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原因，我每天都要经过北京南城的菜市口。2008年是“戊戌六君子”牺牲110周年，想起志士们的英勇和无助，一股悲怆便充塞胸口，难以自抑。其中，便有蜀人杨锐。
　　1898年9月，北京的天空可能依然是一碧如洗，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时节，空气清爽，气候宜人。但此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却异常凝重、浑浊、诡秘。由康有为推动、光绪皇帝主持的维新变法运动到了关键时刻，“帝党”和“后党”阵营分明，各色人等幕后活动频繁。但是，还没有交锋几个回合，“帝党”便败下阵来。皇帝被监禁，维新人士纷纷被捕或作鸟兽散。28日上午9时，200多个狱吏押着6位器宇不凡的囚徒匆匆赶赴菜市口，他们便是朝廷钦犯，未经审讯便要被问斩的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维新人士。当天，慈禧太后仍然在宫内按原计划看戏，在旁边陪同看戏的光绪皇帝已经丧失权柄。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临刑前，谭嗣同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视死如归的豪迈，百载之下，起懦惊顽，让人敬仰。而蜀人刘光第的质问“为何不讯而刑?”和其同乡杨锐的质问“我犯了什么罪?”，同样让人动容。当狱吏强迫刘光第跪下听旨，刘光第就是不跪。旁边同乡杨锐不忍心看到好友刑前受罪，劝他：“裴村(刘光第的号)，跪!听旨而已!”我猜想，杨锐话的意思是：光弟兄，只是听一听圣旨，并不是表明我们认罪了，如此而已。这一个已经写在《清史稿》中的细节，显示出了刘光第的刚烈、杨锐的温厚及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没有记载他们当时说的是京腔，还是川话，也很少见人对他们刑前的话进行仔细解读，但《清史稿》中短短的几句，仍然让我感受到刑前他们强烈的悲愤和面对死亡的无畏，让人陡生敬意。
　　戊戌年间放开言禁后，以前一直没有机会上书言事的低级官吏和普通士人纷纷上书皇帝，提出自己挽救国家的各种办法。杨锐等的主要工作是对于当时司官士民的上书拿出意见，供光绪皇帝参考。拔擢军机四卿是光绪皇帝的大胆举措之一，因此遭致慈禧太后的厌恨，痛下杀手。
　　“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风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史事颇熟，于经学、小学皆有究心。”这是1877年杨锐21岁时，后来成为晚清重臣的张之洞对他的评价。1875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杨锐被选拔进入书院学习，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并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20多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1879年出版的《蜀秀集》，收录了当时四川111人的诗文300余篇，其中杨锐的作品32篇，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其人其文在当时四川的影响。
　　“才学淹通，志性端谨，切究当世之务，决无浮夸之习。”这是1898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向朝廷保荐杨锐时对他所作的评语。杨锐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后开始在内阁任职，1896年充会典馆协修官，记名总理各国衙门章京。在京期间，杨锐一方面做好本职，同时还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活动，与维新派人士多有接触，并且和远在湖北的张之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95年，杨锐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公车上书活动，并且是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在京城的官吏中，像杨锐这样对国事有深切的认识，并积极参与挽救国家危亡的官员还不多。多顽固不化的，也多明哲保身的，少言行一致的。正是由于陈宝箴的推荐，杨锐才被光绪皇帝选用为军机章京，参预维新。
　　“叔峤之接人发论，循循若处子。至其尚气节，明大义，立身不苟，见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风焉。以视平日口谈忠孝，动称义奋，一遇君父朋友之难，则反眼下石者，何哉?”这是戊戌之后，梁启超在《戊戌六君子传》中对杨锐的评价。作为戊戌维新变法的战友，梁氏对杨锐的品格和所做所为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常驻在京城，杨锐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要求变法，也是杨锐将其介绍给给事中高燮曾，由高将康氏的上书代呈给光绪皇帝，让光绪第一次认识康有为，激发了他的维新思想，从而促进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杨锐参预新政后，深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因此在局势紧张时，光绪皇帝才赐给他密诏，要他和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人：“今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不致有拂圣意?”此密诏后来由杨锐的后人上缴清廷中央，人们才知道光绪皇帝并不想对慈禧太后有异想，图谋不轨。第一次受到光绪召见时，杨锐面陈“兴学练兵为救亡之策”，可以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与他不无关系。杨锐牺牲后，蜀学会等一概被禁止，清廷将杨锐10万办学捐款移之京师大学堂。
　　杨锐与晚清重臣张之洞保持了多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当张听到杨锐被捕后，致电在京的同僚，愿以一家百口作保，让其请军机大臣营救。其理由是：杨锐由陈宝箴所保，与康党无涉。并且进入军机处仅十余天，要事一概不知道，张之洞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对杨锐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张氏为了挽救杨锐的说辞。但是，觉得自己权力受到侵犯的慈禧太后已经下了狠心，六君子的性命谁也保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