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保持经济高增长与调结构并行不悖，笔者对此难以苟同。
　　受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中国经济再维持此前的高增速已非常之难，如果一定要人为地维持一个高增速，不仅成本高、代价大，也未必能真正实现。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推动增长的动力不同。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以往靠数量扩张、拼资源及低成本发展经济的路径，我们已没太多优势。今日中国，必须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构升级，才能保持较快增长。不仅如此，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最近海外有人讲，给中国调结构的时间只有10年，笔者是同意的，甚至认为只有5年。错过了这5年10年，我们可能会陷入波动、不稳定增长的陷阱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我们“前有重围、后有追兵”。
　　所谓“前有重围”，是指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会面临发达经济体的围堵和抑制。当务之急，是加快调结构、转模式的步伐，而非等待、拖延、甚至继续过于把精力放在保增速上，否则，一旦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中国的结构升级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基于此，衡量中国新发展阶段（“十二五”之后的新30年）经济发展的标准应有所改变，不要再单纯地看经济增速的高低，而是也要看结构调整速度的快慢——经济增长速度慢些，结构调整的速度快些，同样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是好的，不会出现大风险，更不会错失机遇。
　　所谓“后有追兵”，是指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上升，中国过去所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将被后来者逐步取代。比如印度，人口规模与中国一样大，它比我国经济发展要落后一些，如果印度在产业上不断替代我们，而我们错过了产业升级的机会，那么，就会被追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在这种“上下夹击”中难以突破的结果。
　　而要切实推进结构调整，首先要从宏观层面解决发展模式的问题，转变“两个过度依赖”。
　　两个过度依赖，即“过度依赖于出口、过度依赖于房地产”。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虽然经济可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但却难以有效提升长期的产业竞争力（或产业竞争力提升速度严重慢于经济增长），同时还会产生诸多经济失衡问题：高增长低就业、高工业化低城市化、高投资低消费、高经济低社会、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高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
　　要避免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就必须下决心转变上述模式。由“两个过度依赖”转为“两个依靠”，即依靠“扩大消费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调整发展模式是调结构的大前提，但前提之上还有前提，就是要承受经济增速有一定的放缓：一是放慢地产增速，二是放慢出口增速，三是放慢投资增速，四是全社会都要降低经济增长包括收入增长预期。经济增速过高，许多落后的产品、产业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同时，要创造一种让人们愿意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积极调整结构者有钱可赚。以房地产业为例，如果这一行业总是利润率奇高，而且赚钱快，必然会产生反结构调整效应，导致一些利润率原本不低的行业也不守本分而转投房地产。所以，加快结构调整必须改变这种环境，下决心让该降温的行业回归常态，压缩其暴利空间，让结构升级的重点行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企业家更乐于在本业创新。
　　如果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那么调结构也需要有紧迫感，同时有战略性安排，而非“摸着石头过河”。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方面有了重要突破，即“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进一步说，就是转变需求增长的发动机，逐步减弱对投资的依赖，形成消费主导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