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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五个一批”中的重要手段——易地扶贫搬迁，在重塑农户生计资本、增加农户收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贵州省兴仁市“在水一方”安置点为研究对象，以市场机制角度为切入点，引入市场类型作为农户生计资本与收入之间的中间变量，剖析搬迁背景下，市场类型的变化（市场有和无的问题，市场完善不完善的问题）对配置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终基于市场机制角度提出解决办法，弥补兴仁市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下存在的部分市场损失，以及市场优化等现实问题。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市场机制;生计资本;收入;农户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9.019
1 引言
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十三五”期间对162.5093万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搬迁群众的生存环境，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加快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兴仁市作为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的典型县级市，又以“在水一方”安置点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但其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仍存有困境。
“能否利用市场机制将农户现有的优势生计资本转变为可供农户长久生存的收入”“如何防止搬迁农户脱贫后再次返贫”等值得探讨。故文章以“在水一方”安置点为例，从市场机制视角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优化配置。
2 文献综述
三峡库区的移民搬迁，是我国早期的异地搬迁工程。而现如今，移民搬迁已不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转移，更强调的是为了缓解贫困而实施的移民，即“易地扶贫搬迁”。这不仅是人口密集向城市聚集的人口流动，更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建构问题[1]，它被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体系框架中，对扶贫搬迁政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等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搬迁政策发生重大变革：一是由政府引导到政府主导;二是搬迁机制转变为精准搬迁;三是培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2]。叶青、苏海[3]提出，解决异地扶贫搬迁的重点在于加强政策精准度，提高政府与移民的互动性，加强社会各界的交往与融合。汪磊、汪霞[4]则通过定量检验，提出生计资本对收入的促进作用。陈胜东[5]在其博士论文中分析赣南原中央苏区的易地扶贫搬迁情况时，采用了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SLA）的农户家庭生计资本评价方式。
有学者对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研究。首先，搬迁农户的文化融合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搬迁农户与原住居民的交流和融合会影响安置区主流文化的形成[6]，尤其少数民族迁入非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民族文化被逐渐同化甚至消失[7]，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变化，在短期内家庭社会关系难以重构，这将导致与当地居民的矛盾[8]。同时搬迁农户对当前生活的排斥和失望，也会影响其个人满意度、适应度，对未来缺乏信心。搬迁后还会产生诸如后续产业发展滞后、资金不足、移民缺乏有效技能的负面效应[9]，于是曹国庆、郑瑞强[10]提出了应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大力发展配套产业、加强移民技能培训的观点。
有学者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刘敬朝[11]认为，对于原居住地生存条件恶劣的偏远深山区，扶贫搬迁和小城镇建设是一条相辅相成的减贫之路。刘伟[12]把搬迁农户划分为三种类型，认为搬迁工作应有针对性。也有学者从易地扶贫搬迁的模式进行了研究。黄特军[13]提出了三个典型的搬迁模式，不同的模式要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目前我国搬迁工作以集中安置模式为主，不能满足农户的差异化意愿[14]。
关于农户的生计资本研究。有学者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角度提到，将农户的个人条件与国家制度安排共同归纳于一个体系，对于搬迁农户存在较大风险[15]。马赞甫、王永平[16]通过调研贵州十地移民安置点，指出搬迁促进移民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的改变。实际上，如果对搬迁农户进行征地，其搬迁前的自然资本显著大于搬迁后，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则明显小于征地后的程度[17]。
根据当前国内外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来看，尚未发现有从市场机制这一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以一个省或一个地级片区为对象，像文章这样从县域空间的角度展开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优化配置方面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在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背景下，试图通过分析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作用机理，引入市场这个中间变量，剖析发挥不同生计资本（自然、物质、人力、金融、社会）价值所需的市场类型，帮助农户从原有以土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的可持续生计。
3 “在水一方”安置点基本情况及生计资本现状
“在水一方”安置点是兴仁县3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该点地处东湖街道洛渭村，占地面积350亩，75栋安置楼，6个标段，155个单元。本次研究共发放150份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138份，有效收回率92%，生计资本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最重要的生计资本。然而，移民的人力资本状况并不理想，劳动力外出打工所得收入只够家庭成员的日常开销，资金原始累积较少。由于农户自身的个人能力有限和安置点周边工业园开发不足，农户在搬迁后无法在安置点周边获得稳定可观收入，在安置点房屋价值难以全面弥补农村宅基地损失的情况下，出现了规模性的返村潮。
3.2 社会资本
由于貴州各地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各有差异，移民在搬迁后的社会资本也会发生变化。搬迁后原来的社交结构被打破，人际交往的圈子也随之改变，与外村村民来往的机会也较少，关系也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而没有深入的交往，导致对安置地的认同感不强。
