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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思路的发展与现状
从翻译教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翻译实践缺乏科学，明确的理论指导。正如米弗尔所言，“当时的翻译教学，从本质上来说，传授给学生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语言技能（bottom up skills）”，即学生学习单词、词组、句子、理解文章的意义，然后再用母语表达所理解的含意。从50年代早期到整个60年代，翻译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仍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给翻译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广泛地应用于翻译实践之中。在这个时期，翻译教学的任务是让学生学会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文本中语言要素的意义，然后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最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这种教学思想延续至今，虽然到了70年代，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不断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如理学、交际理论、文学理论、人类学、哲学、文化研究等等。但是前瞻性的理论成果并未及时地用于指导实践教学。直到现在，翻译教学的主导方向仍未摆脱以语言学为指导的“寻求对等语言单位”的思想。虽然我们无法否认翻译最终还是得通过运用语言手段对读者产生影响，但是译者在运用语言手段的同时——即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仍然不能忽视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勒弗维尔认为， 翻译教学不是教会学生使用语言，而是教会他们使用语外策略以制造译者头脑中的原文形象。这些策略也不可能仅限于语言，而是在思想意识，文学要素，社会观念等层次上的操作。对语言进行分析当然有助于翻译实践，但仅仅作语言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翻译教学中的缺失
基于以上观点，当我们再次对中国翻译教学的历史进行回顾，对它的发展现状进行审视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综观目前各界翻译学习者使用的种种翻译教材，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编者的撰写思路，即基本的翻译理论—中英文对比类型的翻译实例—常见的翻译技巧和方法—翻译练习—参考答案。这种撰写程序引导了翻译教材的编写，同时也引导了课堂翻译教学的思路。客观上来说，这一思路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即首先让学生初步熟悉翻译理论，然后帮助学生从实例中总结方法和经验并运用到实践当中，最后给出参考意见促使学生巩固所学。但是，当我们将这种思路同人类学习得知识普遍遵循的模式结合起来看时，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根据我们学习的一般经验，无论是学哪一门知识，我们遵循的总是一条线索，首先了解现象（即knowing what），然后对了解的现象进行解释（即knowing why），最后从现象的原因出发总结规律，掌握技巧，解决问题（即knowing how）。而在翻译课堂上，我们从第一阶段直接跨越到了第三阶段，即在了解了一般的翻译思想之后，直接被灌输翻译方法和技巧，中间解释“翻译为何应如此”的阶段完全缺失，但这一段又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象及形成现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律，指导实践。
美国阅读及翻译培训班给予中国翻译教学的启示
笔者在参阅教学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真正遵循此模式，并将其成功应用于英语教学的，是“新批评”理论指导下的美国20年代的阅读培训班和60年代的翻译培训班。首先有必要对“新批评”派作一解释。“新批评”这一术语通常指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潮，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解和阐释文学的方法。它一反传统的实证主义的历史、传论批评方法，“把兴趣从诗人转移到诗”，去探索诗的表现手法。
基于“新批评”理论指导下的美国阅读和翻译培训班不仅对英美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本鉴赏专家和翻译实践者。它所起的积极作用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通过文本鉴赏使学生对理解问题产生兴趣，鼓励学生充分理解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复杂性，从而更好地掌握学习的方法。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翻译教学有着极为可贵的经验。它填补了我们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缺失的“阐释”（knowing why）这个阶段，为接下来的“总结规律，掌握技巧”（knowing how）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将文化因素引入翻译教学
由此，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从阅读和翻译培训班的成功中汲取经验，完善我国目前的翻译教学现状。面对它们的成功，我们只知道通过细读（close reading）、文本鉴赏能够鼓励学生对文本和作者意图争取达到“完全的理解”。但是应采取何种方法进行细读及文本鉴赏？在细读及文本鉴赏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方面的因素？学生的理解程度应该如何进行评估？这些都是我们在引用经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或是为这些问题提供可供参考的答案，笔者想在此引入翻译理论学者勒弗维尔（Lefevere）在研究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时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论域”等概念。笔者的目的是将勒弗维尔的相关观点和美国阅读和翻译培训班的成功经验进行整合，以期提出能够完善中国翻译教学的几点意见。
在对制约文学系统因素阐述的基础上，勒弗维尔详细并具体地论述了这些因素和翻译有怎样的联系，这些因素是如何对翻译形成和发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和作用的，这是勒弗维尔文化翻译思想的核心。在《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一书的“导论”中，勒弗维尔从文化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论域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在此，由于赞助人的作用发生在文本分析和鉴赏的过程之外，所以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内）。了解这些问题及相关观点对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寻找文本分析和鉴赏的切入点十分重要。
