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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开始在西安一代传播，由于各个朝代的不同政策以及闭关锁国、海禁等原因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一度中段。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再一次走进中国，走入陕南地区。陕南地区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传播的一个重要地点，它们的传入对陕南地区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本文将聚焦陕南地区，以不同教派在陕南的传播为切入点，研究近现代基督教在陕南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教案。最后站在新时期的视角探究基督教发展模式。
【关键词】 基督教 陕南地区 发展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兴衰发展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督教传入到中国的这段历史中，陕西地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每次是传入都在陕西地区有所发展，还具有一定的规模。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状态，东西方文明撞击融合的时空长卷也在徐徐展开，西方的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也涌入中国。清朝政府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西方传教士获得了久居中国和“传教自由”的保证。从此各教会蜂拥而至，一时间国内不同的传道会、传教团体多达一百三十多种，传教活动大肆活动起来。鸦片战争为基督新教在陕西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基督新教传入陕西地区。
一、近代基督教在陕南地区的发展情况
陕南地区主要是指陕西的南部，包括商洛、安康、汉中三个地级市。商洛地区相对偏僻，基督新教、天主教等的传入时间和传播范围比其他地区都稍逊一些。由于汉中和安康有汉江穿过，水上交通便利，湖北的基督教传教士们顺着汉江一路上行，把基督教率先传到了这片土地上。进入陕南的教会，势力较强的主要有：中华内地会、信义长老会、天主教等，还有一些影响较弱的基督复教会，如临安息日会、挪威路德会等等。
（一）在陕南地区的发展
1876年鲍康宁和金辅仁来到陕西后，他们遍游省内的各个地区，考察并且制定了传播基督教的计划。1879年，金辅仁夫妇再次来到汉中时，将中华内地会带入陕南，还创建教会组织，很快将汉中发展委陕西地区传教的重心。两年时间，汉中地区的基督教信徒已经有30余人。随后，英国、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陆续来到安康、西乡、城固、勉县、石泉等地开展传教活动。1891年瑞华会在陕南成立了陕南总会，在总会之下设有分会，分会下面是在各个乡镇上设立支会。这样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不同团体的督促，使得教务迅速发展。
1900年，来自挪威国的传教士王耀基（Christian Vatsaas）从汉口动身，沿着丹江往北上行，进入陕南地区，在丹凤落脚后就着手进行传教活动。三年后，第一座教堂在龙驹寨落成，紧接着在丹凤、商南、商县、山阳、镇安等县的教会根据地也逐步建立起来。至1920年，该会在商县教会区已经建有教堂13个，洛南12个，丹凤11 个，到1926年山阳有10个教堂。1918年，信义长老会的挪威籍传教士夏鸣华（Rev.O.A.Sommernes）从湖北枣阳传教区来到陕西安康兴建教会组织并开始传教。而后，信义长老会又相继在恒口、蜀河、旬阳、汉阴、石泉、白水、平利等地设立分堂、布道所和集会处，教务工作展开的相当顺利。
在1900年之前，陕西整个省内大概建有500多处天主教堂，教徒超过三千余人，陕南的传教区也由原来的4个县区扩展到11个县区，并且在陕南地区形成了以城固县古路坝为中心的天主教传教点。据有关记载，汉中教区在1918年时天主教信徒有146259人，在1949年时安康教区有教徒3000余人。
（二）民教冲突
基督教传入陕南后，他们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知识带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陕南地区近代化的发展。然而他们的本意是为了传播宗教，吸纳教徒。基督教发展迅速，势力逐渐壮大，一些传教士明目张胆的勾结官府在地方上胡作非为，种种行迹使得新教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矛盾逐漸显露。来到陕南地区的宗教也不列外，天主教会在地方上强占土地，霸占田产，欺压民众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矛盾和潜在的冲突最后激起了民众的不满，也为后来爆发的反教会斗争埋下了隐患，民教冲突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教案有： 汉中教区南郑县的八角山“悔过碑”、宁强县境内的燕子砭教案以及安康平利县的平利洛河教案。
传教士横行霸道，乡民稍有一点违逆之处，就会遭到教会采取的各种报复手段，教士欺压百姓的行为犹如家常便饭，奋起反抗的百姓，只能占据一时的优势。在洛河教区，地痞流氓投靠教会，依仗洋人为非作歹，诬蔑百姓诽谤教会，从而激起民怨，人民打出“要攻教堂，杀尽教徒”的旗号纷纷聚集在洛河太白庙与洋人洋教展开斗争。事情闹大后，洋人传教士上告清政府，结果清政府为了讨好洋人传教士卑躬屈膝，出兵镇压“闹事”百姓、捉拿伤害洋人的“罪犯”，并赔款安抚、礼遇优待“受害”的传教士。
二、基督教的发展对陕南地区的社会贡献
传教士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兴办了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学校促进了地方的文化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还组织一些慈善活动。虽然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以学辅教”，甚至是文化渗透的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给陕南地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陕南的发展。
