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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央军委
在北方的国民革命军遭到了众多军阀和帝国主义军队的反攻。这时，党中央通知爷爷任弼时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早期军委。会议决定军委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
就在爷爷任弼时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奶奶陈琮英在王一飞的陪同下，到达上海。距这一次相见，他们分别六年。奶奶陈琮英告诉爷爷，她在他们分手之后，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提高了。爷爷非常高兴。
四月初，在上海一间简朴的亭子间里，他们结婚了。组织上决定让奶奶担任机要交通员，把爷爷任弼时起草的文件和书信转交给其他中央领导，或是送到秘密排印厂。
在那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交通员的工作是十分危险的。每次奶奶陈琮英出去，爷爷总要百般叮嘱：“早去早回来，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往家里跑，要想办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一次，爺爷的妹妹任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奶奶陈琮英想去看看，爷爷任弼时总是说：“找个机会”。这是因为爷爷担心暴露了自己工作机关的地点，为革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连去看望亲戚也很小心谨慎……
此时，南方政府北伐的工作准备就绪，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也即将开学。爷爷任弼时撰写的《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一文发表在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以敦促国民党人实施议案草案，不要失信于民。
另一篇是在团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联合战线问题》。在文章里他强调：“凡在有群众的地方，我们总须设法打进我们的势力。”在理论上及斗争口号上不应出现妥协。“对于他们的理论与错误，并不因此而停止批评，不过去批评他们的理论和错误时，仍须保持共同口号下联合战线之继续。”“注意以引导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的学生代表参加工作，甚至可以使右派代表参加，但以能保持我们取得指导地位为让步的最低限度。”至此，“我们方可达到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之集中统一。”
这种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促进了国共联合，避免了分裂。这些文章，为党员和团员们开辟了视野，增强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据一九二六年七月统计，经过“五卅运动”后一年的努力和深入细致的共青团工作，全国共青团人数继续增加，发展到一万零七十二人。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共青团是“实际领导群众站在前线指挥斗争的组织”。
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中，八位英勇的共青团员被段祺瑞杀害。在安源遇难的李静源，在青岛牺牲的李慰农，在上海牺性的刘华，都是共产党和共青团中的中坚分子，共青团在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坚决和忠诚的作用。
出席“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爷爷任弼时出席了党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爷爷任弼时继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作了系统的发言。这次大会讨论制定了新的政治策略，在这次会议上，23岁的爷爷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草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草案时，爷爷任弼时还建议着手开展城市手工业者的组织工作，以保障以后的经济斗争和胜利。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分别在决议案中写道：
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
此时的大江南北，背叛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势力仍在继续蔓延，工农群众损失严重。据军阀白崇禧自供，惨遭屠杀的群众就达十七万之众，其中学生有一万多人被杀。白色恐怖，席卷全国。
初入中央机关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调爷爷任弼时从团中央到党中央工作。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干部和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一致。为统一思想，“六大”的召开，已十分迫切。
爷爷任弼时认为，党需要把各地的斗争联系起来，在土地政策方面，联络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在政治局“六大”筹备工作会议上，他建议大会应当制定一个新的党纲。
根据中央政治局工作需要，周恩来说，“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这样，爷爷任弼时调入中央工作。
四月二日，共产国际希望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任弼时、黄平立刻去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但政治局做出决定，“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任弼时和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协助工作”。
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五卅运动”以来中国共青团的工作，爷爷任弼时夜以继日地撰写题为《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的概况》一文，共三万余字。系统综合了自从五卅运动之后的发展及经验教训，“八七会议”后团员的数量由一万五千余人，扩大到七万七千人。其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占了团员的较大比例。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保存、发展和壮大的确是团组织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这时，由于叛徒出卖，使得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罗亦农不幸被捕遇难。但在上海工作的爷爷任弼时等人，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在上海租界地坚持斗争。
