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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发展，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诗社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宋代、明清、近代乃至20世纪的80年代，诗社一度对当时文学的发展进程甚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中国文人群体性诗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基于诗社而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问题，是我们深化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应该充分重视的。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文学史乃至一些重要的宏观性学术论著，对于诗社在诗学乃至文学发展的地位，依旧重视不够，尚未给予其足够的篇幅来描述，也未在诗学内在发展机制上对其作用予以充分阐发。
就主体而言。诗学发展进程的基本单位有三：个人，诗社、流派（当然有时候诗社规模和关系密切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演变为流派）。实际上，诗社的重要性要大于个人与流派，因为它比个人更具规模，比流派更具灵活性，可以说，在前网络时代时代，诗社是中国文人群体性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80年代文学社团的繁荣景象，无不记忆犹新，当更能体会诗社的力量和魅力。
诗社聚集了诗人，为诗人们的创作与批评鉴赏活动提供了交流融通的机会；诗社也培养甚至造就了诗人，为诗人的诗学成长提供了转益多师的可能；诗社又是凝聚诗学力量，干预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的根据地；诗社还是传播诗学主张，形成诗学传统的诗学传输中继站，在文学史和诗学史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可以说，诗社就是前网络时代的网站、论坛、朋友圈。
可惜，我们一直没有一部以现代的思维和眼光、以深厚的文献功力，宏观深入探讨中国诗社与诗学关系的著作，从诗社这个维度阐释诗学理论现象，如诗社理论发展的内在机理、诗社对特定时代诗学理论建构的作用、个人与诗社的互动等等。《中国古代的诗社与诗学》（郭鹏、尹变英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填补了诗学研究的这个空白，也为学界消除了这一遗憾。
该书将诗社置于诗学史的视野中去考察，以诗社中诗人们诗学活动的内容和对批评史的实际作用为研究对象，更拓展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对于深入解读古代诗人以及诗人群体对诗学理论批评发展演化的作用、贡献都极有意义。不仅如此，就方法论而言，该书对诗社现象全面解析和阐述，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把握古代文人群体活动的基本性质和特点，为文学史、诗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思路。
要将诗学史中的诗社问题阐说清楚并且分析透辟，从学术逻辑上，就要求以考察诗社的来龙去脉为主干，以不同时期的诗人群体活动和诗社活动为考察重点，着力把握其活动的诗学意义，并阐释其对某个时代诗歌发展与诗学批评格局的实际作用。这就须要从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对照关系去安排论述脉络，选取研究重心。可喜的是，《中国古代的诗社与诗学》对这些问题的把握做到了准确与适中，将问题的阐述连缀在其述理脉络之中，做到了经纬绵密，纲领昭畅。加之材料引证丰富准确，使得该书所涉及论题既有学术问题的前沿性，又具有文献资料的可参照性；既能回答涉及的学术问题，又能以翔实的资料坐实其观点，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该书从中国古代诗学的宏观考察着眼，立足于中国古代诗社的整体梳理、内在剖析、发展流变，以时间为序展开探讨。全书分三编：“诗社的酝酿与肇始阶段——宋代之前”、“诗社的成熟与深化阶段——两宋时期”、“诗社的泛化及滋生习气阶段——元代及明清时期”，在每一编分若干章节对涉及的诗社与诗学问题予以论述。其研究脉络盖以时代为经，以不同时期的诗社诗学问题为纬，在稳健推进中，对具体问题细致分析。有所考，有所述，还有所论。所考者，务求做到细致入微，力求能填补空白；所述者，则力求将已知问题在阐述中引向深入；所论者，则在于将一些理论问题阐述清楚，以裨学界重视。
在具体的展开与推进中，《中国古代的诗社与诗学》对许多问题的解读多有创见。如考述诗社活动渊源，既能结合“诗社”名号的有无，又能从后世诗社活动的实际内容出发，从活动因素角度考察对诗社产生具有作用的古代文人群体，这样就不局限于“诗社”二字的有无，使问题能在更为透辟的层面上得到解答。在考述诗社渊源和发展过程中，对一些具有诗社性质的诗人群体及其诗学活动和理论内涵都做了考述与研读，这也是从问题的实质出发，规避了“诗社”名号的限制。在对不同时期的诗社诗学进行理论解读时，侧重其对诗学史的实际影响，不只停留在对其理论内涵的静态分析中。比如对欧阳修洛社活动的考察，对江西诗社群与江湖诗社群的分析就是如此。对元明两代诗社与诗学关系的阐述尤其能够将其置于诗学史角度予以观照，这对加深对此期诗学的了解和对其间诗社活动的意义的领会都颇有助益。著作还提炼了一些与古代诗社与诗学关系紧密的问题予以专篇论述，这样就在系统阐述的“面”中凸显了一些具有理论意味的“点”，做到了点面结合，传神传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是作者郭鹏博士、尹变英博士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批评史视野中的古代诗社研究”基础上精益求精、完善而成。两位作者，前者十余年来专力于中国古代文论与诗学研究，后者则从近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入手，延及古代诗学理论，两人共同探讨诗社这一影响中国古代、现代文学发展现象，各展所长，珠联璧合，共同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著作。