3.3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搬迁移民受安置方式的影响较大。即无土安置移民的所有自然资本将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有土安置的移民因距离、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也会将部分自然资本提前归还国家或集体，从而导致搬迁移民的自然资本下降。 3.4 金融资本
“在水一方”安置点移民在安置地的生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身的金融资本，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及政府补贴，搬迁后移民的收入水平有一定提高。
3.5 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是移民降低生计脆弱性的基本保障。搬迁前一年，移民主要居住在草房、瓦房或土木结构房;搬迁后移民住房条件明显变好，而且随着安置地周边基础设施和配套环境逐渐完善，搬迁后移民的住房价值明显提高，这直接降低了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脆弱性。
4 安置点市场类型的现状、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收入来源的不同，文章将安置地的市场类型分为劳动力市场、土地流转市场、信贷市场。不同的市场类型对应着不同收入来源，即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4.1 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就业服务平台缺失
劳动力市场是将人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重要途径，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将产生更多的在本地就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工资性收入，从而使人力资本成为一项稳定可持续的生计资本。但是当地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外出打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此外，由于政府引导移民就业的机制不完善，导致用工方和就业方信息不对等。当地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移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窄、信息散布的涉及面小，很难实现移民稳定就业，实现增收。
4.2 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尚未成熟，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在水一方”安置点土地少质量不高，规模生产难形成，农民很难将土地资源转化为财产性收入。部分搬迁农户放弃承包土地又担心成为失地农民生活没有保障，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分散经营。这种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小规模土地利用方式必然会导致土地资源直接收益低。移民慎重对待投资农业开发行为，实力型民营企业参与土地流转、实施规模经营农业的比较少。
4.3 信貸市场发育不健全，移民金融资产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特惠贷”是专门为农村贫困农户提供的信贷产品。但受访者表示，不了解政策如何实施。农户不知道特惠贷的政策使得当地金融资本运转不灵活，注入不了新鲜资本，信贷市场有严重空缺。此外，农户搬迁到安置点后，政府给予的补贴资金主要是用在房屋和基本生活保障方面，让移民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较少，这阻碍了移民生计模式的优化。农户急于脱离原有模式生产，而投入经营性生产，但是其中的过渡没有对接好。一方面，农户原先的农业知识完全丢弃，造成了农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农户的经营能力较差，无法与城市里的长期经营者竞争，更无法短时间拥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去掌握难度高的投资方式。
5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优化配置的建议
一是建立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扶持安置点及周边区域产业发展。健全劳务经济管理机构，完善劳务供求信息网络。地方政府可考虑成立劳务经济管理组织、设劳务信息员，及时掌握市场用工信息，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加强培训。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增加较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具有活力和韧性。
二是加强宣传力度并拓宽土地流转市场，加强宣传以削弱“恋土”观念，引导土地健康有序流转。充分发挥电视、报刊、广播等宣传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使土地流转由被动变主动。多渠道地宣传贯彻《土地承包法》，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消除农民的惧变心理，增强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参与意识。政府部门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土地跨区域流转，激活闲置的土地市场，推动土地类型发布多元化。
三是培育和发展信贷市场，加强对信贷市场的监管力度，优化农户金融投资方式。结合本地实际和易地扶贫安置点具体情况，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径。安置点扶贫、财政、纪检监察等相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定期对精准扶贫“特惠贷”政策执行情况开展督促检查。目前适合农户选购的金融产品不多，银行的金融创新速度要专门为农户提供适宜的金融产品，使得农户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形成金融资产组合。
四是完善移民社会关系网络，落实教育培训政策，为移民生计及邻里关系营造和谐的环境。教育培训是提升移民人力资本的根本举措，移民只有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安置点周边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多的收入。此外，社区管理者应该创新多种方式调动安置区农民参与社区建设，推动社区邻里之间人际交往，如建立社区公共参与信息收集平台，开展多种社区文化生活活动，鼓励农民参与，提升安置区农民对新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史俊宏.易地扶贫搬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N].内蒙古日报（汉），2017-07-17（009）.
[2]王宏新，付甜，张文杰.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3）：48-53.
[3]叶青，苏海.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5）：64-70.
[4]汪磊，汪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J].探索，2016（6）：93-98.
[5]陈胜东.农户可持续性生计下移民搬迁扶贫政策实证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7.
[6]魏昕.三峡水库移民可持续发展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9，21（4）：76-77.
[7]沈茂英.汶川地震灾区受灾人口迁移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9（4）：1-7.
