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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又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长沙人，祖籍苏州。1885年举人，曾授吏部主事。藏书颇丰，且精于版本目录学，编纂《观古堂书目》《书林清话》《郋园读书志》等，曾被章太炎誉为“读书种子”。
1916年春，叶德辉返归祖籍苏州扫墓，在此居留达五年之久。这是继辛亥革命之际避难衡山之后，再一次避难流寓。因其曾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在袁氏败亡之后备受非议。到1922年重返湖南长住时，作为藏书家的他，已于1920年春刊行了《书林清话》。可以想象得到，客居苏州五年期间，无论是校理旧稿，还是研读经史，都还算是暂得桃源，颇有所得的。那么，除了湘江旧藏之外，在姑蘇城中的叶德辉，又有着怎样的书缘与境遇呢？
为此，不妨查阅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如果说《书林清话》算是总结前人的经验之谈，并兼总括式的读书心得；那么，在叶死后的1928年所印《郋园读书志》，则完全可以看作是他购书、读书、藏书、评书的亲历亲为之全记录了。在其后人的忆述中，他平日每得一书，必缀一跋，“或校其文字之异同，或述其版刻原委，无不纤细毕详”（叶启发《郋园读书志跋》）。作为身处乱世的藏书家，在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氏称帝之种种乱象险境之后，此刻开始敦促子侄将其平日藏书的题跋依序抄出，汇集成这一部《郋园读书志》。这部藏书题跋集，从1916年开始编撰，至1926年编定，基本上囊括了叶后期的藏书读书之心得。所以说，要想了解叶后期的藏书识见及生活境遇，《郋园读书志》是必读的参考文献。而要进一步查访其流寓苏州期间的藏书见闻，《郋园读书志》不可或缺。
通观《郋园读书志》十六卷，仍以“经史子集”四部列置。其中，卷一卷二为经部，凡96种；卷三卷四为史部，凡97种；卷五卷六为子部，凡126种；卷七至卷十六则为集部，凡389种，四部总计为708种。据此，我们看到，终生以“经师”自任，力倡经史为治学之本的叶德辉，在流寓苏州之后的读书生涯中，也时随境迁，心与时移，开始有意无意地流连于集部之诗山文海了。《郋园读书志》中的集部书籍占到了半数之上；而这些抒情适性的集部书籍，应有大半皆来自其苏州所见所得。
新见一部缪曰芑刻《李太白集》（以下简称“缪本”），虽只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覆宋本”，但因其有了叶德辉的题跋，而别具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则题跋，《郋园读书志》中未载，属集外的“佚文”。为此，将原文抄录，酌加标点如下：
题缪曰芑刻李太白集
李太白集，明以来所传为千家注本，其无注本则从未有人校刻也。此本为康熙丁酉吴门缪曰芑仿宋刻，四库全书著录即此本。提要云，陈氏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皆题李翰林集，而此乃云太白全集，未审为宋本所改，曰芑所改是，则稍稍可疑耳。按提要所疑，诚是也。此刻字画工致，行格不类宋椠，不独改翰林集为太白集不与宋目符同，即其正文亦前后时有校改。试取初印后印两本校之（初印多黄纸印，后印多白纸印），后印者往往据别本剜改而与初印本大有异同，集后虽有考异一卷，初印后印固从来未有也。此本却是初印，吾家印濂丈得之吴门市中，持以示余，审其为初印后印。余据所见书之提要，又云坊间印本皆削去曰芑序以赝宋本，遂并考异而削之。然则当时初印果附考异，与但坊间以之赝宋，则其校刻之工，信可珍矣。岁在屠维协恰展上巳，叶德辉记。
