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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札：十八岁开始的志向
据说闫文盛从十八岁开始就有了文学的志向。这使我很惊讶。十八岁，在和平的年代里，很多人对未来还很茫然、懵懂。而闫文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自觉。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自觉呈现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成熟。它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兴之所至，而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与苦苦的追求。从那时以来———尽管我并不知道闫文盛是如何从十八岁走到今天的，但基本可以确定，他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创作。无数的日子里，他翻阅前贤的著作，从中汲取创作的启示；他痛苦地思索，以探究生命的真意；他奋笔疾书，又把这些东西撕毁，再重新写出一行行汉字。他不断地发表作品，不论是省内还是省外，也不管是小说、诗歌、评论还是散文。当然，他也得到了承认———无论是哪种程度上的。他把双手插在裤兜里，身子一摇一晃，站在大家的旁边，一言不发，却并不是无所事事。他的双眼关注着身边的一切，还是一言不发，但内心正在思考判断。当人少的时候，或者环境比较轻松的时候，他竟然是一个话痨，不厌其烦地谈他对文学的见解，谈自己的创作，谈别人的创作，谈那些对他具有启示的作品。总之，是谈文学。1996年，我不知道他那时在干什么，还是不是学生。反正这一年，他的诗歌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上。至少从那时开始，闫文盛就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执着。他左右开弓，多管齐下。有一些作品被选入选本，或者获了奖。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才华不能随便挥洒。他需要集中精力做好某一方面的事。
2010年，是闫文盛创作经历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获得了太原市文艺奖，又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的新人奖。散文集《失踪者的旅行》被选入中国作协组织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些均证明他的努力得到了初步的关注。同时，闫文盛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散文创作方面可能会有某种优势，走得更远。他开始创作了一些系列散文，如最早的《滴水的时光》系列，《纸页间的流年》系列，《失踪者的旅行》系列等等。从2012年开始就倾注了极大心力的《主观书》系列也陆续面世。也许，他认为找到了一种最适宜的书写，并暂时停下了其他文体的创作，专注于构建“主观”的世界，一直到今天。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他坚持不懈，倾心尽力，“深入地建立自己的创造”，已有近百萬字左右的作品出现。虽然很难说他是否已经完成了这部作品，但至少可以说他已经在散文的创作中探出一条具有鲜明风格的道路。
第二札：执意于向内，再向内
在《失踪者的旅行》中，闫文盛的特色已经初步显现出来。这是一些描写“我”的所遇、所感、所思的作品。但是，很明显，这种内心活动是依托客观外在存在的。也就是说，他所描写的内心与外在的人、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守仁在这本书的序中强调，散文重自我。这毋宁是对闫文盛这一时期创作的肯定。他甚至在序中写道，“我统计了一下，收入本书的三十八篇作品中，就有十七篇散文的第一句里，都包含着一个‘我’字。”虽然这种描述也仅仅只是说出闫文盛描写的角度，但实际上张守仁也谈到了散文中“我”的重要性。他认为“有了我，就有了真实的心灵，有了丰满的血肉”。也可以说这些论断对闫文盛而言是十分准确的。如在《生年》中，闫文盛对反省自己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对父母的关照也越来越少这样的“客观存在”开始，表达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其中有对人物细节的描写，有对身边人事的介绍。更主要的是，在种种“客观存在”的描写与介绍中，引发出属于“我”的感悟与思考。而这才是他作品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这也形成了他初期散文的特色。
