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安徽蚌埠博物馆所藏的一方“江南长江水师提督之印”和数百面铜镜，便得益于“文革”时期位于蚌埠、当时皖北最大的废品收购站。
　　据说，此方“江南长江水师提督之印”在废品收购站等待葬身火海时，幸被当时废品站的一名文化干部发现，然后转交至刚刚成立不久的蚌埠市博物馆（该博物馆于1974年12月成立）。当时，博物馆奖励这位干部两条毛巾和两个茶缸。如今，此印被尊为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按照史料记载，清代官印自御宝而下依次为玉、金、银镀金、银、铜、木等各种质地。此中的银质官印是除御宝外实际钤用印信中最高品质者，主要为一、二品要员用印，亦包括个别三品印。
　　目前所见的实物遗存中，以武官银印为多，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向导大臣之印”、“左翼前锋统领印”、“右翼前锋统领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提督广东水师总兵关防”、“湖南巡抚关防”等。文职银印存世者有“总管内务府印”、“袭封衍圣公印”，皆为乾隆十四年制造，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形制上，清代官印分正方形与长方形两种，称“宝”、“印”、“图记”者均为正方形，称“关防”、“条记”者为长方形。“关防”大体上长与宽比例为三比二。
　　历朝历代官印尺寸大小都与品秩高低成正比，清官印中最大尺寸者自然是御宝，其中最大者为“广运之宝”，其“方六寸，厚二寸一分。交龙钮，高二寸”；而公、侯、伯印、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印、各部、都察院、理藩院等一批银质印亦为方三寸三分，但厚九分。依次而下，边长、印厚呈递减之势。
　　虎为百兽之王，取其凶猛之意，用于武官官印之上；又分为有台与否，以台之多少为其尊卑等次。如公、提督、总兵官为三台，二台者为侯、伯、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等。
　　印文是清代官印最具特色的一点，即印文不像此前各代仅以汉字入印，或个别政权如西夏、元仅以统治民族的文字入印（即西夏文、八思巴文等），而是把本民族文字与汉文同入印文。作为满人建立的政权，清代官印以满文作为第一要素，而以汉文居其次；故印文的满文居左、汉文或其他文字居右。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采用满文与少数民族通行的文字，如察哈尔都统印为满蒙两种文字；总统伊犁等地将军印为满、汉、托忒、回子四种文字。
　　清代官印的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印文篆体多种多样，且此为清代宝印制度所独有。正如《清朝文献通考》之《玺宝符印》所说：“御宝用玉箸篆，诸王则芝英篆。文臣则有尚方大篆、小篆、锺鼎篆、垂露篆。武臣则有柳叶篆、殳篆、悬针篆。皆以位之崇、卑为等，视汉唐以来官印文专用一体书者，等威益以辨矣。”不同品秩官印对应不同篆体，使得官印不仅在质地、钮式 、尺度方面有尊卑高下之别，而且在印文篆法上亦有所区别不同。用印制度上足以看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日益森严之势。
　　印文中出现加镌年月的现象，最初出现于道光十九年补铸的闽浙总督关防。此后，在印文中加刻年月以别新旧，防范官印遗失后被盗用的做法被广泛用于同治朝，在马衡辑《清代官印集存》中比比皆是。而此枚官印的日期为何刻在印的侧面，现已不得而知。但推想其作用，应与上述情况雷同。
　　由此来看，江南长江水师提督印不管是过去叱咤风云半世纪，还是今天只作为研究清代官印制度的宝贵实物资料，都弥足珍贵。
　　江南长江水师提督之印，现藏于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
　　此印银质，呈正方形，规格为10.8厘米×10.8厘米×9.1厘米。印背虎钮作蹲踞咆吼状，虎身刻满花纹，虎头刻一“王”字。虎钮左右两侧的印背分别用满文、汉文竖行分两行篆刻“江南长江水师提督之印礼部造”。印体两侧面分别阴刻“同字七号”、“同治三年九月 日”。而印面以楷书满文、柳叶篆汉文刻“江南长江水师提督之印”。
　　长江水师
　　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长江流域成为清军与太平军鏖战的集中区。由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水师攻占九江城后，两湖地区已经脱离战争的威胁，成为清军的战略后方。湖广总督官文建议组建专门的长江水师，接管长江水域。然而，清廷当时并未恩准官文的建议。于是，在同治元年（1861年）二月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藩借朝廷下谕其咨询筹设长江防守事宜之机，复奏组建长江水师。
　　曾国藩认为，组建长江水师可据长江之险，当时可与太平军争衡，战后若在横亘中国东西的长江安插此项水师，更可壮江防而绝中外窥伺。另外，湘军水师当时已有船只千余号，炮为至二三千尊，“逐年积累，成此巨观，将来战事定后，利器不宜浪抛，劲旅不宜裁撤，应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员，添设额缺若干……”。同时还奏请将团练式的湘军水师改建为经制绿营式长江水师。（相关内容参见《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 志一百十，水师）这也是曾国藩为湘军水师官兵筹谋善后的出路。
　　经过军机大臣和兵部的审议，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的建议得到批准。但因当时的湘军正在长江与太平军苦战，水师组建的事宜便一直耽搁至同治三年的四月十九日，朝廷才谕令湘军水师将领黄翼升为江南水师提督。
　　可因当时的两江总督辖区只有“江南提督”的官缺，并无“江南水师提督”一职。于是，曾国藩就此询问该缺是否即“长江水师提督”，并请吏部颁发印信，以昭信守。这与银印侧面所刻“同治三年 月”相吻合。而清政府乃改命黄翼升为长江水师提督。
　　同治三年六月，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将湘军水勇改为经制水师。同治六年十一月，兵部咨催曾国藩迅速奏补长江水师各官缺。但因涉及当时的湘军四支水师：彭玉麟的内江水师、杨岳斌的外江水师、黄翼升的淮扬水师和李朝斌的太湖水师，以及两湖、江西等省的绿营水师将领等各军利益，所以直至同治七年年底，官缺借补以及军饷待遇等问题才最终定案。
　　如此一来，从提议组建到真正完成，长江水师历时9年才正式成军。按照历次奏定的成案，长江水师设提督一员，从一品。提督衙署设于安徽太平府，并于湖南岳州府设行署，以半年驻长江下游太平府，以半年驻长江上游的岳州，每年于所辖五省江面巡阅，但兼受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节制。
　　曾正式担任过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的先后有黄翼升、李成谋、黄少春、程文柄、程充和五人。第一、第二、第三位提督均为湖南人，其中黄翼升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曾外祖父。
　　然而，时局突变，清政府为抵御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而不得不讨论如何建立新式的海防军务问题。尤其自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急于清偿战争赔款，为此锐意裁撤绿营。长江水师自然不能幸免。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督办军务的王大臣认为长江水师“兵数既众，口粮亦较绿营为优，当此裁并节饷之际，自应严加裁汰。”当月二十五日，上谕要求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水师提督黄少春根据奏请，斟酌办理。
　　刘坤一等人在回奏中因强调长江水师保护商务、维持厘金征收等作用，故而最后决定，共计裁兵1732名，每年节省饷银6.4万多两。这是长江水师自建军以来的首次裁兵。之后的长江水师再无大变。
　　最后一任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安徽合肥人）上任一年后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长江水师提督一职也随之覆灭；但在他的《奏报到任接提督篆务日期事》中曾提到：“……钦颁同治第七号长江水师提督印信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