原来，1919年上巳日，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与叶德辉同宗的叶振宗，在苏州书市中淘得一部缪刻《李太白集》，让其鉴别此书版本优劣。据叶德辉的判定，虽然此书算不得特别珍罕，本身在刊刻过程中也有擅改原版的一些错讹，但叶振宗淘得的这一部，确是初印本，也颇难得。
叶振宗，字印濂，为明代叶燮九世从孙。当年叶绍袁午梦堂的一门风雅，十代之后，传至叶振宗时，除了家藏的先祖画像与一橱《午梦堂全集》《已畦诗文集》等古籍之外，已别无长物。苟全祖泽于乱世，略有闲裕的叶振宗，与叶德辉过从甚密，成为其校刻叶氏家集的重要同道者。缪刻《李太白集》刊行未久，至叶氏藏书之际，不过才两百年光景，当时并不算什么特别名贵的古籍。那么，叶振宗为什么又要把这样一部并无特别之处的古籍，郑重其事地交由叶德辉来鉴识呢？
其实，叶德辉题跋里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坊间以之赝宋”，即以此缪本为底本来造假，假冒宋本。原书本来就是所谓的“覆宋本”，即影摹宋代原本之后，翻刻上板，形态本已极为逼真。书商为假冒宋本，便将牌记、序言、附录考异一卷等可以验证刻本年代的所有细节，统统撤换、删削掉了。叶德辉是极富经验的藏书家，这类作伪手法自然瞒不过他。但他又与那种玩古董心态的藏书家不同，并不是只看重古籍真伪鉴识，而是更重视古籍本身的内容、校勘的质量如何等等。换句话说，他更看重书的“读”，而不是“藏”；更看重书籍本身的内容是否精湛，而非书籍版本的年代是否久远——他的藏书，最终是为了读校印质量更好的书，而并不一定是为了拥有年代更古的书。哪怕像缪本这样的，在当时还能经常过眼的普通古籍，他也一定还会去审视所谓的初印本与后印本之区别，并从中发现其校勘学上的价值。
叶德辉题跋中提到的“初印多黄纸印，后印多白纸印”，说明通过用纸不同，可以区分缪本的两种印本。这种区分，普通读者不会十分在意，却的确是进一步剖析“坊间以之赝宋”的一个旁证。不难发现，此书继康熙五十六年（1717）初印之后，还有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民国元年鄂官书处重刻本、民国初年文瑞楼石印本等所谓“后印本”。除石印本可忽略外，上述清末民初的两种“后印本”，都是用底色泛白的竹纸印制的。虽然历百年之后，如今看来，这两种“后印本”似乎也略微泛黄，并不算特别白了；但在百年前，叶德辉等过眼时，应是明显的白纸印本。
其中，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牌记页刻有“缪覆宋临川本木渎周氏藏板”字样，这说明在清代乾嘉之后，缪本的木板已经辗转落到了吴县周氏手中，而且可能已有所损坏，需要“重刻”了。而民国元年鄂官书处重刻本，则在板心下端明确的刻有“陶子麟重刊”字样，这是当时的著名刻工陶子麟依据缪本原板为基础，再次重新补刻的；这更进一步说明，此时缪本的木板可能经过多年刷印，已有漫漶不清或局部毁损的状况，才会有“重刻”“重刊”之说。 反过来看，康熙五十六年的初印本，所用纸张为太史连纸。这种纸张表面平润，背面略涩；其色泽近于象牙黄、白之间，韧性较好，是一种构皮纸。所谓“构皮纸”，即枸树皮纸，这是一种采用陕西、甘肃等地特有枸树皮做成的纸张。据考，构皮纸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南唐名品澄心堂纸就是构皮纸。而宋元时期，构皮纸的生产工艺渐趋成熟，因纸质绵软细柔，颇为精雅，多用于印刷珍贵典籍。太史连纸较为名贵，到清代时曾常与开化纸一道，用于内府书籍印制，如《武英殿聚珍版叢书》就是用此纸印刷的；又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也有用太史连纸印制的。缪本初印时，采用太史连纸，当然也是宋本原藏者的郑重其事，使其从版刻风格到纸张质地都更接近于宋版书。这在无形中，也为后世作伪者提供了“高仿品”。据此看来，叶德辉所谓的“黄纸”，概指太史连纸；所谓“白纸”，概指普通竹纸。