尽管张守仁强调“我”在散文中的重要性，却仍然认为闫文盛的创作受到了书写对象的限制，应该在“忧己的同时，更要忧天忧地忧人生”，要在小我中有大我，不能顾影自怜，希望他增长阅历，扩大视野，拓展写作空间。但至少就《主观书》而言，闫文盛并没有更多地向外拓展，而是更多地向内收缩。他的思考与感悟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内化。初期非常强调的那些“客观存在”已成为不必要的存在，引发思考的这些外在的人事已经没有意义。在这里，只有真实的内心世界才是有意义的。甚至也可以这样说，闫文盛在他的《主观书》系列中，为我们描摹出了人的内心世界的感受与体验形态。不同于一般的散文，总是要有某一些人或事作为引发写作的缘由。他们要从这样的缘由出发，表达自己的思考、体验与感悟。尽管他早期的散文也是如此，但在《主观书》系列时期，闫文盛已经不再拘泥于此。他并不想通过这种具体的存在现象来引发什么。他毫无预兆亦毫无源头地把自己的某种感受直接交给读者。我们几乎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产生这样的思绪的。如同天外来客一般，他把这些情绪、体验、思考，甚或单纯的语句描写出来，倾泄而下。如《主观书Ⅰ·灵异兽》中，他开头就说，“造船的人走了之后。我们试图造那些兽。”这是一种毫无缘由的表述，是两个在语气上互不相连的单句。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闫文盛在句中使用的是“句号”。这就是说，这两个句子是没有联系的。而且，在之后的描写中也一直没有告诉读者，为什么要把造船与造兽置于如此相近而实际上又如此无关的语句中。它们一起形成一种似乎有联系而实际上又没有联系的表达。并且闫文盛也并不关心与“造船”“造兽”有关的描述。他只是借此来呈现他的语言，或者说内心的某种思绪。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是缺乏逻辑性的，几乎没有联系的，当然也是非中心化的。
如此说来，闫文盛并不在意于读者的认知感受，而是竭力把人的内心呈现出来。这种呈现，越是接近人的无意识状态，就越呈现出人内心世界的随意性、流动性、碎片性状态。它可以随时出现，而不受具体时空的限制；也可以随意相连，而不受人们久已习惯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存在方式的捆绑；更可以瞬间终结，而不必追究其表达是否具有完整性。似乎可以说，他力图还原人的内心世界日常状态下的真实性、原生性。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是这种描写中刻意追求的，我以为最突出的就是语言。他似乎颠覆了现代汉语表述的清晰感，而力图凸现其丰富性。
第三札：习惯的语序已不存在
在他的描写中，人们习惯使用的语序已经不再存在，一种企图使汉语更具形象性、更显魅惑力的表达肆无忌惮地充满了这些断章碎篇。他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使用某一个词语。“我知道我们燃放了无数的烟花，那些绚烂的烟花都已经燃放过了。站在海边最高的楼房的顶端，我们看到了那些烟花。我知道那些岁月里的烟花都燃烧过了。”《主观书Ⅰ·H还剩了什么》至少在寥寥数句中他不断地重复了“烟花”“燃放”“燃烧”这些词语。这种重复当然是非常态的，也可以说是鲜见的。但这种非常态的表达好像已经强调了什么。“我看到了光明在随着空间上升，即使液体，也有光影在随着空间荡漾而上升”《主观书Ⅰ·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噤声》。“光明”是一种静态的存在。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并不能够上升或者下降。液体同样也不能够自主地上升或下降，它只能够流动。但是，闫文盛赋予了他们“动”的形态，也因此而使人们对诸如光明、液体、光影、空间等存在的感觉丰富起来，这些词语的表现力也得到了拓展。“烛光摇曳的幻境中，幽冥遍地。花叶初萌的时辰：我所想到的、聆听的‘幻觉遍地’。我看到了被青睐的事物所担心的‘最后的觉醒’。南方雨水淋漓，摇曳的烛光：辉煌而难忘的‘最后的觉醒’”《主观书笔记·我心中的大粒星辰》。毫无连贯性的短句，意象的叠加，不知其意的“概念”等等成为描述的特点。这种词语的大胆构筑，显然使汉语句式所蕴含的意义发生了转化。它们不再是说明现实存在的语言，而是表达心绪流转的工具，是使人的内心世界诗化的催化剂。闫文盛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形态，力图张扬颇具诗意的语言魅力。 在一泻而往的语言瀑布中，闫文盛企图构建一种源自内心的语言新形态。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读到一些颇具深意又充满诗情的语句。诸如：“万物正蹉跎。时间在缓缓地降落！”“排山倒海的宁静……”“在自身的命运深处徘徊，但从来没有能力冲击到思维的……所有的极限都被分解了，我们看到了一堆碎屑。”他用现实中不存在的存在来重新组织词语，构成新的语言感觉，并使这些语句闪射出出人意料的亮色，呈现出更新更丰富的语言意味。它们并不是清晰的，但却是可以感悟的；并不是习以为常的，却是可以成立的———至少从文学的层面来看。这样，我们也可以认为，闫文盛企图构建一种不同于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现代汉语表达方式，努力使语言的张力得到拓展。
第四札：颠覆中的构建
