和具有国际化的眼光，这些浙商，同原来的老浙商是完全不一样的，新浙商也在慢慢取代老浙商。”
与前辈相比，“新浙商”基本摒弃了老浙商的缺点。首先，他们有老浙商所没有的理念。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活跃，视野宽广，对商业环境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对资本市场涌动着无法克制的冲动；其次，他们喜欢学习，而且能够及时汲取全球领先的商业理念；再次，新浙商富于创新精神，而不是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一味地模仿。
与老浙商一样，新浙商的创业精神与老浙商一脉相承，而且更具理性的思辨能力。在开拓事业、选择产业领域发展时，更加注重战略性，更加重视对市场的客观认识。很多原因都促使新浙商的投入不再局限于随处可见的国内日常消费品为主的制造业，而是向进出口贸易业、金融服务业、网络消费等行业领域进入。
“侧重模仿、缺乏创新，产业层次很低、规模较小、科技含量低下，学历不高，保守……”这些以前被集中用来评价浙商的前缀已经远离“新浙商”，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化、年轻人、专业化”的褒奖。不可否认，他们善于选择适合自己企业的运营模式，善于接受新观念、新思想，他们对财富有更加健康的新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浙商的涅磐其实是商业模式和理念的一次更新，是在突破旧思路之后的重生，而重生之后的浙商也更具有发展的活力和前景。
浙商不应该死去，在晋商和徽商都尘封于历史的记忆中时，我们需要浙商上演活着的传奇；
浙商也不会死去，应该走向死亡的是传统的浙商模式，在经历了阵痛之后，浙商也必将催生出更健康的肌体。
改革开放30年，浙江商人也走过了自己的30年，并形成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浙商“朝代”，第一个“朝代”的浙商大都属于草根商人，他们在传统产业白手起家，并依靠吃苦耐劳将企业做大，宗庆后、鲁冠球是其中的典范；第二个“朝代”的浙商基本属于资本贵人，他们大都在一些新兴产业崛起，并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马云、陈天桥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第三代浙商正在形成并日渐壮大。透过浙商的改朝换代，我们可以窥见，浙商也在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在《浙商的二十二条军轨》里，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分析了浙商的来龙去脉。
在他看来，浙商起源于一个卖方市场时代，因此在不少浙商的眼里，市场经济似乎异常简单，只要埋头生产，简单重复，就是利润之道。还有一些浙商把“睡地板”作为市场经济永远的钥匙，认为只要挺得住，算得精，就能长盛不衰。因而无休止的量的扩张成为置业的方法论，贴牌借东风成为进军世界的捷径，模仿取代了自主研发，价格拼杀取代了附加值实现。
不可否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昨日的浙商，但也为很多浙商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尤其是近年来，传统的浙商模式已开始暴露弊端。由于浙商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的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也大，而且低成本战略和价格竞争也造成对员工工资的限制，产生劳资矛盾。这些都对浙商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产生压力与挑战。
现实，浙商也并非一味的“等死”，实际上，浙商也体会到其中的危机，一系列的变化也因此而产生。
“老浙商”在转变
和陈俊一样，王一儒也是北京浙江商会的副会长，他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卫浴公司。
谈论起往事，老王唏嘘不已。老王出生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书本基本没怎么接触，他13岁就跟着大人出海在船上当伙夫，每天要在窄小的渔船上给10个渔夫做饭。
“第一代的浙商和我一样，几乎都没读过什么书，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经济条件十分落后，民以食为天，先填饱肚子是很朴实的一种道理。我们宁愿荒废自己学业，而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一家人总不能饿死吧！于是，我们走出田头、挑起货郞担、走街串巷，以鸡毛换糖的小生意来维持家庭。”老王也是如此走上创业之路的，后来他跑新疆，下广州，睡地板，挤火车，终于也挣下了如今不小的家业。
现在的老王有两份事业，其一是自己的卫浴公司，其二就是两个孩子的教育。“即使家财万贯，子女培养不好，也是白搭。”刚到北京时，王一儒举目无亲，甚至分不清东西南北，为了给两个孩子找一个好学校，老王带着孩子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知名的学校，求爷爷告奶奶的哀求人家收留。现在，老王的儿子在新加坡留学，女儿在北京政法大学读书。“当今社会，没有知识的人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没有知识也赚不来钱的。”