如果说书商以缪本为底本，来假冒宋本，起初用康熙初印本还较为便利的话，那么在清代乾嘉之后，要再以初印本来作伪，“原材料”就已经不那么多了。因为此时的初印本经过近百年消耗，要么已经被上当受骗的藏书家们视作“宋本”而束之高阁珍藏了；要么也已成为读书人、学者的架上典籍，市面上可资流通者已经日渐稀少了。再者，初印之后，可能还有接续而来的多次刷印，迭经磨损消耗，缪本的木板也已经无法再刷印出效果尚佳的本子了，初印本相较于后印本而言，自然还是要宝贵一些，一书难求了。
此时，“黄纸本”资源稀缺，不易求得；书商作伪大都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改用“白纸本”。只不过用“白纸本”作伪，工序也更多，难度也随之增加。如要将所有关涉重刻、重刊的“后印”细节删除掉，牌记、序言要全部撕掉，纸张要略加浸染，使之泛黄，这是晚清时作伪工序。到民国时，若以“陶子麟重刊”的“后印本”来作伪，则更伤脑筋，要逐页将板心中这行字抠除，实在不行，只能以损毁书品方式，将这些细节全部抹除。因拿不到原书木板，作伪只能如此繁难。或许，会以为拿到了原木板，直接铲去“后印”的板刻痕迹，更为省心省力；但还得考虑此时的刷印效果已一茬不如一茬，用这样的“新印本”作伪，其效果还不如用这些已有的“后印本”罢。
无论用“黄纸本”作伪，还是改用“白纸本”造假，都是不需要初印本那一卷“考异”的。与此同时，后印本在参照初印本重刻重刊时，不知是原木板毁损无存，还是后印者图省事，竟也直接删除了附录的那一卷“考异”；这当然又是间接给作伪者提供了便利，因为作伪者连撕去此卷的功夫也省了。无可否认的一个怪现状——二百年来，缪本一直是以一种宋版书“高仿品”的姿态出现的，无论是书商、藏书家、刻板者都更看重这种“高仿品”的逼真程度；只有叶德辉才看重那难得一见的初印本“考异”，并为之题跋赞许的。
众所周知，《李太白集》的宋本，存世极少。目前所知的仅有两处公藏，一部藏北京图书馆，系残本，仍以缪曰芑刻李太白集补配数卷。另一部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原系陆心源皕宋楼旧藏。而缪曰芑原藏的这部宋本，虽然曾见于陆心源、黄丕烈的记载，却早已不知所踪。如今市面上尚有流通的，所谓《李太白集》的“宋本”，实际上大多皆是缪曰芑覆宋本翻刻的《李太白集》，而且还多是以“后印本”来仿冒的“赝宋本”。近百年间，“初印本”已不易寻获，带有完整牌记、序言、附录考异一卷的，更属凤毛麟角——叶德辉所题跋的那部叶振宗原藏本，正是其中的一部。
这真是：《书林清话》外一篇，《郋园读书志》又一则。叶德辉跋缪曰芑刻李太白集，不但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古籍版本鉴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藏书家的求真与读书人的求知，在这一篇跋文的字里行间，皆得以精审呈现。至于这一则书跋为什么没能编入《郋园读书志》，或许只是因为原书是叶振宗的，叶德辉题跋完毕后随即归还，未有再抄录跋文备存之故罢。
叶德辉这一则苏州书话，将覆宋本与赝宋本之辨的宝贵经验，畅快淋漓、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这一篇独特的古籍题跋，历经百年沧桑，随着那一部本已难得的缪曰芑刻李太白集初印本留存下来，实在弥足珍贵。当然，除却覆宋本初印本与叶氏题跋本身的珍贵之外，叶氏终生倡行的“读以致用、藏以致真”追求，也在这一部遗籍中再次得以明晰表达，这当然更是后世读者应予特别珍视的吧。
