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社会人心冷漠的抨击时日已久，有关“老人跌倒扶不扶”的讨论不时充斥媒体，但是很少有对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层的分析，对如何改变现状的建设性意见更少见。
　　我个人对这种所谓“都市冷漠症”的体验，大多直接来自目前所住小区和年轻时代曾经生活的旧式里弄之间的比较，结果令人十分沮丧：今天社会成员间的关系远不如几十年前。
　　本来，在一个地方住了十数年，邻里之间应该比较密切，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至今不能叫出任何一个邻居的姓名，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从事什么职业，家里有些什么人，更别说互相串门聊天。反过来，就算同住一个楼层，邻居们对我也知之甚少。
　　有两件事印象很深。
　　有一次，出版社送来一批我新出版的书的样书，在家门口正好遇到隔壁的一对老夫妻，不知为什么，我一时兴起，当场送了他们一本。隔了好几天，又在门口碰到他们，他们说：“原来你是写书的。”还有一位楼上的女邻居，我们下楼遛狗时常会遇到她也在遛狗，这时便会随便聊几句。我不知她姓甚名谁，只知她家那条小黑狗名叫“阿里”，就直接称呼她“阿里娘”，她倒也不介意。她向我妻子打听我们退休金多少，随即叫了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在一个所谓的“熟人社会”，邻里之间形同陌路，对各自的情况一无所知，彼此只在偶尔照面时打招呼，这种尴尬境地确实让人感受到中国社会嬗变带来的无奈，并随之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的皇皇巨著《独自打保龄》。
　　毫无预警的逆转
　　保龄球本是一项多人竞技的体育活动，现在却沦为形单影只的一人独玩，帕特南借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正如该书副题“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所揭示的社会演变趋势。
　　“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二，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美国人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社区活动里，不过就在几十年前，一股静悄悄的潮流毫无预警地逆转了这个浪头。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渐渐疏离了亲友和社区生活。”
　　读着这样的描述，我几乎能触摸到帕特南带有几分伤感的心绪。
　　事实上，美国社区的萧条在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便不断呈现加速之势，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社团活动的大幅萎缩。美国人历来自夸，不论年龄多大，志趣如何，处于什么地位，无不生活在社团之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常年活跃于非营利组织，反映了美国人开放的心灵、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以及社会的活力。热衷于社团活动，通过社团交往展现自己的魅力，一直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事。可好景不长，就像帕特南说的那样，“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参加社团集会，而在90年代末就变成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从来不参加社团集会”。
　　隐藏在这种巨大落差背后的，是美国社会种种不可抗逆的内在变化，包括代际更替、电子娱乐的兴起、城市扩张以及为追求财富带来的工作压力。正是这些错综复杂因素交集的结果，导致美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渐次消退，出现了帕特南所说的社区“衰落”。
　　我之所以对帕特南的论著感兴趣，实是因为在阅读中产生了太多由此及彼的联想。看美国社区昨天一点一点的衰退，仿佛就在看中国今天社区亦步亦趋的冷落，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出现完备意义上的社区生活。至于能否从历史的演变中吸取教训，防止更坏局面的发生，现在还是未知数。


　　“热心公共的美国人垂垂老矣”
　　根据《独自打保龄》的研究，代际更替是美国社区衰落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代际更替是与一代人的生命周期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当发现“热心公共的美国人垂垂老矣”之时，社区公共生活的凋零已难以逆转。“生命周期的影响意味着每个人都变了，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未变。代际影響意味着社会变了，尽管每个人没有变。”
　　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两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彼此日趋分离，沿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作为例证，美国“婴儿潮”一代及其儿孙，并没有沿着由先辈开辟的同一条向上的公民小径行走。在实际生活中，本来具有强烈归属感的居住文化、邻里关系、宗教活动、社团组织等这些公共生活纽带，到了上世纪末已雄风不再，往日温情脉脉的社区生活，随着年长一代的逐渐退出人生舞台，不可避免地掉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中。
