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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春节的“双拥”晚会上，情景诗报告《心蕾绽放》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个节目取材于我国军队医療机构与社会慈善组织、爱心人士联手，开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免费救治活动的真实故事，其主要情节来自空军总医院和中华慈善总会于两年前启动的“心蕾工程” 。
作为当今世界发展非常迅速、影响非常广泛的社会事业，慈善医療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慈善和医療从各自存在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方，只不过其发展的曲线起起伏伏，时而伴随着洪钟大吕、波澜壮阔，时而“失于朝、求诸野”。
自古以来，中国医者就以“悬壶济世”为自己的最高信仰。在笔者的家乡有一处山涧名为“虎溪”，相传药王孙思邈遍游天下、收集民间古方，途经那里救了一只老虎。老虎为了报恩，从此跟随孙思邈出入于深山密林，采药救人。虽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却可以从中看出施救者的仁心、仁术，以及被救者的感恩之心—一畜生都能救助，何况人呢？畜生都知道感恩，何况人呢？！然而，由西周至秦汉再到明清，“医在王官”的体制，使一部分医者背离了“悬壶济世”的信仰，“做功夫形迹之心”昭然若揭却恬然不以为耻。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把这类人的嘴脸描写得纤毫毕露：侍中王贻永官居正二品，每年有一个“恩例”名额，可以荐人当官。有一次，王贻永原本答应把当年的名额给太医刘公才，因为女儿恳请，又把荐官名额给了另一个太医朱严。结果，朱严听到消息，过度兴奋，没等到任命书下达就兴奋过度猝死了。王贻永按例再举荐刘公才，却不料刘公才闻讯，竟也因兴奋过度而猝死。
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候，依然有一部分医生坚持最初的信仰，不被名利所累，行走于阡陌之间，发出了“不恋玉墀走穷山，唯向民间施丹散”的慨叹。同时，也有另一部分医者，他们虽然因为客观原因做不到“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但至少“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诨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坚韧地维护着“悬壶济世”的火种。这些火种是可贵的，一旦有机会，就将熊熊燃烧，势成燎原。
济世救人的佳话，还来自更多秉持“医者仁心”的民间医生。几年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乡镇医生执业资格问题研讨会”上，笔者有幸认识了来自河南省封丘县黄陵镇大山呼村卫生所的刘杰老先生。他现在已经年过古稀，但仍然40多年如一日，守护着黄河岸边那些村落众多乡亲的生命健康。和所有的老中医一样，在一度缺医少药的乡村，老先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全科”医生。“小病全科医生能处理的，就在全科医生处治療，处理不了的再转介到专科医生那里。专科治療稳定的患者，后期由全科医生跟进治療”——这是今天我们正在大医院推广的就诊模式，而这个模式，众多像刘杰老先生那样的“乡医”，却已经坚持了很多年。早些年，乡村不仅缺医少药，而且经济欠发达，乡亲们生病时，刘老先生一直恪守“病不等钱”的朴素准则：乡邻们来看病，手里宽裕就给个药钱；手里不宽裕，就记账，等粮食打下来了再给。即便这样，还是有人因为各种原因付不起药费。于是，老先生数十年来还有一个习惯：每年春节前都会把账本烧掉。现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了，老先生却又有了新的担忧——“乡医”，已经后继乏人。他那次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时就慨叹：我们这一代人老了之后，村邻们如果生了小病小灾怎么办？虽然现在国家实行了新的农村合作医療制度，但新农合将来要靠谁去具体落实和实施？！
无论是药王孙思邈，还是“乡医”刘杰老先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良医悬壶，就必然心系苍生，“光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便是真正的大医情怀！
因为救死扶伤、帮助病弱是扶危济困慈善精神的最佳载体，所以，医療慈善注定要成为中国古代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果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垄断的格局逐渐被打破，《风俗通义》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椽。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可见在西汉时，我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妇产医院“乳舍”，而且官员的妻子和屠夫的妻子都在那里生产，是一个官员与平民共用的医療机构。据《南史•齐文惠太子传》记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也就是说，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个人出资建立了慈善机构“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療病的穷人。六疾，原指是寒疾﹑热疾﹑末(四肢)疾﹑腹疾﹑惑疾和心疾，在这里泛指所有的疾病。这意味着，在南朝时，我国便出现了最早的官办慈善医療机构。到了唐代，平民医院“病坊”开始出现，并经历了由佛教寺院主持到半官办、再到官办的演变，《唐会要》里引有一段宋璟的话证明了这一点：“悲田养病，自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宋代，医療慈善机构开始大规模发展和完善，出现了收容并治療穷困无靠的病人的安济坊、养济院等慈善机构，据《宋史•食货志•抚恤》记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抚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但是，自宋朝之后的几个朝代，官办的医療慈善机构却日渐式微，然而，民间医療慈善机构却依然一脉相承，绵延不绝。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医療慈善终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逐渐摆脱了“每发生一个需要捐助的个案，就发动大家捐一次款”的状况，而是与国际接轨，力求捐钱的、管钱的、用钱的三方各司其职，朝着规范与持续的方向发展。目前，已经成功实施了“先心病援助项目”、“慈善医療阳光救助工程”、“中华慈善总会罕见病项目”等多个医療慈善项目，其中，仅美国“微笑列车”组织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就已经在中国成功救助了25万例唇腭裂患者。