1916年春，叶德辉返归祖籍苏州扫墓，在此居留达五年之久。这是继辛亥革命之际避难衡山之后，再一次避难流寓。因其曾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在袁氏败亡之后备受非议。到1922年重返湖南长住时，作为藏书家的他，已于1920年春刊行了《书林清话》。可以想象得到，客居苏州五年期间，无论是校理旧稿，还是研读经史，都还算是暂得桃源，颇有所得的。那么，除了湘江旧藏之外，在姑蘇城中的叶德辉，又有着怎样的书缘与境遇呢？
为此，不妨查阅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如果说《书林清话》算是总结前人的经验之谈，并兼总括式的读书心得；那么，在叶死后的1928年所印《郋园读书志》，则完全可以看作是他购书、读书、藏书、评书的亲历亲为之全记录了。在其后人的忆述中，他平日每得一书，必缀一跋，“或校其文字之异同，或述其版刻原委，无不纤细毕详”（叶启发《郋园读书志跋》）。作为身处乱世的藏书家，在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氏称帝之种种乱象险境之后，此刻开始敦促子侄将其平日藏书的题跋依序抄出，汇集成这一部《郋园读书志》。这部藏书题跋集，从1916年开始编撰，至1926年编定，基本上囊括了叶后期的藏书读书之心得。所以说，要想了解叶后期的藏书识见及生活境遇，《郋园读书志》是必读的参考文献。而要进一步查访其流寓苏州期间的藏书见闻，《郋园读书志》不可或缺。
通观《郋园读书志》十六卷，仍以“经史子集”四部列置。其中，卷一卷二为经部，凡96种；卷三卷四为史部，凡97种；卷五卷六为子部，凡126种；卷七至卷十六则为集部，凡389种，四部总计为708种。据此，我们看到，终生以“经师”自任，力倡经史为治学之本的叶德辉，在流寓苏州之后的读书生涯中，也时随境迁，心与时移，开始有意无意地流连于集部之诗山文海了。《郋园读书志》中的集部书籍占到了半数之上；而这些抒情适性的集部书籍，应有大半皆来自其苏州所见所得。
新见一部缪曰芑刻《李太白集》（以下简称“缪本”），虽只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覆宋本”，但因其有了叶德辉的题跋，而别具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则题跋，《郋园读书志》中未载，属集外的“佚文”。为此，将原文抄录，酌加标点如下：
题缪曰芑刻李太白集
李太白集，明以来所传为千家注本，其无注本则从未有人校刻也。此本为康熙丁酉吴门缪曰芑仿宋刻，四库全书著录即此本。提要云，陈氏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皆题李翰林集，而此乃云太白全集，未审为宋本所改，曰芑所改是，则稍稍可疑耳。按提要所疑，诚是也。此刻字画工致，行格不类宋椠，不独改翰林集为太白集不与宋目符同，即其正文亦前后时有校改。试取初印后印两本校之（初印多黄纸印，后印多白纸印），后印者往往据别本剜改而与初印本大有异同，集后虽有考异一卷，初印后印固从来未有也。此本却是初印，吾家印濂丈得之吴门市中，持以示余，审其为初印后印。余据所见书之提要，又云坊间印本皆削去曰芑序以赝宋本，遂并考异而削之。然则当时初印果附考异，与但坊间以之赝宋，则其校刻之工，信可珍矣。岁在屠维协恰展上巳，叶德辉记。
