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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删诗说”是汉儒司马迁的一大创见，很好的解决了“诗三百篇”的定制问题。其说下本其父，上本陆贾，体现出一种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删诗;陆贾;司马谈;司马遷
“鉴于诗的仁义特性与功能，陆贾在《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孔子编《诗》以匡世的说法。”[1]考《新语》一书，陆贾曾三言定（修）五经六艺的问题。倘打破篇章的先后顺序，则此修五经者于贾之笔下经历了一个从含混模糊至清晰明朗的过程。
首先，贾于《术事篇》中写道：“说事者……校修五经之本末，道德之真伪，既□其意，而不见其人。”[2]37陆贾在此处将“校修五经之本末”的人称作“说事者”。此到底为何方神圣？贾则故弄玄虚，云此人高深莫测，最后以一句“不见其人”含混过去，示自己也说不清。
其后贾复于《道基篇》言道：“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2]18王利器先生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孟康所注“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2]9进行推断，认为此三圣“即陆氏所谓先圣、中圣、后圣也”[2]9。另有《新语·明诫》篇言“圣人察物，无所遗失……至于鸲鹆来，冬多麋，言鸟兽之类□□□也。十有二月陨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气，失其节也”[2]155，其中多个典故皆化自《春秋》以解“圣人察物”一语。“自孟子以来，儒家学者皆言孔子作《春秋》。故这里的‘圣人’即是孔子。也即是说，《新语》有以孔子为圣人的说法”[1]。综两点来看，这个“定五经，明六艺”的后圣应是暗指孔子无疑。于是紧接着孔子“表定六艺”[2]142，使“《诗》《书》《礼》《乐》，为得其所”[2]142的说法便呼之欲出了：
然而夫子当于道……及闵周室之衰微，礼义之不行也，厄挫顿仆，历说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无其立，而世无其主，周流天下，无所合意，大道隐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深授其化，以序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贤与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为万□□□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2]142
《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118，贾于此处不但将《雅》《颂》扩展到整个《诗》，更连《书》《礼》也一并纳入。史迁于《孔子世家》中将《论语》中的这句照抄以外，另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4]1558，也是将《书》《礼》一并纳入“得所”的意思。贾前已言孔子“表定六艺”，迁更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4]1559。
所以综核案验，贾言“《诗》《书》《礼》《乐》为得其所”，迁谓“《诗》《书》缺”，孔子删诗三百五，“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则《诗》得其所矣;序《书传》，则《书》得其所矣;“礼乐废”，孔子“追迹三代之礼”，《礼记》自孔氏，则《礼》得其所矣;“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乐自此可得而述，则《乐》得其所矣。实际史迁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乃述礼乐、删诗歌、序《书传》，以“备王道，成六艺”;几乎就是对陆贾所云孔子欲“匡帝王之道”，感“大道隐而不舒”，因“表定六艺”，《诗》《书》《礼》《乐》“为得其所”的一种句式颠倒而已。两者对于孔子定/成“六艺”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
唯以上仍不足以将史迁“删诗说”于陆贾之继承源起推衍完整。史迁之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4]2485，虽亦执一经，但总算不得儒家内部人物：
其一，谈虽习《易》，但此《易》与天官一道，皆为太史之必修课，古时即有国君召史问卜之传统。再者，谈习《易》后，非但没有成为经生信徒，反而与道家愈走愈近，反过来批判儒家的《易》等六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4]2487。
其二，谈复“习道论于黄子”[4]2485，黄生早年与齐《诗》宗师辕固辩汤武革命，一度被固驳的下不来台。谈受其影响，宗道家黄学。
其三，谈于其《论六家要旨》中指摘五家，独于道家无一异词。其后对阴阳、墨、名、法四家俱只动一次干戈，对于儒家却两起刀兵。可见谈本人确是宗道而非儒的。
武帝时倡导思想界内形成六艺独尊、孔子独大的统一之势。可能正是因为此，司马谈迫于时势，竟喊出了“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4]2490的口号。考这句话，与陆贾所言的孔子“表定六艺”说仍无二致。再加上贾基本算脱离于经生之外的中立派儒家，其言论主张平实可取，较少带有经生那种因狂热的崇拜而产生的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得到了对儒家处于宗与不宗之间的司马谈的“赏识”，从而对其言论进行了吸收借鉴，以适应朝廷渐趋形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势。
史迁先是矢志绍父，亦提出“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4]2369。但父子二人与陆贾一样，只言孔子“论”或“论次”，也就是整理、修定过《诗》，但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却笼统不予说明。所以其后史迁将之进一步发展、具体化，使本来空洞苍白的“论《诗》说”逐渐血肉丰满起来，正式提出了孔子“删《诗》说”：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4]1559
因此，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孔子删《诗》说是在孔子崇拜日隆的历史大背景下，经由陆贾——司马谈——司马迁一步步继承和发展，最终由司马迁在一定的事实依据下加以一定程度的神化而形成的。
参考文献：
[1]张华林.论陆贾以《诗》治世的《诗》学观及其影响[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
