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关村科技深受巨额担保困扰，段永基却知难而进，这显示出他已成竹在胸
就在外界以为段永基将要从中关村科技(SZ 000931)淡出之际，他却出其不意的收购了这家出生以来就饱受诟病的公司。住总集团于2005年12月7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将所持中关村40.01％股权悉数转让给海源控股和海德实业两家公司，而受让25.01％股权的海源控股将成为中关村的第一大股东，其控制人正是现任总裁段永基。
受此影响，消息公布当日(12月8日)，中关村的股价一度摸至涨停，但短暂刺激终究不能持续，此后其表现依然疲软。此前，中關村已经预告2005年度将出现2亿元左右的亏损(前三季度亏损为9710万元)，而它只不过在2004年刚刚扭转了2002～2003年连续亏损的局面，摘掉了ST的帽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购重组”这一所谓利好消息之后，中关村随即发布了风险提示公告称，截至2005年11月30日，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46.28亿元，其中逾期担保5．82亿元，尽管皆比2005年6月30日有所减少，但绝对数额依然较大，“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尚不容乐观”。
实际上，这也正是近年来一直困扰中关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难怪有业内人土分析认为，段永基之所以愿意在此时接盘中关村，很可能是已经找到解决担保问题的途径。而住总集团在度过极不舒服的几年后，终于可以抛掉这个烫手山芋，其转让价格仅合0.78元／股，比之1.35元／股的净资产，折让超过40％。
住总集团是在1998年退出北京天桥后介入琼民源(原股票代码SZ 0508)重组的，1999年6月，最终改头换面为中关村科技。中关村从成立之初便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公司的所有资产都是新大股东住总集团注入的建筑安装类资产，但当时却要肩负起政府赋予的“成为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发展高科技的龙头企业”的重任。
在北京市政府主导下，中关村的转型实属必然。1999年8月，时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的段永基来到中关村担任总裁，意欲实现这一转型重任。在1999年的年报中，中关村转变了其发展战略和产业定位：从以建安施工及房地产开发为主的业务拓展成为移动通信、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开发建设四大支柱产业，逐步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
第一次转型的代表正是投资CDMA项目，1999年，适逢军队与下属企业脱钩，原属军队的长城移动通信公司面临改组，这是继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之后的第三大移动通信网，段永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2000年6月，中关村获得新长城3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这个项目规模大、收益高，本有可能一次性完成产业转型，但到了2001年1月，国家已明确授权中国联通独家开发和经营国内的CDMA项目，长城CDMA通信网正式移交中国联通。而由此项目引起的巨额担保和应收款项此后一直严重困扰着中关村。从2002年开始，沉重的债务负担便成了中关村的噩梦，本来其子公司中关村建设和四环医药每年都能贡献几千万元的利润，但却不能抵消其上亿元的财务费用。
第二次转型则是介入IT领域，先后投资数据中心、软件、无线增值业务等项目，但时至今日皆未能如愿长大，除了仍保有中关村科技软件的控股权外，其余项目已逐步退出。中关村的转型又回到原点。
在中关村转型过程中，最尴尬的角色莫过于住总集团。尽管坐在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上，但中关村的实际控制权则一直在北京市政府手里。而住总集团当初介入琼民源重组的初衷，当然不会只是扮演救世主，它也希望借此机会打造自己的资本平台，向高科技转型显然不是其本意。
身为大股东，却不能对公司发展“指手画脚”，这种感觉并不舒服。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中关村内部便有一种声音，认为住总集团迟早退出。时任副总裁谈锋曾表示：“住总集团大概也不想做这个大股东了，只是谁来入主，则是一个敏感的事情。”
但中关村的困境让圈外的人不敢轻易接盘。直到2004年，住总集团开始加强对中关村的实际控制力，张贵林取代袁正宇出任董事长，新一届董事会特别强调了董事会的决策权，对段永基的限制较为明显，同时确定了“收缩战线、瘦身减负、盘活存量资产”的原则。 这种努力有一定成效，但都未能根本性解决CDMA项目的遗留问题。如果没有一定把握，老辣的段永基不会轻易出手，据称这次与老段携手进入中关村的海德实业，与珠海国利、珠海恒利、中国凯利等为关联企业，而这些公司都与CDMA项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若段永基能借此解决这一问题，中关村倒很可能彻底翻身。