如果说闫文盛要构建什么，不如首先说他颠覆了什么。对于通行的散文模式而言，闫文盛心如止水般地规避。他努力创新散文的形态，试图使人们知道，还有“这样”一种文体存在。他在曾经养育他文体意识的既有土壤中绝尘而去，毫不顾惜。尽管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在作品中常常不经意地表露出自己受到的影响，但他似乎铁了心不愿妥协。他想打通传统的不同文体。在这方面，就我而言还看不出有多少明显的成效。但我同样不能说毫无成效。至少，在他的作品中，语言及整体情调中洋溢着浓郁的诗意。而且，他常常用分行的语句来写作。这算不算“打通”了通行的散文与诗歌这样两种不同的文体呢？也许，我们还是可以说，他正在一点一点地打通。但肯定不能说他已经打通了散文与小说、戏剧文学这些不同的文体。无论人们如何判定，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努力。他是在力图颠覆既有的文体，以构建一种新的文体样式。
闫文盛颠覆了人们对散文文体的认知。从散文的发展来看，其文体一直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一方面存在诸如《左传》《史记》那样规模宏大、体例磅礴而用笔凝练的散文；另一方面也存在诸如《桃花源记》《始得西山宴游记》等鲜活生动、形制短小的作品。虽然以杨朔、秦牧等为代表的散文在现当代影响深远，但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仍然有许多变化较小之处。如散文的完整性，对客观存在的某种依附性等等。但是，在闫文盛这里，这些都不存在了。他幾乎在表现一种不太可能的“纯主观”，力图背弃客观性；他并不追求完整性，甚至摒弃完整性。他明确说，他的作品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实际上是，也可以从随便一段读起，可以从任意一行读起。这就是说，在他的作品中，不存在某一篇文章的完整性，当然也不一定存在某一段落的连贯性，甚至很多时候也不存在句与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文体呢？也许，他就是要为我们构建这样一种看似散乱而又毫无章法的文体。但是，这种说法只能是一种表面的判断。我以为，把这些表面的无逻辑性连接起来的可能是文字之后的情绪。情绪是飘忽不定的，是或高或低的，是难以捉摸的。但在一定的时空内，情绪又往往是一定的。或者不准确地说，当外在环境没有改变时，情绪会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形成了连接这些断篇散章的内在之道。
如此来看，当我们要理解这些作品时，已经难以用习惯的尺度、方法来面对。一般来说，我们期待读完一篇文章时能够得到一个或多个比较明晰的结论，或者能够感悟到一些什么。但在闫文盛这里，这些东西几乎是一种奢望。因为他的作品本来就不具备所谓的“一篇”可能具有的完整性。事实上，当面对他这些散乱的文字时，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或几个明晰的结论。很多时候，他的结论就包含在每一句文字之中。因此，我们实际上不需要读完这些文字，我们只需要读完一些语句就可以得出结论。而当我们阅读更多的段落或者篇章时，也不要企图得出某种清晰的结论。很可能，是得出了源于语句自身的众多结论。他的作品中已经埋伏了语句所能够包含的几乎所有的结论。其结论是多种多样的。这并不是说只读一句或几句就可以，而是在不同的篇章段落与语句中，存在另外的不同的含义。
是不是面对闫文盛的这种描写，我们讨论得出所谓的“结论”是一件超出作者希冀的事情？也许，作者并不追求或者希望我们从这些语句中感悟到什么、归纳出什么。更可能的是，他希望我们在阅读文字的时候，体验语言自身拥有的美与丰富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作品成为一种纯语言的形态出现时，如何与读者建立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它还是否具备这样的审美可能性？这确实是一种审美的挑战。
第五札：谁来读的挑战
但是，人们的阅读是一个过程。除了希望得到感悟、结论外，还非常希望享受阅读本身带来的愉悦与快感，希望拥有从阅读中获得启迪之后的欣慰。如果阅读变成一种反阅读，是不是对于作者而言，陷入了一种否定自己创作的泥淖之中？据说有一类作家是非常矜持的。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印数不能超过多少，反正是很少。否则就会认为自己的作品被归为“通俗文学”之列。似乎他们的读者越少，不能说越好，但最好要既少而精。若读者多起来，就是对自己的否定。如果仅仅从淡定、坚守的角度来看，我是很欣赏这种态度的。但是如果从文学的传播及其影响力来看，我却不太能够认同。创作并不是一种孤芳自赏，也不是局限在特定人群中的认知。作为一种劳动，它应该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这影响并不能用发行量、读者量来衡量，但至少应该是读得人越多越好。如果在创作之初就确定了一种拒绝读者，或者不考虑读者的姿态，那么，作品到底是一种社会存在，还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自我”存在，就值得思考了。如果是因为缺少读者而去申明我不追求也不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那应该是一种矫情。但如果自己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而在创作中又不顾及读者，那就应该思考如何调整。从我的了解来看，尽管闫文盛有自己的追求与坚守，却并不拒绝读者。但是从目前的这些作品而言，即使是专业的读者在阅读中仍然存在若干障碍———他们并不能很自信顺利地进入这样的文本之中。那么，这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作者而言，极具考验———能不能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如果这样坚持下去的话，意义何在？