1913年，传教士拔士林建立了天主堂医院，医疗设施相对完善，医疗水平高，分设了内科和外科，成立了专门的护理培训班，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护理人员。1932年，传教士陆希贤在商县，创建了以眼科为主的商县诊所。除了在商县开诊所之外，还修建学校，兴办教育。1918年，内地会传教士在丹凤创建小学，为适龄儿童提供了教育的机会和学习的场所。除了之外，教会也会从事慈善事业。例如在山阳创办的育婴堂，在燕子砭办有一所麻风病院等，他们收留孤寡老人、儿童以及麻风病人等。
近现代陕南的发展相对贫困，由于深居内陆，不管是医疗条件还是教育水平都很落后，虽然教会医学或者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为了更好的传播基督教，但是这些有确实让很多贫苦百姓和家境贫寒的学龄儿童接受了教育。慈善事业救济了那些流落街头、孤苦伶仃的人，这体现了宗教的“大爱”与“善”，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处于稳定与和谐的局面。正是基于此，广大朴实无华的农民们纷纷入教，再一次促进了基督教在陕南的发展。
三、新时代下基督教在陕南地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宪法》就明确规定了，人们宗教信仰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飞速发展，逐步进入全面小康的时代，加上国家各项福利制度的完善，清贫的百姓也不用再因受贿于基督教而被迫入教。新时代下随着陕南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进步，以及汉中、安康、商州三个地级市的高校文化建设的日益完善，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逐步提高，理性思维能力进一步增强，面对新时期基督教的再度传播，大多数人已经不会再盲目从众了。
陕南各市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让群众经济上富起来，精神上强起来，崇尚科学，反对邪教。进一步加强贫困山乡村区的思想熏陶和文化建设，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人民的引导作用，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总而言之，新时代下陕南各地方的市政府在反对邪教时，也在积极保护宗教的发展，多次拨款协助其相关事业的发展。同时，陕南各地区的基督教也在进行自我调整，努力做到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也因此在陕南地区有了一片相对稳点的发展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乡村小镇的教堂，不仅仅是信徒们平时聚会、诵经、祷告等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陲小镇的发展，它们矗立的地方，就是基督教来到这里的最好证据，整个教堂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李世峥：《基督教传入陕西的经过》，《陕西基督教》，2009年.
[2] 王欣瑞：《基督教与近代陕西社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
[3]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王雪：《基督教与陕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付瑜，中共陕西省委党校2018级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 基督教 陕南地区 发展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兴衰发展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督教传入到中国的这段历史中，陕西地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每次是传入都在陕西地区有所发展，还具有一定的规模。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状态，东西方文明撞击融合的时空长卷也在徐徐展开，西方的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也涌入中国。清朝政府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西方传教士获得了久居中国和“传教自由”的保证。从此各教会蜂拥而至，一时间国内不同的传道会、传教团体多达一百三十多种，传教活动大肆活动起来。鸦片战争为基督新教在陕西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基督新教传入陕西地区。
一、近代基督教在陕南地区的发展情况
陕南地区主要是指陕西的南部，包括商洛、安康、汉中三个地级市。商洛地区相对偏僻，基督新教、天主教等的传入时间和传播范围比其他地区都稍逊一些。由于汉中和安康有汉江穿过，水上交通便利，湖北的基督教传教士们顺着汉江一路上行，把基督教率先传到了这片土地上。进入陕南的教会，势力较强的主要有：中华内地会、信义长老会、天主教等，还有一些影响较弱的基督复教会，如临安息日会、挪威路德会等等。
（一）在陕南地区的发展
1876年鲍康宁和金辅仁来到陕西后，他们遍游省内的各个地区，考察并且制定了传播基督教的计划。1879年，金辅仁夫妇再次来到汉中时，将中华内地会带入陕南，还创建教会组织，很快将汉中发展委陕西地区传教的重心。两年时间，汉中地区的基督教信徒已经有30余人。随后，英国、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陆续来到安康、西乡、城固、勉县、石泉等地开展传教活动。1891年瑞华会在陕南成立了陕南总会，在总会之下设有分会，分会下面是在各个乡镇上设立支会。这样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不同团体的督促，使得教务迅速发展。
1900年，来自挪威国的传教士王耀基（Christian Vatsaas）从汉口动身，沿着丹江往北上行，进入陕南地区，在丹凤落脚后就着手进行传教活动。三年后，第一座教堂在龙驹寨落成，紧接着在丹凤、商南、商县、山阳、镇安等县的教会根据地也逐步建立起来。至1920年，该会在商县教会区已经建有教堂13个，洛南12个，丹凤11 个，到1926年山阳有10个教堂。1918年，信义长老会的挪威籍传教士夏鸣华（Rev.O.A.Sommernes）从湖北枣阳传教区来到陕西安康兴建教会组织并开始传教。而后，信义长老会又相继在恒口、蜀河、旬阳、汉阴、石泉、白水、平利等地设立分堂、布道所和集会处，教务工作展开的相当顺利。
