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高足造型独特繁丽，耀眼夺目，为永乐一朝之稀珍，数世纪后，其祥瑞寓意，更得乾隆帝敬仰赏爱。净水瓶非日常使用之器，于宫廷中亦仅作礼器之用，惟可见于少数重大祭典场合，其造型大异于当朝茶酒执壶，独树一格，历代瓷器中罕有能与其媲美者。
　　塑造如此独特器型，窄颈宽腹，细流纤长笔挺，需瓷人巧心熟技，反映永乐朝景德镇御窑造瓷水平之精妙高超，然烧造成功者，为数鲜少，包含此瓶仅三例存世，均为永乐青花御瓷，其一为清宫旧藏，现存北京故宫，另一例则曾为F.C.Palmer of Connecticut、Frederick Knight及赵从衍珍藏。
　　净水瓶器型原应取材金属器，其来源仍备受学术界讨论，一说近似水烟筒下部，然烟筒内部藏输烟管，以水滤烟，净水瓶流接合器身下部，内部结构明显不同。另说应类长颈净瓶之用，惟传统净瓶长颈纤纤，不似净水瓶有流，仅以瓶口作为惟一开口，控制固定出水量。净水瓶高足细流，流口沿环饰类同金属器制，永乐瓷虽大量取材各式中东金属器型，且可见类同中东细流瓶器，仍无完全比例相同亦无持把之例。器型相近者，惟有年代略晚之印度金属水瓶，无持把用以持壶就口饮水，而口不需接触壶嘴。
　　北京故宫藏净水瓶，应曾用于佛教祭典，永乐帝崇佛，曾诏命烧造大量瓷器用以礼佛，此瓶应是其一。礼器尚白，景德镇御窑亦曾致力烧制单色白釉净水瓶，虽无完整器传世，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明永乐早期地层出土一件白釉净水瓶残片，连同一件白釉僧帽壶，原作藏传佛教祭祀之用。
　　逾三百年后之乾隆朝，青花净水瓶虽成古物，仍无失光华，深受乾隆帝珍视。乾隆帝慕古，常借镜历史加添大清政权光辉，著名《高宗是一是二图》中，乾隆帝特意挑选净水瓶入画，此器应是上述现存北京故宫之例。
　　高宗偏爱《是一是二图》，曾四度诏命绘制，并御笔题书于上，四幅均书不同款识，对应宫内不同斋堂，其中画工最精二幅，应出自郎世宁与姚文翰之手，反映宫廷画师间的通力合作。题材展现帝王生活文人雅趣，而画面中央侍童手持净瓶，值得深入探讨。
　　Patricia Berger释义《是一是二图》中，乾隆帝化身汉学士或佛教居士，端坐榻上，两侧陈设王莽时期青铜度量、明宣德青花梵文罐，前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后者存于北京故宫，隐喻帝王不仅君权统率天下，亦是虔诚佛教徒。画中摆设古玉及宋瓷，象征君主阐扬维护中华文化之角色。
　　四轴均书乾隆御笔，“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高宗数度提及“是一是二”，对应藏传佛教中观派无二法门之教义（Berger，页52）。“不即不离”，出自《圆觉经》。乾隆非以墨道治国，“儒可墨可”，可解释为文人、笔墨之意。“何虑何思”，取自《易经》，传为孔子之作。
　　《高宗是一是二图》构图出自宋明人物册页，绘一学士坐于矮榻，面前屏风悬挂自身画像，却无乾隆帝画中塑造展现的强烈个人形象，如巫鸿所谓之“自我神秘化”，学士身畔陈设文人家居，侍童持白釉执壶为其斟酒。相较《高宗是一是二图》中，精心挑拣摆设入画之物，一丝不苟，原画更显自然轻松。
　　画中侍童手中净水瓶，为高宗视线焦点，描绘净水瓶显示非斟酒或茶，异于原画，乾隆帝特别安排绘永乐朝青花净水瓶，或许暗示净水瓶与藏传佛教之关联。现知并无同形制西藏金属器，藏传净瓶虽比例相异，亦无持把且长流。
　　此件明永乐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将现身香港苏富比2016年春拍“赏心菁华—琵金顿珍藏重要中国工艺精品”，估价3500万至4500万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