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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交易里手，更不是文物收藏家。他的收藏完全有别于商品性的交易。只要他认为是好画，为免于流失国外决不还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宁可借债也不为惜。
最近，《世界周刊》上刊登了一篇《王己千身后的藏画之争》，其中提到已成为纽约大都会镇馆之宝的《溪岸图》，这幅作品王己千收藏了四十二年之久，并以“溪岸草堂”为自己的堂号以表珍重之情。文中称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溪山行旅图》和宋代郭熙的《早春图》并称为中国早期绘画三大存世名迹。未料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氏家族以不菲的价格（据称是100万美元）从王己千手中购得《溪岸图》，并捐赠大都会博物馆。
当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溪岸图》之日，即是引起一场《溪岸图》的真伪辩论风波之时。
1999年我去纽约，在知名油画家金高的陪同下参观大都会展出，走到《溪岸图》的专桓前定足观赏，光线昏暗，绢本画面变得泛黄，加上规定保持的距离，戴上老花镜也难看得清晰，那一千多年前的古画，它既高贵又神秘地展现在那里。
在《世界周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谈《溪岸图》原系徐悲鸿在1930年代得于桂林，1938年被张大千带回四川，后来张大千以清代金农（号冬心）的《风雨归舟图》跟徐悲鸿交换，上世纪50年代张大千再将此画让给王己千，代价是用12幅古书画来交换……这里既然提到了徐悲鸿与《溪岸图》的关系，又谈到张大千以清代金农画从徐悲鸿手中交换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说得未免简单了些。徐悲鸿不是傻子，竟将五代名作与张大千的清代作品轻易换取，因而有必要将其中原委说得稍微详细一些为好。
事情要追溯至抗战之前后。从1935年开始，徐悲鸿经常往返于广州、香港、澳门、桂林之间。1937年他在许地山先生的引导下，于香港一德籍夫人处购得了《八十七神仙卷》，在此前后他又获得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等古画，这期间与友人议论商讨总是难免的事，张大千、谢稚柳就是座上客，而且都会展示自己的收藏，共同分享其中的快樂。1938年，张大千由于对《溪岸图》爱不释手，求借去观赏临摹，一去就是7年，抗战期间大家又各奔东西。
1941年，徐悲鸿因太平洋战事爆发，匆忙由新加坡转路缅甸回到云南，一天在跑空袭警报的过程中，《八十七神仙卷》被盗，这一打击使徐悲鸿难以忍受，回到重庆就病倒了。张大千知道徐悲鸿对自己收藏中的金农《风雨归舟图》喜爱有加，便于1944年托友人将此画带给徐悲鸿以慰其心，好友之间深知各自所爱，不言已明。既然如此，徐悲鸿重艺术更重友情，便毅然决定接受这一交换作品的现买，慷慨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割爱作为互赠的条件，他的胸怀坦坦荡荡，这里表现的是对艺术和情谊的重视与真诚，而轻视了世俗的金钱价值观。其中的分量轻重就不言而喻了，也更不需要计较了。
这可以从徐悲鸿事后的一段题词获得印证：
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生平所见，若范中立（范宽）《溪山行旅图》、宋人雪景（《雪景寒林图》）、周东村（周臣）《北溟图》，于此幅可谓世界所藏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荆董画世尚有之，居然卑卑，俱难当吾选也。一九三八年初秋，大千由桂林挟吾画董源巨帧去。一九四四年，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之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为重，不计名字也。 我们不妨看看徐悲鸿对收藏古画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可以说，徐悲鸿是个艺术屯家、教育家，他心地单纯，好恶分明，为人诚实。他不是交易里手，更不是文物收藏家。他的收藏完全有别于商品性的交易：他不善理财，没有经济意识，不懂升值贬值概念，纯粹凭着艺术品格高低行事，只要他认为是好画，为免于流失国外，决不还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宁可借债也不为惜。他经常看到好东西，情不自禁叫出好来，这样一来价码就下不来了，他不会隐藏自己的感睛。
有人劝徐悲鸿克制点，他无可奈何笑笑，亲人埋怨他因此被人要了高价。徐悲鸿真切地做了如下解释： “当一张好画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怎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呢？我是一个画家，对真正的好画不能不激动，不能无动于衷……”
徐悲鸿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的家人后代，虽然徐悲鸿生前对自己喜爱的作品也题上“静文爱妻存”，事实证明那只是一种保护手段，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1953年徐悲鸿一去世，廖静文即将家中的钥匙交给文化部，请人去清点作品收藏，全部捐国家（徐悲鸿个人的作品和所有的收藏），当然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
而王己千生活在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因此在文物拍卖交易市场上，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磨练了他在这方面的聪明才能。他有眼力，能鉴别，更具占有欲，他愛名更要利。他能见机行事。施展他在拍卖市场上买与卖的能量，以及设计他的收藏部署。他临死都处在为自己的收藏而不安和牵挂中。