[8]施国庆，郑瑞强，周建.灾害移民的特征、分类及若干问题[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20-24.
[9]龚自本.移民新村──移民搬迁新探索[J].四川水利，1994（3）：27-28.
[10]曹国庆，郑瑞强.移民扶贫政策运行系统解构与关键问题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14（6）：553-559.
[11]刘敬朝.搬迁扶贫是减少贫困人口的有效途径[C].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学术年会，2011.
[12]刘伟，黎洁，李聪，等.移民搬迁农户的贫困类型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南安康的抽样调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6）：41-48.
[13]黄特军.扶贫自愿性移民搬迁模式效果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5（12）：35-37.
[14]高聪颖，吴文琦，贺东航.扶贫搬迁安置区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9）：91-97.
[15]陈传波.农户风险与脆弱性：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J].农业经济问题，2005（8）：47-50.
[16]马赞甫，王永平.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模式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基于贵州省10个移民安置点的跟踪调研[J].西部论坛，2018，28（4）：45-55.
[17]丁士军，张银银，马志雄.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6）：25-34.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市场机制;生计资本;收入;农户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9.019
1 引言
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十三五”期间对162.5093万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搬迁群众的生存环境，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加快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兴仁市作为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的典型县级市，又以“在水一方”安置点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但其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仍存有困境。
“能否利用市场机制将农户现有的优势生计资本转变为可供农户长久生存的收入”“如何防止搬迁农户脱贫后再次返贫”等值得探讨。故文章以“在水一方”安置点为例，从市场机制视角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优化配置。
2 文献综述
三峡库区的移民搬迁，是我国早期的异地搬迁工程。而现如今，移民搬迁已不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转移，更强调的是为了缓解贫困而实施的移民，即“易地扶贫搬迁”。这不仅是人口密集向城市聚集的人口流动，更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建构问题[1]，它被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体系框架中，对扶贫搬迁政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等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搬迁政策发生重大变革：一是由政府引导到政府主导;二是搬迁机制转变为精准搬迁;三是培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2]。叶青、苏海[3]提出，解决异地扶贫搬迁的重点在于加强政策精准度，提高政府与移民的互动性，加强社会各界的交往与融合。汪磊、汪霞[4]则通过定量检验，提出生计资本对收入的促进作用。陈胜东[5]在其博士论文中分析赣南原中央苏区的易地扶贫搬迁情况时，采用了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SLA）的农户家庭生计资本评价方式。
有学者对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研究。首先，搬迁农户的文化融合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搬迁农户与原住居民的交流和融合会影响安置区主流文化的形成[6]，尤其少数民族迁入非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民族文化被逐渐同化甚至消失[7]，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变化，在短期内家庭社会关系难以重构，这将导致与当地居民的矛盾[8]。同时搬迁农户对当前生活的排斥和失望，也会影响其个人满意度、适应度，对未来缺乏信心。搬迁后还会产生诸如后续产业发展滞后、资金不足、移民缺乏有效技能的负面效应[9]，于是曹国庆、郑瑞强[10]提出了应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大力发展配套产业、加强移民技能培训的观点。
有学者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刘敬朝[11]认为，对于原居住地生存条件恶劣的偏远深山区，扶贫搬迁和小城镇建设是一条相辅相成的减贫之路。刘伟[12]把搬迁农户划分为三种类型，认为搬迁工作应有针对性。也有学者从易地扶贫搬迁的模式进行了研究。黄特军[13]提出了三个典型的搬迁模式，不同的模式要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目前我国搬迁工作以集中安置模式为主，不能满足农户的差异化意愿[14]。
关于农户的生计资本研究。有学者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角度提到，将农户的个人条件与国家制度安排共同归纳于一个体系，对于搬迁农户存在较大风险[15]。马赞甫、王永平[16]通过调研贵州十地移民安置点，指出搬迁促进移民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的改变。实际上，如果对搬迁农户进行征地，其搬迁前的自然资本显著大于搬迁后，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则明显小于征地后的程度[17]。
根据当前国内外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来看，尚未发现有从市场机制这一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以一个省或一个地级片区为对象，像文章这样从县域空间的角度展开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优化配置方面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在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背景下，试图通过分析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作用机理，引入市场这个中间变量，剖析发挥不同生计资本（自然、物质、人力、金融、社会）价值所需的市场类型，帮助农户从原有以土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的可持续生计。
3 “在水一方”安置点基本情况及生计资本现状