在留守中央的工作刚刚开始时，“济南惨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军阀和日本在北方的利益，派三千侵略军占领济南，屠杀民众三千二百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蒋介石进军北平，一面又“宣称不容共产党的存在”。在我党的革命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盲目暴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爷爷任弼时留守中央，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在留守期间，任弼时为临时中央起草的指示、信件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工作，对于转变策略，整顿和恢复党组织，创造新的工作方法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指示：“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 在党的白区联系方式上，他明确规定：
“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
他要求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
在党的保密工作方面，他强调：“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的同志，以便反动后能继续活动。”他对斗争方式及制定策略细致入微。
首次狱中斗争
在党中央留守工作结束以后，党中央又派爷爷任弼时去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巡视工作。不料在这期间，党、团委机关均被严重破坏，爷爷任弼时决定离开芜湖，巡视南陵县工作。当他来到当地香油寺召开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时，被国民党县党部发现。爷爷任弼时、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等四人当即被捕。但因有的同志不认识爷爷，所以没有公开爷爷任弼时的党内真实身份。面对敌人，爷爷任弼时冷静镇定，一口咬定是长沙伟伦纸庄来本地收账的学徒，敌人对他施行了“踩杠子”“夹棍”等酷刑，但爷爷始终不改口。这样，敌人以“共党嫌疑分子”为名先将他押解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之后，又将他押往饮马堂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
在被押赴安庆的船上，他乘法警不备，将一封信通过在船上巧遇的长郡中学工友，同乡彭佑亭转给在长沙第一纱厂的任理卿堂叔，后来又转给奶奶陈琮英，尔后上报到中央。
党中央当即通过各种方式展开了积极营救，并為此向国际济难会申请了八千元营救经费。
爷爷任弼时在狱中，常会看到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还是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言行谨慎，并多方疏导同志们的思想，以保持正确的斗争态度和党的有生力量。
有一次，爷爷告诫他们，年轻人有急躁的缺点。他们在出去不成的情况下，大骂国民党。“你不承认是共产党，这一骂就变得承认是共产党了。要善于同敌人辩论，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不判死刑，过好狱中生活。”
有人这样回忆：“在弼时同志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后来还成立了两个学习小组，这样使大家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了。
在法庭上，奶奶陈琮英积极配合营救。她说爷爷是纸庄的学徒，最后，爷爷任弼时终于被救出监狱。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因患肺炎夭折了。
爷爷在逆境中沉着冷静，正确地分析问题，积极组织革命的有生力量。这让我对老一代革命家临危不惧、高风亮节的高尚品质有了深切的认识，使我感到他们那一代人的艰辛和优良革命品质。
第二次狱中斗争
十一月十七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爷爷任弼时上午冒雨去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当他看好环境，看清门牌，推门而入时，门里冲出几个暗探，不由分说地将他推上警车，送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在那里，他看到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长周朴农。周是共青团上海浦东区委书记。他是第一个到达会议地点被捕入狱的，尔后探子们又潜伏四周，逮捕了许多到会同志。爷爷任弼时暗示他不要出声，假装不认识。敌人未发现什么文件证据，而周朴农又得到爷爷的关照，假说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周朴农回忆道：“敌人不相信我们的口供，对我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弼时同志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后来才知道，这次事件是由在反动派搜查“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时，搜查到他带的记有这个地点的纸条，才根据这个线索，逮捕了许多革命同志，但敌人没有其他任何证据。
此时，周恩来亲自部署营救爷爷任弼时的活动。这是由中央特科一科具体负责安排的。组织上又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就这样，反动派在爷爷的背上留下了两块电击的伤痕。爷爷任弼时和周朴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名，被关押了四十天以后离开了提篮桥监狱。
事后，周朴农回忆在监狱里的情况时写道：“当时，监狱里几乎天天有时事报告会，新犯人入狱，一般都要报告外面的政治时事，但弼时同志对我说，我们都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要尽量隐蔽自己，不能参加这种报告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
通过爷爷任弼时对事物的分析，对事态发展的预料和在逆境中的冷静观察能力，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英勇不屈、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本文选自《我的爷爷任弼时》）