原来，1919年上巳日，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与叶德辉同宗的叶振宗，在苏州书市中淘得一部缪刻《李太白集》，让其鉴别此书版本优劣。据叶德辉的判定，虽然此书算不得特别珍罕，本身在刊刻过程中也有擅改原版的一些错讹，但叶振宗淘得的这一部，确是初印本，也颇难得。
叶振宗，字印濂，为明代叶燮九世从孙。当年叶绍袁午梦堂的一门风雅，十代之后，传至叶振宗时，除了家藏的先祖画像与一橱《午梦堂全集》《已畦诗文集》等古籍之外，已别无长物。苟全祖泽于乱世，略有闲裕的叶振宗，与叶德辉过从甚密，成为其校刻叶氏家集的重要同道者。缪刻《李太白集》刊行未久，至叶氏藏书之际，不过才两百年光景，当时并不算什么特别名贵的古籍。那么，叶振宗为什么又要把这样一部并无特别之处的古籍，郑重其事地交由叶德辉来鉴识呢？
其实，叶德辉题跋里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坊间以之赝宋”，即以此缪本为底本来造假，假冒宋本。原书本来就是所谓的“覆宋本”，即影摹宋代原本之后，翻刻上板，形态本已极为逼真。书商为假冒宋本，便将牌记、序言、附录考异一卷等可以验证刻本年代的所有细节，统统撤换、删削掉了。叶德辉是极富经验的藏书家，这类作伪手法自然瞒不过他。但他又与那种玩古董心态的藏书家不同，并不是只看重古籍真伪鉴识，而是更重视古籍本身的内容、校勘的质量如何等等。换句话说，他更看重书的“读”，而不是“藏”；更看重书籍本身的内容是否精湛，而非书籍版本的年代是否久远——他的藏书，最终是为了读校印质量更好的书，而并不一定是为了拥有年代更古的书。哪怕像缪本这样的，在当时还能经常过眼的普通古籍，他也一定还会去审视所谓的初印本与后印本之区别，并从中发现其校勘学上的价值。
叶德辉题跋中提到的“初印多黄纸印，后印多白纸印”，说明通过用纸不同，可以区分缪本的两种印本。这种区分，普通读者不会十分在意，却的确是进一步剖析“坊间以之赝宋”的一个旁证。不难发现，此书继康熙五十六年（1717）初印之后，还有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民国元年鄂官书处重刻本、民国初年文瑞楼石印本等所谓“后印本”。除石印本可忽略外，上述清末民初的两种“后印本”，都是用底色泛白的竹纸印制的。虽然历百年之后，如今看来，这两种“后印本”似乎也略微泛黄，并不算特别白了；但在百年前，叶德辉等过眼时，应是明显的白纸印本。
其中，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牌记页刻有“缪覆宋临川本木渎周氏藏板”字样，这说明在清代乾嘉之后，缪本的木板已经辗转落到了吴县周氏手中，而且可能已有所损坏，需要“重刻”了。而民国元年鄂官书处重刻本，则在板心下端明确的刻有“陶子麟重刊”字样，这是当时的著名刻工陶子麟依据缪本原板为基础，再次重新补刻的；这更进一步说明，此时缪本的木板可能经过多年刷印，已有漫漶不清或局部毁损的状况，才会有“重刻”“重刊”之说。 反过来看，康熙五十六年的初印本，所用纸张为太史连纸。这种纸张表面平润，背面略涩；其色泽近于象牙黄、白之间，韧性较好，是一种构皮纸。所谓“构皮纸”，即枸树皮纸，这是一种采用陕西、甘肃等地特有枸树皮做成的纸张。据考，构皮纸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南唐名品澄心堂纸就是构皮纸。而宋元时期，构皮纸的生产工艺渐趋成熟，因纸质绵软细柔，颇为精雅，多用于印刷珍贵典籍。太史连纸较为名贵，到清代时曾常与开化纸一道，用于内府书籍印制，如《武英殿聚珍版叢书》就是用此纸印刷的；又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也有用太史连纸印制的。缪本初印时，采用太史连纸，当然也是宋本原藏者的郑重其事，使其从版刻风格到纸张质地都更接近于宋版书。这在无形中，也为后世作伪者提供了“高仿品”。据此看来，叶德辉所谓的“黄纸”，概指太史连纸；所谓“白纸”，概指普通竹纸。