首先在意识形态（ideology）方面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都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必须熟悉原作者在撰写文本时受到的是何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他（她），他（她）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接受，抵抗，消解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帮助我们探索作者所处的客观环境和他（她）的写作目的，方式，从而决定大体的翻译策略，也决定对原文中的有关于概念和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
其次是加强诗学(poetics)在文本鉴赏过程中的重要性。译者在原作诗学与自己文化的诗学之间进行妥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对文化融合过程的深刻见解和某一特定诗学影响力的无何否认的证据。对这一过程的把握不仅能使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文本鉴赏，并且还能引导他们加深对各种文化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
最后是论域(discourse universe)的作用。在对“论域”这一概念进行阐述时，勒弗维尔提到，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一套整体概念、思想意识、人物和事物）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而在两个论域之间争取平衡的首要条件是对译入和译出两个文本所处的论域的了解。相对于译出语来说，译入语的论域更为陌生，也就更加难以把握。由此，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论域的概念，并对原文作者所处的论域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从原文本形成的内外因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全方位的品读和鉴赏，并以作品为基点，深入至作品和作者的联系，探讨原作的文化和心理成因，为随后的翻译实践和实践过程中策略的选择找准基调。
简而言之，文本鉴赏的过程不仅仅只是一个对原作进行条分缕析的过程，它的起点也不应该是表面的词语和段落。在翻译教学过程中，老师真正应该做的，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深入内里，挖掘作者写作的背景、意图和方法，探索作品形成的原因和它对所处时代和后代的影响。有了这些知识作基础和铺垫，学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原作的精神内核，形成正确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Baker.Mona.1992.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Tayor & Francis Limited.
[2]孔惠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从翻译教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翻译实践缺乏科学，明确的理论指导。正如米弗尔所言，“当时的翻译教学，从本质上来说，传授给学生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语言技能（bottom up skills）”，即学生学习单词、词组、句子、理解文章的意义，然后再用母语表达所理解的含意。从50年代早期到整个60年代，翻译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仍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给翻译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广泛地应用于翻译实践之中。在这个时期，翻译教学的任务是让学生学会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文本中语言要素的意义，然后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最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这种教学思想延续至今，虽然到了70年代，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不断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如理学、交际理论、文学理论、人类学、哲学、文化研究等等。但是前瞻性的理论成果并未及时地用于指导实践教学。直到现在，翻译教学的主导方向仍未摆脱以语言学为指导的“寻求对等语言单位”的思想。虽然我们无法否认翻译最终还是得通过运用语言手段对读者产生影响，但是译者在运用语言手段的同时——即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仍然不能忽视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勒弗维尔认为， 翻译教学不是教会学生使用语言，而是教会他们使用语外策略以制造译者头脑中的原文形象。这些策略也不可能仅限于语言，而是在思想意识，文学要素，社会观念等层次上的操作。对语言进行分析当然有助于翻译实践，但仅仅作语言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翻译教学中的缺失
基于以上观点，当我们再次对中国翻译教学的历史进行回顾，对它的发展现状进行审视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综观目前各界翻译学习者使用的种种翻译教材，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编者的撰写思路，即基本的翻译理论—中英文对比类型的翻译实例—常见的翻译技巧和方法—翻译练习—参考答案。这种撰写程序引导了翻译教材的编写，同时也引导了课堂翻译教学的思路。客观上来说，这一思路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即首先让学生初步熟悉翻译理论，然后帮助学生从实例中总结方法和经验并运用到实践当中，最后给出参考意见促使学生巩固所学。但是，当我们将这种思路同人类学习得知识普遍遵循的模式结合起来看时，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根据我们学习的一般经验，无论是学哪一门知识，我们遵循的总是一条线索，首先了解现象（即knowing what），然后对了解的现象进行解释（即knowing why），最后从现象的原因出发总结规律，掌握技巧，解决问题（即knowing how）。而在翻译课堂上，我们从第一阶段直接跨越到了第三阶段，即在了解了一般的翻译思想之后，直接被灌输翻译方法和技巧，中间解释“翻译为何应如此”的阶段完全缺失，但这一段又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象及形成现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律，指导实践。