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读者的期待。人们还不太适应这样的表述、结构，对这样的文本有陌生感。它与人们已经适应了文本存在很大的距离。其次是作品呈现出来的生活———强调内心世界的感悟与体验，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具备普遍性。这些内容并不是读者所关心的，而是作者所呈现的。这种呈现出来的生活状态与读者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就创作来说，我们仍然需要辩证地思考。并不是读者承认的就是好的、合适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而言，在更多的情况下可能是读者感到陌生的才更有价值。
不过，我们并不能忽略读者，不能否认读者对闫文盛《主观书》系列中的那些表述存在阅读障碍。闫文盛已经写了八九十万字。这种坚持值得尊重。但是不是需要做一点调整呢？也许，这对闫文盛的探索与新建更具有挑战。假如他仍然能够保持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但这种丰富是源于对外在客观存在的世界———现实社会生活的反应，而不是竭力回避客观世界的“纯主观”。那么，他的创作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面貌———既保有内心的细腻、敏锐、丰富，又有对日见繁复、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的正视与回应；既坚持了内在世界的“自我”特性，又能够表现出读者大众对自己“普遍生活”的关注与呼应；既呈现出作家在艺术表达上的探索与创新，以及对新的文体与文学形态的构建，又积极有效地承担了作家关注社会生活的人文责任，并因此而使文学的新变与时代的新变统一起来。这是不是对作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许，这正是文学的一种新路。
责任编辑贾健民
据说闫文盛从十八岁开始就有了文学的志向。这使我很惊讶。十八岁，在和平的年代里，很多人对未来还很茫然、懵懂。而闫文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自觉。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自觉呈现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成熟。它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兴之所至，而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与苦苦的追求。从那时以来———尽管我并不知道闫文盛是如何从十八岁走到今天的，但基本可以确定，他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创作。无数的日子里，他翻阅前贤的著作，从中汲取创作的启示；他痛苦地思索，以探究生命的真意；他奋笔疾书，又把这些东西撕毁，再重新写出一行行汉字。他不断地发表作品，不论是省内还是省外，也不管是小说、诗歌、评论还是散文。当然，他也得到了承认———无论是哪种程度上的。他把双手插在裤兜里，身子一摇一晃，站在大家的旁边，一言不发，却并不是无所事事。他的双眼关注着身边的一切，还是一言不发，但内心正在思考判断。当人少的时候，或者环境比较轻松的时候，他竟然是一个话痨，不厌其烦地谈他对文学的见解，谈自己的创作，谈别人的创作，谈那些对他具有启示的作品。总之，是谈文学。1996年，我不知道他那时在干什么，还是不是学生。反正这一年，他的诗歌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上。至少从那时开始，闫文盛就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执着。他左右开弓，多管齐下。有一些作品被选入选本，或者获了奖。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才华不能随便挥洒。他需要集中精力做好某一方面的事。