　　中国并没有美国那样的社区传统。中国的城市居民一直生活在街道里弄，在他们的生活习惯里，从来没有社区自治的概念，但由长期简陋狭小的居住空间带来的密切人际交往，在久远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一种其乐融融的牢固邻里关系，彼此隔窗相望，终年朝夕相处，这种生存状态助长了有爱分享、有难互帮的公益情怀的发育。就像当初美国人生活的乡村小镇，“在小镇里，大家相互关心，谁生病、谁有麻烦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伴随着的，“还有一种没有阶级意识的亲密感”。中国式“穷街”穷的是物质生活，互助互爱的里弄生活却在开放的沟通中温暖着人心。
　　新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中崛起的现代社区，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却没有来得及重新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社区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老辈人不再构成社区生活的主流人群。当加剧流动的年轻一代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成片的高楼群里时，各自隔离的封闭空间反而阻断了相互的联系，便利的电梯甚至使邻居成为擦肩而过的过客，年长一代在小区打牌下棋晒太阳的情景依稀可见，由他们共同塑造的邻里间认同的价值观和集体意识却已成明日黄花。
　　更多的电视更少的公民参与
　　除了代际更替，在帕特南看来，由科技进步带来的大众传媒的普及，严重销蚀了美国人的公共生活。从电话到电视再到互联网，家庭电子设备的不断增多和愈加现代化，其直接结果是使家庭生活日趋内向化，一墙之隔，仿佛使户外发生的一切都与自己无所关涉。
　　近些年在中国出现的“宅男宅女”现象，在美国早已遍地皆是，其“罪魁祸首”恰恰是电视对家庭的大规模入侵。调查显示，“夫妻花在一起看电视上的时间要比他们两人谈话时间多2-3倍，比他们离家参加社区活动的时间多5-6倍”。 　　当电视成为家庭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途径，上述场景成为家庭生活的常态时，家庭本身的物理封闭将削弱人们与外界的积极联系，以致使人困居室内，与世隔绝。热衷于看电视几乎以牺牲所有室外活动为代价，尤其是社交聚会和公共生活。在美国，通常谁花在电视上的时间越多，参加宗教活动、社交拜访、购物、聚会、运动等时间就越少，从而大大影响了社区生活的正常开展。
　　“电视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将我们带回家里”；“看更多的电视意味着更少的公民参与”；“就像通过空调的过滤，天气成为一种抽象概念一样，通过电视的过滤，外部世界也成为一种抽象”，《独自打保龄》中这些几近格言的表述，读来让我们感同身受。只要把其中的电视换成“网络”、“智能手机”，我们确实看到随着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古典交往方式正在受到虚拟世界另类沟通的巨大冲击。在全新的科技潮流来袭之下，习惯意义上的社区生活如何寻求突破迫在眉睫。


　　平静的冷漠
　　在“時间与金钱压力”和“流动性与扩张”两章中，作者在追寻美国社区衰落的原因分析中，还论述了持续的就业压力和城市人口的频繁迁徙，如何给稳定的社区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气氛轻松、举止优雅的社区交往，既需要充裕的时间储备，又需要足够的物质支撑。当应付繁忙的工作而缺少闲暇时间时，难免会使人们在参与公益活动时分身无术；相比之下，对社区生活拖后腿更严重的是家庭财政上的拮据。“资金焦虑不仅导致更少去看电影——这也许是囊中羞涩的自然结果——也导致和朋友相处、打牌、家庭娱乐、去教堂、志愿服务以及对政治的兴趣变小。”帕特南这里指出的“资金焦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负关联性，应该非常符合实情。
　　与此同时，由城市扩张带来的郊区化浪潮加快了人口迁移的频率，每年近五分之一家庭的迁徙，使美国人经常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这无疑不利于持久人际关系的维系。城市扩张打破了社区的边界，更远的工作场所消耗了人们更多的时间，使人更多地独自一人待在车里，从而加剧了职业、家庭与社区不断撕裂的分离。
　　显然，上述两种生存境况造成的所谓“扩张性的公民损失”，时下正在中国重现，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后果，如同近一个半世纪前马克·吐温所写的那样，“（纽约）是一个壮丽的沙漠——一块广阔、高耸的孤独地带，在那里一个陌生人身处几百万自己的同类中，却无比孤独”。今天的北、上、广、深，城市繁华得令人目不暇接，小区里却不时弥漫着纽约式的“平静的冷漠”，甚至一个独居老人离世数月而无人知晓，这其实是比纽约还不如的悲惨。
　　信任是社会润滑剂
　　然而，帕特南并不悲观。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独自打保龄》的立论无不建立在大量实证分析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其引用占有的资料之周全详尽令人惊叹，而作者的结论始终是乐观积极的。
　　他在书中反复强调，虽然“我们社区之间的依存关系正在减弱”，可“这种挑战对我们来说，就如同先辈从镀金时代步入到进步时代一样，不是该为社会改变而悲哀，而是应当引领这种改变”，目标则是“重建社区”，以期我们能“生活在一个更加文明，可以互相信任、相互关爱的社区里”。他提出重建社区的诸多论述在眼下中国固然难以全面施行，却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有关社区兴衰的讨论在美国已经持续了至少两个世纪，在中国才刚刚提上议事日程，远未达到广泛关注的程度。发展阶段的不同，既使我们感到任重道远，也为现时创新社区建设提供了契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单纯的怀旧情绪，即便今天的年轻人不像父辈那样热心社区生活，他们也会以新的方式构建起自己特有的社区联系，而能否互建彼此的信任才是关键。
　　信任是社会的润滑剂，是开启人心向善窗口的万能钥匙，是治愈人心冷漠顽症的上佳药方。还是帕特南说得好：“信任别人的人是全面发展的好公民，而那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不仅更信任别人，而且更值得信任。相反，脱离公共生活的人认为自己被恶人环绕，从而会缺乏诚实的自律。”社会没有信任，人们在精神上将无处归属，就像过路的小鸟没处落脚，不会留下来筑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