在北方的国民革命军遭到了众多军阀和帝国主义军队的反攻。这时，党中央通知爷爷任弼时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早期军委。会议决定军委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
就在爷爷任弼时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奶奶陈琮英在王一飞的陪同下，到达上海。距这一次相见，他们分别六年。奶奶陈琮英告诉爷爷，她在他们分手之后，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提高了。爷爷非常高兴。
四月初，在上海一间简朴的亭子间里，他们结婚了。组织上决定让奶奶担任机要交通员，把爷爷任弼时起草的文件和书信转交给其他中央领导，或是送到秘密排印厂。
在那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交通员的工作是十分危险的。每次奶奶陈琮英出去，爷爷总要百般叮嘱：“早去早回来，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往家里跑，要想办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一次，爺爷的妹妹任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奶奶陈琮英想去看看，爷爷任弼时总是说：“找个机会”。这是因为爷爷担心暴露了自己工作机关的地点，为革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连去看望亲戚也很小心谨慎……
此时，南方政府北伐的工作准备就绪，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也即将开学。爷爷任弼时撰写的《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一文发表在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以敦促国民党人实施议案草案，不要失信于民。
另一篇是在团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联合战线问题》。在文章里他强调：“凡在有群众的地方，我们总须设法打进我们的势力。”在理论上及斗争口号上不应出现妥协。“对于他们的理论与错误，并不因此而停止批评，不过去批评他们的理论和错误时，仍须保持共同口号下联合战线之继续。”“注意以引导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的学生代表参加工作，甚至可以使右派代表参加，但以能保持我们取得指导地位为让步的最低限度。”至此，“我们方可达到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之集中统一。”
这种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促进了国共联合，避免了分裂。这些文章，为党员和团员们开辟了视野，增强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据一九二六年七月统计，经过“五卅运动”后一年的努力和深入细致的共青团工作，全国共青团人数继续增加，发展到一万零七十二人。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共青团是“实际领导群众站在前线指挥斗争的组织”。
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中，八位英勇的共青团员被段祺瑞杀害。在安源遇难的李静源，在青岛牺牲的李慰农，在上海牺性的刘华，都是共产党和共青团中的中坚分子，共青团在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坚决和忠诚的作用。
出席“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爷爷任弼时出席了党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爷爷任弼时继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作了系统的发言。这次大会讨论制定了新的政治策略，在这次会议上，23岁的爷爷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草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草案时，爷爷任弼时还建议着手开展城市手工业者的组织工作，以保障以后的经济斗争和胜利。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分别在决议案中写道：
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
此时的大江南北，背叛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势力仍在继续蔓延，工农群众损失严重。据军阀白崇禧自供，惨遭屠杀的群众就达十七万之众，其中学生有一万多人被杀。白色恐怖，席卷全国。
初入中央机关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调爷爷任弼时从团中央到党中央工作。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干部和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一致。为统一思想，“六大”的召开，已十分迫切。
爷爷任弼时认为，党需要把各地的斗争联系起来，在土地政策方面，联络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在政治局“六大”筹备工作会议上，他建议大会应当制定一个新的党纲。
根据中央政治局工作需要，周恩来说，“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这样，爷爷任弼时调入中央工作。
四月二日，共产国际希望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任弼时、黄平立刻去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但政治局做出决定，“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任弼时和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协助工作”。
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五卅运动”以来中国共青团的工作，爷爷任弼时夜以继日地撰写题为《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的概况》一文，共三万余字。系统综合了自从五卅运动之后的发展及经验教训，“八七会议”后团员的数量由一万五千余人，扩大到七万七千人。其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占了团员的较大比例。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保存、发展和壮大的确是团组织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这时，由于叛徒出卖，使得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罗亦农不幸被捕遇难。但在上海工作的爷爷任弼时等人，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在上海租界地坚持斗争。