2010年，是闫文盛创作经历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获得了太原市文艺奖，又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的新人奖。散文集《失踪者的旅行》被选入中国作协组织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些均证明他的努力得到了初步的关注。同时，闫文盛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散文创作方面可能会有某种优势，走得更远。他开始创作了一些系列散文，如最早的《滴水的时光》系列，《纸页间的流年》系列，《失踪者的旅行》系列等等。从2012年开始就倾注了极大心力的《主观书》系列也陆续面世。也许，他认为找到了一种最适宜的书写，并暂时停下了其他文体的创作，专注于构建“主观”的世界，一直到今天。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他坚持不懈，倾心尽力，“深入地建立自己的创造”，已有近百萬字左右的作品出现。虽然很难说他是否已经完成了这部作品，但至少可以说他已经在散文的创作中探出一条具有鲜明风格的道路。
第二札：执意于向内，再向内
在《失踪者的旅行》中，闫文盛的特色已经初步显现出来。这是一些描写“我”的所遇、所感、所思的作品。但是，很明显，这种内心活动是依托客观外在存在的。也就是说，他所描写的内心与外在的人、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守仁在这本书的序中强调，散文重自我。这毋宁是对闫文盛这一时期创作的肯定。他甚至在序中写道，“我统计了一下，收入本书的三十八篇作品中，就有十七篇散文的第一句里，都包含着一个‘我’字。”虽然这种描述也仅仅只是说出闫文盛描写的角度，但实际上张守仁也谈到了散文中“我”的重要性。他认为“有了我，就有了真实的心灵，有了丰满的血肉”。也可以说这些论断对闫文盛而言是十分准确的。如在《生年》中，闫文盛对反省自己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对父母的关照也越来越少这样的“客观存在”开始，表达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其中有对人物细节的描写，有对身边人事的介绍。更主要的是，在种种“客观存在”的描写与介绍中，引发出属于“我”的感悟与思考。而这才是他作品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这也形成了他初期散文的特色。
尽管张守仁强调“我”在散文中的重要性，却仍然认为闫文盛的创作受到了书写对象的限制，应该在“忧己的同时，更要忧天忧地忧人生”，要在小我中有大我，不能顾影自怜，希望他增长阅历，扩大视野，拓展写作空间。但至少就《主观书》而言，闫文盛并没有更多地向外拓展，而是更多地向内收缩。他的思考与感悟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内化。初期非常强调的那些“客观存在”已成为不必要的存在，引发思考的这些外在的人事已经没有意义。在这里，只有真实的内心世界才是有意义的。甚至也可以这样说，闫文盛在他的《主观书》系列中，为我们描摹出了人的内心世界的感受与体验形态。不同于一般的散文，总是要有某一些人或事作为引发写作的缘由。他们要从这样的缘由出发，表达自己的思考、体验与感悟。尽管他早期的散文也是如此，但在《主观书》系列时期，闫文盛已经不再拘泥于此。他并不想通过这种具体的存在现象来引发什么。他毫无预兆亦毫无源头地把自己的某种感受直接交给读者。我们几乎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产生这样的思绪的。如同天外来客一般，他把这些情绪、体验、思考，甚或单纯的语句描写出来，倾泄而下。如《主观书Ⅰ·灵异兽》中，他开头就说，“造船的人走了之后。我们试图造那些兽。”这是一种毫无缘由的表述，是两个在语气上互不相连的单句。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闫文盛在句中使用的是“句号”。这就是说，这两个句子是没有联系的。而且，在之后的描写中也一直没有告诉读者，为什么要把造船与造兽置于如此相近而实际上又如此无关的语句中。它们一起形成一种似乎有联系而实际上又没有联系的表达。并且闫文盛也并不关心与“造船”“造兽”有关的描述。他只是借此来呈现他的语言，或者说内心的某种思绪。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是缺乏逻辑性的，几乎没有联系的，当然也是非中心化的。
如此说来，闫文盛并不在意于读者的认知感受，而是竭力把人的内心呈现出来。这种呈现，越是接近人的无意识状态，就越呈现出人内心世界的随意性、流动性、碎片性状态。它可以随时出现，而不受具体时空的限制；也可以随意相连，而不受人们久已习惯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存在方式的捆绑；更可以瞬间终结，而不必追究其表达是否具有完整性。似乎可以说，他力图还原人的内心世界日常状态下的真实性、原生性。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是这种描写中刻意追求的，我以为最突出的就是语言。他似乎颠覆了现代汉语表述的清晰感，而力图凸现其丰富性。
第三札：习惯的语序已不存在