概而言之，该书的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是当下批评史研究、古代文人群体研究前沿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示范意义。该书的若干结论，也会随着该书的出版，为学界和文学爱好者所熟悉、接受，并对中国诗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主体而言。诗学发展进程的基本单位有三：个人，诗社、流派（当然有时候诗社规模和关系密切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演变为流派）。实际上，诗社的重要性要大于个人与流派，因为它比个人更具规模，比流派更具灵活性，可以说，在前网络时代时代，诗社是中国文人群体性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80年代文学社团的繁荣景象，无不记忆犹新，当更能体会诗社的力量和魅力。
诗社聚集了诗人，为诗人们的创作与批评鉴赏活动提供了交流融通的机会；诗社也培养甚至造就了诗人，为诗人的诗学成长提供了转益多师的可能；诗社又是凝聚诗学力量，干预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的根据地；诗社还是传播诗学主张，形成诗学传统的诗学传输中继站，在文学史和诗学史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可以说，诗社就是前网络时代的网站、论坛、朋友圈。
可惜，我们一直没有一部以现代的思维和眼光、以深厚的文献功力，宏观深入探讨中国诗社与诗学关系的著作，从诗社这个维度阐释诗学理论现象，如诗社理论发展的内在机理、诗社对特定时代诗学理论建构的作用、个人与诗社的互动等等。《中国古代的诗社与诗学》（郭鹏、尹变英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填补了诗学研究的这个空白，也为学界消除了这一遗憾。
该书将诗社置于诗学史的视野中去考察，以诗社中诗人们诗学活动的内容和对批评史的实际作用为研究对象，更拓展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对于深入解读古代诗人以及诗人群体对诗学理论批评发展演化的作用、贡献都极有意义。不仅如此，就方法论而言，该书对诗社现象全面解析和阐述，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把握古代文人群体活动的基本性质和特点，为文学史、诗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思路。
要将诗学史中的诗社问题阐说清楚并且分析透辟，从学术逻辑上，就要求以考察诗社的来龙去脉为主干，以不同时期的诗人群体活动和诗社活动为考察重点，着力把握其活动的诗学意义，并阐释其对某个时代诗歌发展与诗学批评格局的实际作用。这就须要从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对照关系去安排论述脉络，选取研究重心。可喜的是，《中国古代的诗社与诗学》对这些问题的把握做到了准确与适中，将问题的阐述连缀在其述理脉络之中，做到了经纬绵密，纲领昭畅。加之材料引证丰富准确，使得该书所涉及论题既有学术问题的前沿性，又具有文献资料的可参照性；既能回答涉及的学术问题，又能以翔实的资料坐实其观点，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该书从中国古代诗学的宏观考察着眼，立足于中国古代诗社的整体梳理、内在剖析、发展流变，以时间为序展开探讨。全书分三编：“诗社的酝酿与肇始阶段——宋代之前”、“诗社的成熟与深化阶段——两宋时期”、“诗社的泛化及滋生习气阶段——元代及明清时期”，在每一编分若干章节对涉及的诗社与诗学问题予以论述。其研究脉络盖以时代为经，以不同时期的诗社诗学问题为纬，在稳健推进中，对具体问题细致分析。有所考，有所述，还有所论。所考者，务求做到细致入微，力求能填补空白；所述者，则力求将已知问题在阐述中引向深入；所论者，则在于将一些理论问题阐述清楚，以裨学界重视。
在具体的展开与推进中，《中国古代的诗社与诗学》对许多问题的解读多有创见。如考述诗社活动渊源，既能结合“诗社”名号的有无，又能从后世诗社活动的实际内容出发，从活动因素角度考察对诗社产生具有作用的古代文人群体，这样就不局限于“诗社”二字的有无，使问题能在更为透辟的层面上得到解答。在考述诗社渊源和发展过程中，对一些具有诗社性质的诗人群体及其诗学活动和理论内涵都做了考述与研读，这也是从问题的实质出发，规避了“诗社”名号的限制。在对不同时期的诗社诗学进行理论解读时，侧重其对诗学史的实际影响，不只停留在对其理论内涵的静态分析中。比如对欧阳修洛社活动的考察，对江西诗社群与江湖诗社群的分析就是如此。对元明两代诗社与诗学关系的阐述尤其能够将其置于诗学史角度予以观照，这对加深对此期诗学的了解和对其间诗社活动的意义的领会都颇有助益。著作还提炼了一些与古代诗社与诗学关系紧密的问题予以专篇论述，这样就在系统阐述的“面”中凸显了一些具有理论意味的“点”，做到了点面结合，传神传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是作者郭鹏博士、尹变英博士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批评史视野中的古代诗社研究”基础上精益求精、完善而成。两位作者，前者十余年来专力于中国古代文论与诗学研究，后者则从近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入手，延及古代诗学理论，两人共同探讨诗社这一影响中国古代、现代文学发展现象，各展所长，珠联璧合，共同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著作。
概而言之，该书的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是当下批评史研究、古代文人群体研究前沿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示范意义。该书的若干结论，也会随着该书的出版，为学界和文学爱好者所熟悉、接受，并对中国诗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