目前他的子女为遗产对簿公堂，输赢也罢，对王己千来说是福是优难以定断。而舆论界所关心的是王己千生前写的那两页遗嘱尚未公开，看看这位大收藏家是站在何等高度上为自己的后人留下的嘱托吧。同时人们不能不去思索，王己千遗留给社会的意义将有多大，恐怕那也是一时难以弄得清楚的，而且也是值得琢磨的。
最近，《世界周刊》上刊登了一篇《王己千身后的藏画之争》，其中提到已成为纽约大都会镇馆之宝的《溪岸图》，这幅作品王己千收藏了四十二年之久，并以“溪岸草堂”为自己的堂号以表珍重之情。文中称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溪山行旅图》和宋代郭熙的《早春图》并称为中国早期绘画三大存世名迹。未料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氏家族以不菲的价格（据称是100万美元）从王己千手中购得《溪岸图》，并捐赠大都会博物馆。
当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溪岸图》之日，即是引起一场《溪岸图》的真伪辩论风波之时。
1999年我去纽约，在知名油画家金高的陪同下参观大都会展出，走到《溪岸图》的专桓前定足观赏，光线昏暗，绢本画面变得泛黄，加上规定保持的距离，戴上老花镜也难看得清晰，那一千多年前的古画，它既高贵又神秘地展现在那里。
在《世界周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谈《溪岸图》原系徐悲鸿在1930年代得于桂林，1938年被张大千带回四川，后来张大千以清代金农（号冬心）的《风雨归舟图》跟徐悲鸿交换，上世纪50年代张大千再将此画让给王己千，代价是用12幅古书画来交换……这里既然提到了徐悲鸿与《溪岸图》的关系，又谈到张大千以清代金农画从徐悲鸿手中交换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说得未免简单了些。徐悲鸿不是傻子，竟将五代名作与张大千的清代作品轻易换取，因而有必要将其中原委说得稍微详细一些为好。
事情要追溯至抗战之前后。从1935年开始，徐悲鸿经常往返于广州、香港、澳门、桂林之间。1937年他在许地山先生的引导下，于香港一德籍夫人处购得了《八十七神仙卷》，在此前后他又获得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等古画，这期间与友人议论商讨总是难免的事，张大千、谢稚柳就是座上客，而且都会展示自己的收藏，共同分享其中的快樂。1938年，张大千由于对《溪岸图》爱不释手，求借去观赏临摹，一去就是7年，抗战期间大家又各奔东西。
1941年，徐悲鸿因太平洋战事爆发，匆忙由新加坡转路缅甸回到云南，一天在跑空袭警报的过程中，《八十七神仙卷》被盗，这一打击使徐悲鸿难以忍受，回到重庆就病倒了。张大千知道徐悲鸿对自己收藏中的金农《风雨归舟图》喜爱有加，便于1944年托友人将此画带给徐悲鸿以慰其心，好友之间深知各自所爱，不言已明。既然如此，徐悲鸿重艺术更重友情，便毅然决定接受这一交换作品的现买，慷慨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割爱作为互赠的条件，他的胸怀坦坦荡荡，这里表现的是对艺术和情谊的重视与真诚，而轻视了世俗的金钱价值观。其中的分量轻重就不言而喻了，也更不需要计较了。
这可以从徐悲鸿事后的一段题词获得印证：
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生平所见，若范中立（范宽）《溪山行旅图》、宋人雪景（《雪景寒林图》）、周东村（周臣）《北溟图》，于此幅可谓世界所藏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荆董画世尚有之，居然卑卑，俱难当吾选也。一九三八年初秋，大千由桂林挟吾画董源巨帧去。一九四四年，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之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为重，不计名字也。 我们不妨看看徐悲鸿对收藏古画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可以说，徐悲鸿是个艺术屯家、教育家，他心地单纯，好恶分明，为人诚实。他不是交易里手，更不是文物收藏家。他的收藏完全有别于商品性的交易：他不善理财，没有经济意识，不懂升值贬值概念，纯粹凭着艺术品格高低行事，只要他认为是好画，为免于流失国外，决不还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宁可借债也不为惜。他经常看到好东西，情不自禁叫出好来，这样一来价码就下不来了，他不会隐藏自己的感睛。
有人劝徐悲鸿克制点，他无可奈何笑笑，亲人埋怨他因此被人要了高价。徐悲鸿真切地做了如下解释： “当一张好画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怎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呢？我是一个画家，对真正的好画不能不激动，不能无动于衷……”
徐悲鸿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的家人后代，虽然徐悲鸿生前对自己喜爱的作品也题上“静文爱妻存”，事实证明那只是一种保护手段，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1953年徐悲鸿一去世，廖静文即将家中的钥匙交给文化部，请人去清点作品收藏，全部捐国家（徐悲鸿个人的作品和所有的收藏），当然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
而王己千生活在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因此在文物拍卖交易市场上，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磨练了他在这方面的聪明才能。他有眼力，能鉴别，更具占有欲，他愛名更要利。他能见机行事。施展他在拍卖市场上买与卖的能量，以及设计他的收藏部署。他临死都处在为自己的收藏而不安和牵挂中。
目前他的子女为遗产对簿公堂，输赢也罢，对王己千来说是福是优难以定断。而舆论界所关心的是王己千生前写的那两页遗嘱尚未公开，看看这位大收藏家是站在何等高度上为自己的后人留下的嘱托吧。同时人们不能不去思索，王己千遗留给社会的意义将有多大，恐怕那也是一时难以弄得清楚的，而且也是值得琢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