在留守中央的工作刚刚开始时，“济南惨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军阀和日本在北方的利益，派三千侵略军占领济南，屠杀民众三千二百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蒋介石进军北平，一面又“宣称不容共产党的存在”。在我党的革命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盲目暴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爷爷任弼时留守中央，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在留守期间，任弼时为临时中央起草的指示、信件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工作，对于转变策略，整顿和恢复党组织，创造新的工作方法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指示：“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 在党的白区联系方式上，他明确规定：
“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
他要求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
在党的保密工作方面，他强调：“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的同志，以便反动后能继续活动。”他对斗争方式及制定策略细致入微。
首次狱中斗争
在党中央留守工作结束以后，党中央又派爷爷任弼时去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巡视工作。不料在这期间，党、团委机关均被严重破坏，爷爷任弼时决定离开芜湖，巡视南陵县工作。当他来到当地香油寺召开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时，被国民党县党部发现。爷爷任弼时、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等四人当即被捕。但因有的同志不认识爷爷，所以没有公开爷爷任弼时的党内真实身份。面对敌人，爷爷任弼时冷静镇定，一口咬定是长沙伟伦纸庄来本地收账的学徒，敌人对他施行了“踩杠子”“夹棍”等酷刑，但爷爷始终不改口。这样，敌人以“共党嫌疑分子”为名先将他押解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之后，又将他押往饮马堂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
在被押赴安庆的船上，他乘法警不备，将一封信通过在船上巧遇的长郡中学工友，同乡彭佑亭转给在长沙第一纱厂的任理卿堂叔，后来又转给奶奶陈琮英，尔后上报到中央。
党中央当即通过各种方式展开了积极营救，并為此向国际济难会申请了八千元营救经费。
爷爷任弼时在狱中，常会看到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还是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言行谨慎，并多方疏导同志们的思想，以保持正确的斗争态度和党的有生力量。
有一次，爷爷告诫他们，年轻人有急躁的缺点。他们在出去不成的情况下，大骂国民党。“你不承认是共产党，这一骂就变得承认是共产党了。要善于同敌人辩论，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不判死刑，过好狱中生活。”
有人这样回忆：“在弼时同志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后来还成立了两个学习小组，这样使大家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了。
在法庭上，奶奶陈琮英积极配合营救。她说爷爷是纸庄的学徒，最后，爷爷任弼时终于被救出监狱。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因患肺炎夭折了。
爷爷在逆境中沉着冷静，正确地分析问题，积极组织革命的有生力量。这让我对老一代革命家临危不惧、高风亮节的高尚品质有了深切的认识，使我感到他们那一代人的艰辛和优良革命品质。
第二次狱中斗争
十一月十七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爷爷任弼时上午冒雨去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当他看好环境，看清门牌，推门而入时，门里冲出几个暗探，不由分说地将他推上警车，送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在那里，他看到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长周朴农。周是共青团上海浦东区委书记。他是第一个到达会议地点被捕入狱的，尔后探子们又潜伏四周，逮捕了许多到会同志。爷爷任弼时暗示他不要出声，假装不认识。敌人未发现什么文件证据，而周朴农又得到爷爷的关照，假说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周朴农回忆道：“敌人不相信我们的口供，对我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弼时同志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后来才知道，这次事件是由在反动派搜查“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时，搜查到他带的记有这个地点的纸条，才根据这个线索，逮捕了许多革命同志，但敌人没有其他任何证据。
此时，周恩来亲自部署营救爷爷任弼时的活动。这是由中央特科一科具体负责安排的。组织上又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就这样，反动派在爷爷的背上留下了两块电击的伤痕。爷爷任弼时和周朴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名，被关押了四十天以后离开了提篮桥监狱。
事后，周朴农回忆在监狱里的情况时写道：“当时，监狱里几乎天天有时事报告会，新犯人入狱，一般都要报告外面的政治时事，但弼时同志对我说，我们都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要尽量隐蔽自己，不能参加这种报告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
通过爷爷任弼时对事物的分析，对事态发展的预料和在逆境中的冷静观察能力，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英勇不屈、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本文选自《我的爷爷任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