美国阅读及翻译培训班给予中国翻译教学的启示
笔者在参阅教学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真正遵循此模式，并将其成功应用于英语教学的，是“新批评”理论指导下的美国20年代的阅读培训班和60年代的翻译培训班。首先有必要对“新批评”派作一解释。“新批评”这一术语通常指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潮，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解和阐释文学的方法。它一反传统的实证主义的历史、传论批评方法，“把兴趣从诗人转移到诗”，去探索诗的表现手法。
基于“新批评”理论指导下的美国阅读和翻译培训班不仅对英美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本鉴赏专家和翻译实践者。它所起的积极作用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通过文本鉴赏使学生对理解问题产生兴趣，鼓励学生充分理解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复杂性，从而更好地掌握学习的方法。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翻译教学有着极为可贵的经验。它填补了我们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缺失的“阐释”（knowing why）这个阶段，为接下来的“总结规律，掌握技巧”（knowing how）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将文化因素引入翻译教学
由此，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从阅读和翻译培训班的成功中汲取经验，完善我国目前的翻译教学现状。面对它们的成功，我们只知道通过细读（close reading）、文本鉴赏能够鼓励学生对文本和作者意图争取达到“完全的理解”。但是应采取何种方法进行细读及文本鉴赏？在细读及文本鉴赏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方面的因素？学生的理解程度应该如何进行评估？这些都是我们在引用经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或是为这些问题提供可供参考的答案，笔者想在此引入翻译理论学者勒弗维尔（Lefevere）在研究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时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论域”等概念。笔者的目的是将勒弗维尔的相关观点和美国阅读和翻译培训班的成功经验进行整合，以期提出能够完善中国翻译教学的几点意见。
在对制约文学系统因素阐述的基础上，勒弗维尔详细并具体地论述了这些因素和翻译有怎样的联系，这些因素是如何对翻译形成和发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和作用的，这是勒弗维尔文化翻译思想的核心。在《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一书的“导论”中，勒弗维尔从文化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论域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在此，由于赞助人的作用发生在文本分析和鉴赏的过程之外，所以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内）。了解这些问题及相关观点对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寻找文本分析和鉴赏的切入点十分重要。
首先在意识形态（ideology）方面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都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必须熟悉原作者在撰写文本时受到的是何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他（她），他（她）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接受，抵抗，消解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帮助我们探索作者所处的客观环境和他（她）的写作目的，方式，从而决定大体的翻译策略，也决定对原文中的有关于概念和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
其次是加强诗学(poetics)在文本鉴赏过程中的重要性。译者在原作诗学与自己文化的诗学之间进行妥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对文化融合过程的深刻见解和某一特定诗学影响力的无何否认的证据。对这一过程的把握不仅能使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文本鉴赏，并且还能引导他们加深对各种文化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
最后是论域(discourse universe)的作用。在对“论域”这一概念进行阐述时，勒弗维尔提到，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一套整体概念、思想意识、人物和事物）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而在两个论域之间争取平衡的首要条件是对译入和译出两个文本所处的论域的了解。相对于译出语来说，译入语的论域更为陌生，也就更加难以把握。由此，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论域的概念，并对原文作者所处的论域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从原文本形成的内外因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全方位的品读和鉴赏，并以作品为基点，深入至作品和作者的联系，探讨原作的文化和心理成因，为随后的翻译实践和实践过程中策略的选择找准基调。
简而言之，文本鉴赏的过程不仅仅只是一个对原作进行条分缕析的过程，它的起点也不应该是表面的词语和段落。在翻译教学过程中，老师真正应该做的，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深入内里，挖掘作者写作的背景、意图和方法，探索作品形成的原因和它对所处时代和后代的影响。有了这些知识作基础和铺垫，学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原作的精神内核，形成正确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Baker.Mona.1992.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Tayor & Francis Limited.
[2]孔惠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