在1900年之前，陕西整个省内大概建有500多处天主教堂，教徒超过三千余人，陕南的传教区也由原来的4个县区扩展到11个县区，并且在陕南地区形成了以城固县古路坝为中心的天主教传教点。据有关记载，汉中教区在1918年时天主教信徒有146259人，在1949年时安康教区有教徒3000余人。
（二）民教冲突
基督教传入陕南后，他们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知识带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陕南地区近代化的发展。然而他们的本意是为了传播宗教，吸纳教徒。基督教发展迅速，势力逐渐壮大，一些传教士明目张胆的勾结官府在地方上胡作非为，种种行迹使得新教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矛盾逐漸显露。来到陕南地区的宗教也不列外，天主教会在地方上强占土地，霸占田产，欺压民众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矛盾和潜在的冲突最后激起了民众的不满，也为后来爆发的反教会斗争埋下了隐患，民教冲突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教案有： 汉中教区南郑县的八角山“悔过碑”、宁强县境内的燕子砭教案以及安康平利县的平利洛河教案。
传教士横行霸道，乡民稍有一点违逆之处，就会遭到教会采取的各种报复手段，教士欺压百姓的行为犹如家常便饭，奋起反抗的百姓，只能占据一时的优势。在洛河教区，地痞流氓投靠教会，依仗洋人为非作歹，诬蔑百姓诽谤教会，从而激起民怨，人民打出“要攻教堂，杀尽教徒”的旗号纷纷聚集在洛河太白庙与洋人洋教展开斗争。事情闹大后，洋人传教士上告清政府，结果清政府为了讨好洋人传教士卑躬屈膝，出兵镇压“闹事”百姓、捉拿伤害洋人的“罪犯”，并赔款安抚、礼遇优待“受害”的传教士。
二、基督教的发展对陕南地区的社会贡献
传教士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兴办了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学校促进了地方的文化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还组织一些慈善活动。虽然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以学辅教”，甚至是文化渗透的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给陕南地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陕南的发展。
1913年，传教士拔士林建立了天主堂医院，医疗设施相对完善，医疗水平高，分设了内科和外科，成立了专门的护理培训班，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护理人员。1932年，传教士陆希贤在商县，创建了以眼科为主的商县诊所。除了在商县开诊所之外，还修建学校，兴办教育。1918年，内地会传教士在丹凤创建小学，为适龄儿童提供了教育的机会和学习的场所。除了之外，教会也会从事慈善事业。例如在山阳创办的育婴堂，在燕子砭办有一所麻风病院等，他们收留孤寡老人、儿童以及麻风病人等。
近现代陕南的发展相对贫困，由于深居内陆，不管是医疗条件还是教育水平都很落后，虽然教会医学或者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为了更好的传播基督教，但是这些有确实让很多贫苦百姓和家境贫寒的学龄儿童接受了教育。慈善事业救济了那些流落街头、孤苦伶仃的人，这体现了宗教的“大爱”与“善”，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处于稳定与和谐的局面。正是基于此，广大朴实无华的农民们纷纷入教，再一次促进了基督教在陕南的发展。
三、新时代下基督教在陕南地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宪法》就明确规定了，人们宗教信仰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飞速发展，逐步进入全面小康的时代，加上国家各项福利制度的完善，清贫的百姓也不用再因受贿于基督教而被迫入教。新时代下随着陕南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进步，以及汉中、安康、商州三个地级市的高校文化建设的日益完善，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逐步提高，理性思维能力进一步增强，面对新时期基督教的再度传播，大多数人已经不会再盲目从众了。
陕南各市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让群众经济上富起来，精神上强起来，崇尚科学，反对邪教。进一步加强贫困山乡村区的思想熏陶和文化建设，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人民的引导作用，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总而言之，新时代下陕南各地方的市政府在反对邪教时，也在积极保护宗教的发展，多次拨款协助其相关事业的发展。同时，陕南各地区的基督教也在进行自我调整，努力做到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也因此在陕南地区有了一片相对稳点的发展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乡村小镇的教堂，不仅仅是信徒们平时聚会、诵经、祷告等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陲小镇的发展，它们矗立的地方，就是基督教来到这里的最好证据，整个教堂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李世峥：《基督教传入陕西的经过》，《陕西基督教》，2009年.
[2] 王欣瑞：《基督教与近代陕西社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
[3]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王雪：《基督教与陕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付瑜，中共陕西省委党校2018级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