如果说书商以缪本为底本，来假冒宋本，起初用康熙初印本还较为便利的话，那么在清代乾嘉之后，要再以初印本来作伪，“原材料”就已经不那么多了。因为此时的初印本经过近百年消耗，要么已经被上当受骗的藏书家们视作“宋本”而束之高阁珍藏了；要么也已成为读书人、学者的架上典籍，市面上可资流通者已经日渐稀少了。再者，初印之后，可能还有接续而来的多次刷印，迭经磨损消耗，缪本的木板也已经无法再刷印出效果尚佳的本子了，初印本相较于后印本而言，自然还是要宝贵一些，一书难求了。
此时，“黄纸本”资源稀缺，不易求得；书商作伪大都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改用“白纸本”。只不过用“白纸本”作伪，工序也更多，难度也随之增加。如要将所有关涉重刻、重刊的“后印”细节删除掉，牌记、序言要全部撕掉，纸张要略加浸染，使之泛黄，这是晚清时作伪工序。到民国时，若以“陶子麟重刊”的“后印本”来作伪，则更伤脑筋，要逐页将板心中这行字抠除，实在不行，只能以损毁书品方式，将这些细节全部抹除。因拿不到原书木板，作伪只能如此繁难。或许，会以为拿到了原木板，直接铲去“后印”的板刻痕迹，更为省心省力；但还得考虑此时的刷印效果已一茬不如一茬，用这样的“新印本”作伪，其效果还不如用这些已有的“后印本”罢。
无论用“黄纸本”作伪，还是改用“白纸本”造假，都是不需要初印本那一卷“考异”的。与此同时，后印本在参照初印本重刻重刊时，不知是原木板毁损无存，还是后印者图省事，竟也直接删除了附录的那一卷“考异”；这当然又是间接给作伪者提供了便利，因为作伪者连撕去此卷的功夫也省了。无可否认的一个怪现状——二百年来，缪本一直是以一种宋版书“高仿品”的姿态出现的，无论是书商、藏书家、刻板者都更看重这种“高仿品”的逼真程度；只有叶德辉才看重那难得一见的初印本“考异”，并为之题跋赞许的。
众所周知，《李太白集》的宋本，存世极少。目前所知的仅有两处公藏，一部藏北京图书馆，系残本，仍以缪曰芑刻李太白集补配数卷。另一部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原系陆心源皕宋楼旧藏。而缪曰芑原藏的这部宋本，虽然曾见于陆心源、黄丕烈的记载，却早已不知所踪。如今市面上尚有流通的，所谓《李太白集》的“宋本”，实际上大多皆是缪曰芑覆宋本翻刻的《李太白集》，而且还多是以“后印本”来仿冒的“赝宋本”。近百年间，“初印本”已不易寻获，带有完整牌记、序言、附录考异一卷的，更属凤毛麟角——叶德辉所题跋的那部叶振宗原藏本，正是其中的一部。
这真是：《书林清话》外一篇，《郋园读书志》又一则。叶德辉跋缪曰芑刻李太白集，不但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古籍版本鉴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藏书家的求真与读书人的求知，在这一篇跋文的字里行间，皆得以精审呈现。至于这一则书跋为什么没能编入《郋园读书志》，或许只是因为原书是叶振宗的，叶德辉题跋完毕后随即归还，未有再抄录跋文备存之故罢。
叶德辉这一则苏州书话，将覆宋本与赝宋本之辨的宝贵经验，畅快淋漓、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这一篇独特的古籍题跋，历经百年沧桑，随着那一部本已难得的缪曰芑刻李太白集初印本留存下来，实在弥足珍贵。当然，除却覆宋本初印本与叶氏题跋本身的珍贵之外，叶氏终生倡行的“读以致用、藏以致真”追求，也在这一部遗籍中再次得以明晰表达，这当然更是后世读者应予特别珍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