就在外界以为段永基将要从中关村科技(SZ 000931)淡出之际，他却出其不意的收购了这家出生以来就饱受诟病的公司。住总集团于2005年12月7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将所持中关村40.01％股权悉数转让给海源控股和海德实业两家公司，而受让25.01％股权的海源控股将成为中关村的第一大股东，其控制人正是现任总裁段永基。
受此影响，消息公布当日(12月8日)，中关村的股价一度摸至涨停，但短暂刺激终究不能持续，此后其表现依然疲软。此前，中關村已经预告2005年度将出现2亿元左右的亏损(前三季度亏损为9710万元)，而它只不过在2004年刚刚扭转了2002～2003年连续亏损的局面，摘掉了ST的帽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购重组”这一所谓利好消息之后，中关村随即发布了风险提示公告称，截至2005年11月30日，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46.28亿元，其中逾期担保5．82亿元，尽管皆比2005年6月30日有所减少，但绝对数额依然较大，“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尚不容乐观”。
实际上，这也正是近年来一直困扰中关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难怪有业内人土分析认为，段永基之所以愿意在此时接盘中关村，很可能是已经找到解决担保问题的途径。而住总集团在度过极不舒服的几年后，终于可以抛掉这个烫手山芋，其转让价格仅合0.78元／股，比之1.35元／股的净资产，折让超过40％。
住总集团是在1998年退出北京天桥后介入琼民源(原股票代码SZ 0508)重组的，1999年6月，最终改头换面为中关村科技。中关村从成立之初便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公司的所有资产都是新大股东住总集团注入的建筑安装类资产，但当时却要肩负起政府赋予的“成为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发展高科技的龙头企业”的重任。
在北京市政府主导下，中关村的转型实属必然。1999年8月，时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的段永基来到中关村担任总裁，意欲实现这一转型重任。在1999年的年报中，中关村转变了其发展战略和产业定位：从以建安施工及房地产开发为主的业务拓展成为移动通信、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开发建设四大支柱产业，逐步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
第一次转型的代表正是投资CDMA项目，1999年，适逢军队与下属企业脱钩，原属军队的长城移动通信公司面临改组，这是继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之后的第三大移动通信网，段永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2000年6月，中关村获得新长城3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这个项目规模大、收益高，本有可能一次性完成产业转型，但到了2001年1月，国家已明确授权中国联通独家开发和经营国内的CDMA项目，长城CDMA通信网正式移交中国联通。而由此项目引起的巨额担保和应收款项此后一直严重困扰着中关村。从2002年开始，沉重的债务负担便成了中关村的噩梦，本来其子公司中关村建设和四环医药每年都能贡献几千万元的利润，但却不能抵消其上亿元的财务费用。
第二次转型则是介入IT领域，先后投资数据中心、软件、无线增值业务等项目，但时至今日皆未能如愿长大，除了仍保有中关村科技软件的控股权外，其余项目已逐步退出。中关村的转型又回到原点。
在中关村转型过程中，最尴尬的角色莫过于住总集团。尽管坐在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上，但中关村的实际控制权则一直在北京市政府手里。而住总集团当初介入琼民源重组的初衷，当然不会只是扮演救世主，它也希望借此机会打造自己的资本平台，向高科技转型显然不是其本意。
身为大股东，却不能对公司发展“指手画脚”，这种感觉并不舒服。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中关村内部便有一种声音，认为住总集团迟早退出。时任副总裁谈锋曾表示：“住总集团大概也不想做这个大股东了，只是谁来入主，则是一个敏感的事情。”
但中关村的困境让圈外的人不敢轻易接盘。直到2004年，住总集团开始加强对中关村的实际控制力，张贵林取代袁正宇出任董事长，新一届董事会特别强调了董事会的决策权，对段永基的限制较为明显，同时确定了“收缩战线、瘦身减负、盘活存量资产”的原则。 这种努力有一定成效，但都未能根本性解决CDMA项目的遗留问题。如果没有一定把握，老辣的段永基不会轻易出手，据称这次与老段携手进入中关村的海德实业，与珠海国利、珠海恒利、中国凯利等为关联企业，而这些公司都与CDMA项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若段永基能借此解决这一问题，中关村倒很可能彻底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