虽然在这些项目中，最终直接面对患者、给患者以生命奇迹的，都是医生，但出资者却包括了国家、团体，还有个人。随着参与面越来越广泛、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医療慈善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医療和慈善本身——医療和慈善的“水乳之契”，在其从来没有分离的共同发展过程中，正在成为一个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平台。
作为当今世界发展非常迅速、影响非常广泛的社会事业，慈善医療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慈善和医療从各自存在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方，只不过其发展的曲线起起伏伏，时而伴随着洪钟大吕、波澜壮阔，时而“失于朝、求诸野”。
自古以来，中国医者就以“悬壶济世”为自己的最高信仰。在笔者的家乡有一处山涧名为“虎溪”，相传药王孙思邈遍游天下、收集民间古方，途经那里救了一只老虎。老虎为了报恩，从此跟随孙思邈出入于深山密林，采药救人。虽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却可以从中看出施救者的仁心、仁术，以及被救者的感恩之心—一畜生都能救助，何况人呢？畜生都知道感恩，何况人呢？！然而，由西周至秦汉再到明清，“医在王官”的体制，使一部分医者背离了“悬壶济世”的信仰，“做功夫形迹之心”昭然若揭却恬然不以为耻。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把这类人的嘴脸描写得纤毫毕露：侍中王贻永官居正二品，每年有一个“恩例”名额，可以荐人当官。有一次，王贻永原本答应把当年的名额给太医刘公才，因为女儿恳请，又把荐官名额给了另一个太医朱严。结果，朱严听到消息，过度兴奋，没等到任命书下达就兴奋过度猝死了。王贻永按例再举荐刘公才，却不料刘公才闻讯，竟也因兴奋过度而猝死。
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候，依然有一部分医生坚持最初的信仰，不被名利所累，行走于阡陌之间，发出了“不恋玉墀走穷山，唯向民间施丹散”的慨叹。同时，也有另一部分医者，他们虽然因为客观原因做不到“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但至少“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诨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坚韧地维护着“悬壶济世”的火种。这些火种是可贵的，一旦有机会，就将熊熊燃烧，势成燎原。
济世救人的佳话，还来自更多秉持“医者仁心”的民间医生。几年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乡镇医生执业资格问题研讨会”上，笔者有幸认识了来自河南省封丘县黄陵镇大山呼村卫生所的刘杰老先生。他现在已经年过古稀，但仍然40多年如一日，守护着黄河岸边那些村落众多乡亲的生命健康。和所有的老中医一样，在一度缺医少药的乡村，老先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全科”医生。“小病全科医生能处理的，就在全科医生处治療，处理不了的再转介到专科医生那里。专科治療稳定的患者，后期由全科医生跟进治療”——这是今天我们正在大医院推广的就诊模式，而这个模式，众多像刘杰老先生那样的“乡医”，却已经坚持了很多年。早些年，乡村不仅缺医少药，而且经济欠发达，乡亲们生病时，刘老先生一直恪守“病不等钱”的朴素准则：乡邻们来看病，手里宽裕就给个药钱；手里不宽裕，就记账，等粮食打下来了再给。即便这样，还是有人因为各种原因付不起药费。于是，老先生数十年来还有一个习惯：每年春节前都会把账本烧掉。现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了，老先生却又有了新的担忧——“乡医”，已经后继乏人。他那次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时就慨叹：我们这一代人老了之后，村邻们如果生了小病小灾怎么办？虽然现在国家实行了新的农村合作医療制度，但新农合将来要靠谁去具体落实和实施？！
无论是药王孙思邈，还是“乡医”刘杰老先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良医悬壶，就必然心系苍生，“光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便是真正的大医情怀！
因为救死扶伤、帮助病弱是扶危济困慈善精神的最佳载体，所以，医療慈善注定要成为中国古代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果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垄断的格局逐渐被打破，《风俗通义》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椽。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可见在西汉时，我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妇产医院“乳舍”，而且官员的妻子和屠夫的妻子都在那里生产，是一个官员与平民共用的医療机构。据《南史•齐文惠太子传》记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也就是说，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个人出资建立了慈善机构“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療病的穷人。六疾，原指是寒疾﹑热疾﹑末(四肢)疾﹑腹疾﹑惑疾和心疾，在这里泛指所有的疾病。这意味着，在南朝时，我国便出现了最早的官办慈善医療机构。到了唐代，平民医院“病坊”开始出现，并经历了由佛教寺院主持到半官办、再到官办的演变，《唐会要》里引有一段宋璟的话证明了这一点：“悲田养病，自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宋代，医療慈善机构开始大规模发展和完善，出现了收容并治療穷困无靠的病人的安济坊、养济院等慈善机构，据《宋史•食货志•抚恤》记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抚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但是，自宋朝之后的几个朝代，官办的医療慈善机构却日渐式微，然而，民间医療慈善机构却依然一脉相承，绵延不绝。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医療慈善终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逐渐摆脱了“每发生一个需要捐助的个案，就发动大家捐一次款”的状况，而是与国际接轨，力求捐钱的、管钱的、用钱的三方各司其职，朝着规范与持续的方向发展。目前，已经成功实施了“先心病援助项目”、“慈善医療阳光救助工程”、“中华慈善总会罕见病项目”等多个医療慈善项目，其中，仅美国“微笑列车”组织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就已经在中国成功救助了25万例唇腭裂患者。
虽然在这些项目中，最终直接面对患者、给患者以生命奇迹的，都是医生，但出资者却包括了国家、团体，还有个人。随着参与面越来越广泛、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医療慈善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医療和慈善本身——医療和慈善的“水乳之契”，在其从来没有分离的共同发展过程中，正在成为一个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