在他的描写中，人们习惯使用的语序已经不再存在，一种企图使汉语更具形象性、更显魅惑力的表达肆无忌惮地充满了这些断章碎篇。他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使用某一个词语。“我知道我们燃放了无数的烟花，那些绚烂的烟花都已经燃放过了。站在海边最高的楼房的顶端，我们看到了那些烟花。我知道那些岁月里的烟花都燃烧过了。”《主观书Ⅰ·H还剩了什么》至少在寥寥数句中他不断地重复了“烟花”“燃放”“燃烧”这些词语。这种重复当然是非常态的，也可以说是鲜见的。但这种非常态的表达好像已经强调了什么。“我看到了光明在随着空间上升，即使液体，也有光影在随着空间荡漾而上升”《主观书Ⅰ·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噤声》。“光明”是一种静态的存在。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并不能够上升或者下降。液体同样也不能够自主地上升或下降，它只能够流动。但是，闫文盛赋予了他们“动”的形态，也因此而使人们对诸如光明、液体、光影、空间等存在的感觉丰富起来，这些词语的表现力也得到了拓展。“烛光摇曳的幻境中，幽冥遍地。花叶初萌的时辰：我所想到的、聆听的‘幻觉遍地’。我看到了被青睐的事物所担心的‘最后的觉醒’。南方雨水淋漓，摇曳的烛光：辉煌而难忘的‘最后的觉醒’”《主观书笔记·我心中的大粒星辰》。毫无连贯性的短句，意象的叠加，不知其意的“概念”等等成为描述的特点。这种词语的大胆构筑，显然使汉语句式所蕴含的意义发生了转化。它们不再是说明现实存在的语言，而是表达心绪流转的工具，是使人的内心世界诗化的催化剂。闫文盛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形态，力图张扬颇具诗意的语言魅力。 在一泻而往的语言瀑布中，闫文盛企图构建一种源自内心的语言新形态。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读到一些颇具深意又充满诗情的语句。诸如：“万物正蹉跎。时间在缓缓地降落！”“排山倒海的宁静……”“在自身的命运深处徘徊，但从来没有能力冲击到思维的……所有的极限都被分解了，我们看到了一堆碎屑。”他用现实中不存在的存在来重新组织词语，构成新的语言感觉，并使这些语句闪射出出人意料的亮色，呈现出更新更丰富的语言意味。它们并不是清晰的，但却是可以感悟的；并不是习以为常的，却是可以成立的———至少从文学的层面来看。这样，我们也可以认为，闫文盛企图构建一种不同于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现代汉语表达方式，努力使语言的张力得到拓展。
第四札：颠覆中的构建
如果说闫文盛要构建什么，不如首先说他颠覆了什么。对于通行的散文模式而言，闫文盛心如止水般地规避。他努力创新散文的形态，试图使人们知道，还有“这样”一种文体存在。他在曾经养育他文体意识的既有土壤中绝尘而去，毫不顾惜。尽管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在作品中常常不经意地表露出自己受到的影响，但他似乎铁了心不愿妥协。他想打通传统的不同文体。在这方面，就我而言还看不出有多少明显的成效。但我同样不能说毫无成效。至少，在他的作品中，语言及整体情调中洋溢着浓郁的诗意。而且，他常常用分行的语句来写作。这算不算“打通”了通行的散文与诗歌这样两种不同的文体呢？也许，我们还是可以说，他正在一点一点地打通。但肯定不能说他已经打通了散文与小说、戏剧文学这些不同的文体。无论人们如何判定，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努力。他是在力图颠覆既有的文体，以构建一种新的文体样式。
闫文盛颠覆了人们对散文文体的认知。从散文的发展来看，其文体一直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一方面存在诸如《左传》《史记》那样规模宏大、体例磅礴而用笔凝练的散文；另一方面也存在诸如《桃花源记》《始得西山宴游记》等鲜活生动、形制短小的作品。虽然以杨朔、秦牧等为代表的散文在现当代影响深远，但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仍然有许多变化较小之处。如散文的完整性，对客观存在的某种依附性等等。但是，在闫文盛这里，这些都不存在了。他幾乎在表现一种不太可能的“纯主观”，力图背弃客观性；他并不追求完整性，甚至摒弃完整性。他明确说，他的作品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实际上是，也可以从随便一段读起，可以从任意一行读起。这就是说，在他的作品中，不存在某一篇文章的完整性，当然也不一定存在某一段落的连贯性，甚至很多时候也不存在句与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文体呢？也许，他就是要为我们构建这样一种看似散乱而又毫无章法的文体。但是，这种说法只能是一种表面的判断。我以为，把这些表面的无逻辑性连接起来的可能是文字之后的情绪。情绪是飘忽不定的，是或高或低的，是难以捉摸的。但在一定的时空内，情绪又往往是一定的。或者不准确地说，当外在环境没有改变时，情绪会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形成了连接这些断篇散章的内在之道。