和王一儒一样，经历过坎坷的第一代浙商都在子女的教育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迎合老浙商培养接班人的愿望，2004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还专门为有志于创业的家族企业后代开设了一个特殊的班级“创业人才孵化班”，也有人直接称其为“少帅班”。
据学院有关部门介绍，开办这个班级的想法源于一份调查。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2/3的企业家来自拥有企业的家庭，原因是在父辈的熏陶下，他们能够获得对企业更多的感性认识，并具备创业的潜在意识。而“少帅班”的学生其家庭大都有创业背景，父辈为他们完成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许多家长也盼望子女能积累足够多的理论知识，毕业后继承父业或从事二次创业。
“现在的老浙商也正在从固有的经商模式中摆脱出来了。”在经过大量实地调查之后，陈俊认为浙商的经营思路正在转变，“许多草根浙商、草根浙江企业家，他们的学历都不高，但是他们企业里的中层以上管理者，都是研究生、有些还是海归派。听取知识型下属的意见也是吸收‘外来资本’的一个过程，这些‘外来资本’也正被越来越多的老浙商所重视。”
“新浙商”在成长
“不用再写了，我已经被写了很多次了。”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23岁的金津腼腆的表示，不过在得知了记者的采访主题后，他表现的比较兴奋，“我愿意成长为一名新浙商。”
金津不是很愿意别人谈起他的家庭，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令大多数人都羡慕的家庭，其父金良顺是浙江精工集团的董事长，控制着“精工科技”、“轻纺城”、“长江股份”三家上市公司，很多人因此以为金津的成就更多是仰仗有个好老子。
实际上，金津的创业资金也确实来自其父，但他的成功却并非老子的帮助。“我父母所做的都是传统产业，尤其是近几年，投资量大，回报低。比如纺织、印染等这些都是传统企业，买一台机器就是500万元，但是这台机器要想产出些利润至少也要三至五年，再加上又不太好管，所以我觉得应该进入一个新的产业。”
2005年，像其他渴望在高科技行业淘金的年轻人一样，金津义无反顾地投身自己喜爱的3D游戏行业，创办了“渡口网络”。一年后，他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神话史诗网络游戏——天机online，并在市场上获得积极反响。目前，这款游戏在东南亚等国家都有销售。据说，某国际知名的风险基金对渡口公司估值高达10亿元。
网络上也流传着一位“新浙商”讲述的故事，“五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老爸让我继承家里的年销售额数百万元的小企业，被我一口回绝。我说你的企业一年赚不到50万元，我看不起。你给我30万元启动资金，我要去开软件公司，到我30岁那年，我还你1000万元！老爸当时快被我气疯了，他说什么软件企业，那是美国人搞的玩意儿，你一个专科生有这能耐么。但骂归骂，30万元他还是给我了。没想到，不到三年我就赚到了第一个1000万元。当我领着老爸到银行去看账户余额后，他呆住了，整整一天不说话。第二天晚上他叫了他的那帮老兄弟，一边喝酒一边激动地哭。”
“早在2005年，我就提出了新浙商的概念。”陈俊说，“为什么要在浙商前面加一个‘新’字呢？‘新’里面包含着知识、科技、信息、智慧和具有国际化的眼光，这些浙商，同原来的老浙商是完全不一样的，新浙商也在慢慢取代老浙商。”
与前辈相比，“新浙商”基本摒弃了老浙商的缺点。首先，他们有老浙商所没有的理念。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活跃，视野宽广，对商业环境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对资本市场涌动着无法克制的冲动；其次，他们喜欢学习，而且能够及时汲取全球领先的商业理念；再次，新浙商富于创新精神，而不是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一味地模仿。
与老浙商一样，新浙商的创业精神与老浙商一脉相承，而且更具理性的思辨能力。在开拓事业、选择产业领域发展时，更加注重战略性，更加重视对市场的客观认识。很多原因都促使新浙商的投入不再局限于随处可见的国内日常消费品为主的制造业，而是向进出口贸易业、金融服务业、网络消费等行业领域进入。
“侧重模仿、缺乏创新，产业层次很低、规模较小、科技含量低下，学历不高，保守……”这些以前被集中用来评价浙商的前缀已经远离“新浙商”，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化、年轻人、专业化”的褒奖。不可否认，他们善于选择适合自己企业的运营模式，善于接受新观念、新思想，他们对财富有更加健康的新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浙商的涅磐其实是商业模式和理念的一次更新，是在突破旧思路之后的重生，而重生之后的浙商也更具有发展的活力和前景。
浙商不应该死去，在晋商和徽商都尘封于历史的记忆中时，我们需要浙商上演活着的传奇；
浙商也不会死去，应该走向死亡的是传统的浙商模式，在经历了阵痛之后，浙商也必将催生出更健康的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