[2]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簡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作者简介：闫晗（1989—），男，山东泰安人，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删诗;陆贾;司马谈;司马遷
“鉴于诗的仁义特性与功能，陆贾在《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孔子编《诗》以匡世的说法。”[1]考《新语》一书，陆贾曾三言定（修）五经六艺的问题。倘打破篇章的先后顺序，则此修五经者于贾之笔下经历了一个从含混模糊至清晰明朗的过程。
首先，贾于《术事篇》中写道：“说事者……校修五经之本末，道德之真伪，既□其意，而不见其人。”[2]37陆贾在此处将“校修五经之本末”的人称作“说事者”。此到底为何方神圣？贾则故弄玄虚，云此人高深莫测，最后以一句“不见其人”含混过去，示自己也说不清。
其后贾复于《道基篇》言道：“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2]18王利器先生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孟康所注“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2]9进行推断，认为此三圣“即陆氏所谓先圣、中圣、后圣也”[2]9。另有《新语·明诫》篇言“圣人察物，无所遗失……至于鸲鹆来，冬多麋，言鸟兽之类□□□也。十有二月陨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气，失其节也”[2]155，其中多个典故皆化自《春秋》以解“圣人察物”一语。“自孟子以来，儒家学者皆言孔子作《春秋》。故这里的‘圣人’即是孔子。也即是说，《新语》有以孔子为圣人的说法”[1]。综两点来看，这个“定五经，明六艺”的后圣应是暗指孔子无疑。于是紧接着孔子“表定六艺”[2]142，使“《诗》《书》《礼》《乐》，为得其所”[2]142的说法便呼之欲出了：
然而夫子当于道……及闵周室之衰微，礼义之不行也，厄挫顿仆，历说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无其立，而世无其主，周流天下，无所合意，大道隐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深授其化，以序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贤与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为万□□□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2]142
《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118，贾于此处不但将《雅》《颂》扩展到整个《诗》，更连《书》《礼》也一并纳入。史迁于《孔子世家》中将《论语》中的这句照抄以外，另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4]1558，也是将《书》《礼》一并纳入“得所”的意思。贾前已言孔子“表定六艺”，迁更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4]1559。
所以综核案验，贾言“《诗》《书》《礼》《乐》为得其所”，迁谓“《诗》《书》缺”，孔子删诗三百五，“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则《诗》得其所矣;序《书传》，则《书》得其所矣;“礼乐废”，孔子“追迹三代之礼”，《礼记》自孔氏，则《礼》得其所矣;“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乐自此可得而述，则《乐》得其所矣。实际史迁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乃述礼乐、删诗歌、序《书传》，以“备王道，成六艺”;几乎就是对陆贾所云孔子欲“匡帝王之道”，感“大道隐而不舒”，因“表定六艺”，《诗》《书》《礼》《乐》“为得其所”的一种句式颠倒而已。两者对于孔子定/成“六艺”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
唯以上仍不足以将史迁“删诗说”于陆贾之继承源起推衍完整。史迁之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4]2485，虽亦执一经，但总算不得儒家内部人物：
其一，谈虽习《易》，但此《易》与天官一道，皆为太史之必修课，古时即有国君召史问卜之传统。再者，谈习《易》后，非但没有成为经生信徒，反而与道家愈走愈近，反过来批判儒家的《易》等六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4]2487。
其二，谈复“习道论于黄子”[4]2485，黄生早年与齐《诗》宗师辕固辩汤武革命，一度被固驳的下不来台。谈受其影响，宗道家黄学。
其三，谈于其《论六家要旨》中指摘五家，独于道家无一异词。其后对阴阳、墨、名、法四家俱只动一次干戈，对于儒家却两起刀兵。可见谈本人确是宗道而非儒的。
武帝时倡导思想界内形成六艺独尊、孔子独大的统一之势。可能正是因为此，司马谈迫于时势，竟喊出了“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4]2490的口号。考这句话，与陆贾所言的孔子“表定六艺”说仍无二致。再加上贾基本算脱离于经生之外的中立派儒家，其言论主张平实可取，较少带有经生那种因狂热的崇拜而产生的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得到了对儒家处于宗与不宗之间的司马谈的“赏识”，从而对其言论进行了吸收借鉴，以适应朝廷渐趋形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势。
史迁先是矢志绍父，亦提出“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4]2369。但父子二人与陆贾一样，只言孔子“论”或“论次”，也就是整理、修定过《诗》，但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却笼统不予说明。所以其后史迁将之进一步发展、具体化，使本来空洞苍白的“论《诗》说”逐渐血肉丰满起来，正式提出了孔子“删《诗》说”：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4]1559
因此，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孔子删《诗》说是在孔子崇拜日隆的历史大背景下，经由陆贾——司马谈——司马迁一步步继承和发展，最终由司马迁在一定的事实依据下加以一定程度的神化而形成的。
参考文献：
[1]张华林.论陆贾以《诗》治世的《诗》学观及其影响[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
[2]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簡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作者简介：闫晗（1989—），男，山东泰安人，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