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正镇静自若地走过一座凌驾在悬崖峭壁上的桥的当儿，蓦地发现，这桥断了，两脚下便是深渊。”
　　蒋方舟用《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面对妻子出轨时的一段心理描写来形容她现在的心态：对她而言，深渊是生活，而这桥，就是写作。
　　蒋方舟从7岁开始，就走上了写作这座悬崖上的桥。到现在，走了差不多20年，她仍是战战兢兢的，仿佛脚下的桥随时都会塌。有时候，连她自己都在怀疑，这条路是否能走到尽头。“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悲观的，读者在减少，文学总有一天会消失。”26岁的蒋方舟，像所有“早成名”的人一样，总是说着一些不大符合自己年龄段的话。写作让她过早就看到，世界上阴暗的一面。
　　但这种过早到来的成熟，并没有让蒋方舟变得世故。在心里的某部分，蒋方舟还保持着少女的纯真：她相信，写作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抵抗。只有坚持写作，她才能从每一次回望中，找回自己的方向。“文学可能会消失。但我对自己说，走吧走吧，不要害怕，也不要向下看，即使脚下就是万丈深渊，不去看就没事了。”
　　说这话的时候，蒋方舟的眼睛，闪了又闪，乌黑的眼瞳里，并没有映上深渊的混浊。
　　我在反抗那些让你不像你的东西
　　9岁开始出第一本书，到今年6月出的短篇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蒋方舟已经写了11本书。可是，蒋方舟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作家。“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己满意的小说时，才能被称为作家。”蒋方舟说，自己更像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或者一个记录者。
　　一开始，她在母亲的鼓励下，记录自己的生活，肆无忌惮地写着自己的成长故事。第一本书出来，蒋方舟红了，“天才”成为她的符号，她被称赞，也被质疑。18岁，蒋方舟被清华大学新闻系录取，毕业后，成为杂志的副主编，“最年轻的副主编”头衔取代了“天才作家”。她开始记录这个社会。蒋方舟写的杂文在网络上传播，有人说她是“下一个刘瑜”。
　　无论外界对她的评价、称呼如何改变，蒋方舟始终在写着。和韩寒或者郭敬明都不一样，蒋方舟一直没有放开文学、拥抱商业。20年来，蒋方舟最长的搁笔期，是在高考前的三个月，其他日子里，几乎没有一日不在写作，没有一天不在记录着。
　　仿佛是对自己多年坚持的一个回应，蒋方舟在上一本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的封面写上了一句话：“记录本身，即已经是反抗”。“我在反抗什么？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我后来有一个答案，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蒋方舟说，作为一个记录者，作家会比记者更有力。记者受到的牵制太多了，哪怕是时评，写得再好，也只是浅尝辄止，只有作家，却可以一直潜进去，深挖人性的幽暗。只要提起笔，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事情，即便是虚构，也是最好的记录。
　　“当写作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困难以后，写作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
　　观察陌生人是一个有趣的记录过程
　　写作，是为了反抗所有“使我们不像我们”的东西—这是蒋方舟坚持写作的原因。可是，蒋方舟并没有沉迷在叙述自己的快感之中，她也喜欢充当一个观察者，安静地观察着身边的“陌生人”。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中，蒋方舟写的都是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中年人逃离婚姻、逃离家庭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源头，是去年9月她去香港时参加的一个旅行团。在那个旅行团里，有六十多岁的老奶奶，有带着“二奶”去扫货的土豪，看着这些形形色色的陌生人，蒋方舟想起了一个词 —“生活在别处”。这也是促使她的新作诞生的原因，无论写作，还是生活，都有一部分留在别人那里。
　　“因为我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第一部、第二部还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可是到了后面，匮乏的个人经验就没有办法支撑起我的写作。所以，我不想写自己的故事，也不想写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甚至连自己的性别都有意识逃避。”
　　蒋方舟说，她在北京住了那么多年，由于太“宅”，连工人体育馆、三里屯都没去过几次。为了弥补个人生活的贫乏，蒋方舟选择了做媒体，在采访中获取写作素材。有时候，她甚至为了塑造小说人物的个性而去相亲。蒋方舟把相亲当作一个有趣的“采风”活动。“我还挺喜欢相亲的。相亲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方会急于把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告诉你，这种了解过程可能比你深入接触的了解过程来得更快和容量更大。”
　　现在，互联网发达了，蒋方舟还会使一些“小手段”。比如，如果她要描写一个很多话的人，她就去观察电视上真人秀节目中那些口若悬河的嘉宾，甚至关注一些性格类似的人的微博，把他的几千条微博都翻个遍，熟悉他的语言风格。“我觉得，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非常有趣。”
　　我只能写那些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事
　　尽管现代传播工具可以使写作素材搜集过程变得更方便、更快捷，可是，蒋方舟认为，这并不能改变他们这一代人“不曾历经沧桑”的事实，也正是因为经历太少，所以现在的作家，并没有办法像20年前的作家一样写得那么好。
　　在共同情感薄弱的情况下，如何有力地描写这个时代，这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会遇到的困惑，蒋方舟也不例外。她的方法是，将笔尖指向痛苦。在蒋方舟的小说中，她会刻意写一些并不圆满的故事，她书写的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困惑，甚至到最后都没有办法找到答案，就像在最新的短篇集里，蒋方舟写的就是各种不同的人逃离生活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过得很压抑，第三者的爱情、没有共识的家庭……不是特别大的苦难，但每一个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小说写完之前，我会把故事都发给朋友看，他们说看了心里挺不舒服的，我就觉得特别高兴，我特别希望写那些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东西。我并不想提供娱乐产品、情感慰藉或者正能量的东西，我觉得那些让人欢笑、让人快乐的谁都能写，能写出让我们痛苦、难受的人真的只是少数。”
　　尽管这些现代人的情感困惑，与前几代人所经历的痛苦相比，根本不足一提，但如果不去触碰，就永远无法潜入到人性当中最幽暗的地方。即便是幼稚的尝试，蒋方舟仍觉得自己至少是走在一条对的路上，不至于偏离最初的轨道。
　　她在上一本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里写道：“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在写作的路上，不断地触及那些隐藏在现代生活背后的阴暗面。这或许也是蒋方舟作为一个记录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