如此来看，当我们要理解这些作品时，已经难以用习惯的尺度、方法来面对。一般来说，我们期待读完一篇文章时能够得到一个或多个比较明晰的结论，或者能够感悟到一些什么。但在闫文盛这里，这些东西几乎是一种奢望。因为他的作品本来就不具备所谓的“一篇”可能具有的完整性。事实上，当面对他这些散乱的文字时，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或几个明晰的结论。很多时候，他的结论就包含在每一句文字之中。因此，我们实际上不需要读完这些文字，我们只需要读完一些语句就可以得出结论。而当我们阅读更多的段落或者篇章时，也不要企图得出某种清晰的结论。很可能，是得出了源于语句自身的众多结论。他的作品中已经埋伏了语句所能够包含的几乎所有的结论。其结论是多种多样的。这并不是说只读一句或几句就可以，而是在不同的篇章段落与语句中，存在另外的不同的含义。
是不是面对闫文盛的这种描写，我们讨论得出所谓的“结论”是一件超出作者希冀的事情？也许，作者并不追求或者希望我们从这些语句中感悟到什么、归纳出什么。更可能的是，他希望我们在阅读文字的时候，体验语言自身拥有的美与丰富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作品成为一种纯语言的形态出现时，如何与读者建立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它还是否具备这样的审美可能性？这确实是一种审美的挑战。
第五札：谁来读的挑战
但是，人们的阅读是一个过程。除了希望得到感悟、结论外，还非常希望享受阅读本身带来的愉悦与快感，希望拥有从阅读中获得启迪之后的欣慰。如果阅读变成一种反阅读，是不是对于作者而言，陷入了一种否定自己创作的泥淖之中？据说有一类作家是非常矜持的。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印数不能超过多少，反正是很少。否则就会认为自己的作品被归为“通俗文学”之列。似乎他们的读者越少，不能说越好，但最好要既少而精。若读者多起来，就是对自己的否定。如果仅仅从淡定、坚守的角度来看，我是很欣赏这种态度的。但是如果从文学的传播及其影响力来看，我却不太能够认同。创作并不是一种孤芳自赏，也不是局限在特定人群中的认知。作为一种劳动，它应该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这影响并不能用发行量、读者量来衡量，但至少应该是读得人越多越好。如果在创作之初就确定了一种拒绝读者，或者不考虑读者的姿态，那么，作品到底是一种社会存在，还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自我”存在，就值得思考了。如果是因为缺少读者而去申明我不追求也不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那应该是一种矫情。但如果自己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而在创作中又不顾及读者，那就应该思考如何调整。从我的了解来看，尽管闫文盛有自己的追求与坚守，却并不拒绝读者。但是从目前的这些作品而言，即使是专业的读者在阅读中仍然存在若干障碍———他们并不能很自信顺利地进入这样的文本之中。那么，这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作者而言，极具考验———能不能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如果这样坚持下去的话，意义何在？
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读者的期待。人们还不太适应这样的表述、结构，对这样的文本有陌生感。它与人们已经适应了文本存在很大的距离。其次是作品呈现出来的生活———强调内心世界的感悟与体验，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具备普遍性。这些内容并不是读者所关心的，而是作者所呈现的。这种呈现出来的生活状态与读者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就创作来说，我们仍然需要辩证地思考。并不是读者承认的就是好的、合适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而言，在更多的情况下可能是读者感到陌生的才更有价值。
不过，我们并不能忽略读者，不能否认读者对闫文盛《主观书》系列中的那些表述存在阅读障碍。闫文盛已经写了八九十万字。这种坚持值得尊重。但是不是需要做一点调整呢？也许，这对闫文盛的探索与新建更具有挑战。假如他仍然能够保持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但这种丰富是源于对外在客观存在的世界———现实社会生活的反应，而不是竭力回避客观世界的“纯主观”。那么，他的创作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面貌———既保有内心的细腻、敏锐、丰富，又有对日见繁复、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的正视与回应；既坚持了内在世界的“自我”特性，又能够表现出读者大众对自己“普遍生活”的关注与呼应；既呈现出作家在艺术表达上的探索与创新，以及对新的文体与文学形态的构建，又积极有效地承担了作家关注社会生活的人文责任，并因此而使文学的新变与时代的新变统一起来。这是不是对作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许，这正是文学的一种新路。
责任编辑贾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