“在水一方”安置点是兴仁县3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该点地处东湖街道洛渭村，占地面积350亩，75栋安置楼，6个标段，155个单元。本次研究共发放150份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138份，有效收回率92%，生计资本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最重要的生计资本。然而，移民的人力资本状况并不理想，劳动力外出打工所得收入只够家庭成员的日常开销，资金原始累积较少。由于农户自身的个人能力有限和安置点周边工业园开发不足，农户在搬迁后无法在安置点周边获得稳定可观收入，在安置点房屋价值难以全面弥补农村宅基地损失的情况下，出现了规模性的返村潮。
3.2 社会资本
由于貴州各地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各有差异，移民在搬迁后的社会资本也会发生变化。搬迁后原来的社交结构被打破，人际交往的圈子也随之改变，与外村村民来往的机会也较少，关系也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而没有深入的交往，导致对安置地的认同感不强。
3.3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搬迁移民受安置方式的影响较大。即无土安置移民的所有自然资本将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有土安置的移民因距离、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也会将部分自然资本提前归还国家或集体，从而导致搬迁移民的自然资本下降。 3.4 金融资本
“在水一方”安置点移民在安置地的生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身的金融资本，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及政府补贴，搬迁后移民的收入水平有一定提高。
3.5 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是移民降低生计脆弱性的基本保障。搬迁前一年，移民主要居住在草房、瓦房或土木结构房;搬迁后移民住房条件明显变好，而且随着安置地周边基础设施和配套环境逐渐完善，搬迁后移民的住房价值明显提高，这直接降低了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脆弱性。
4 安置点市场类型的现状、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收入来源的不同，文章将安置地的市场类型分为劳动力市场、土地流转市场、信贷市场。不同的市场类型对应着不同收入来源，即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4.1 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就业服务平台缺失
劳动力市场是将人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重要途径，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将产生更多的在本地就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工资性收入，从而使人力资本成为一项稳定可持续的生计资本。但是当地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外出打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此外，由于政府引导移民就业的机制不完善，导致用工方和就业方信息不对等。当地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移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窄、信息散布的涉及面小，很难实现移民稳定就业，实现增收。
4.2 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尚未成熟，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在水一方”安置点土地少质量不高，规模生产难形成，农民很难将土地资源转化为财产性收入。部分搬迁农户放弃承包土地又担心成为失地农民生活没有保障，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分散经营。这种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小规模土地利用方式必然会导致土地资源直接收益低。移民慎重对待投资农业开发行为，实力型民营企业参与土地流转、实施规模经营农业的比较少。
4.3 信貸市场发育不健全，移民金融资产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特惠贷”是专门为农村贫困农户提供的信贷产品。但受访者表示，不了解政策如何实施。农户不知道特惠贷的政策使得当地金融资本运转不灵活，注入不了新鲜资本，信贷市场有严重空缺。此外，农户搬迁到安置点后，政府给予的补贴资金主要是用在房屋和基本生活保障方面，让移民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较少，这阻碍了移民生计模式的优化。农户急于脱离原有模式生产，而投入经营性生产，但是其中的过渡没有对接好。一方面，农户原先的农业知识完全丢弃，造成了农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农户的经营能力较差，无法与城市里的长期经营者竞争，更无法短时间拥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去掌握难度高的投资方式。
5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优化配置的建议
一是建立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扶持安置点及周边区域产业发展。健全劳务经济管理机构，完善劳务供求信息网络。地方政府可考虑成立劳务经济管理组织、设劳务信息员，及时掌握市场用工信息，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加强培训。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增加较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具有活力和韧性。
二是加强宣传力度并拓宽土地流转市场，加强宣传以削弱“恋土”观念，引导土地健康有序流转。充分发挥电视、报刊、广播等宣传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使土地流转由被动变主动。多渠道地宣传贯彻《土地承包法》，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消除农民的惧变心理，增强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参与意识。政府部门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土地跨区域流转，激活闲置的土地市场，推动土地类型发布多元化。
三是培育和发展信贷市场，加强对信贷市场的监管力度，优化农户金融投资方式。结合本地实际和易地扶贫安置点具体情况，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径。安置点扶贫、财政、纪检监察等相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定期对精准扶贫“特惠贷”政策执行情况开展督促检查。目前适合农户选购的金融产品不多，银行的金融创新速度要专门为农户提供适宜的金融产品，使得农户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形成金融资产组合。
四是完善移民社会关系网络，落实教育培训政策，为移民生计及邻里关系营造和谐的环境。教育培训是提升移民人力资本的根本举措，移民只有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安置点周边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多的收入。此外，社区管理者应该创新多种方式调动安置区农民参与社区建设，推动社区邻里之间人际交往，如建立社区公共参与信息收集平台，开展多种社区文化生活活动，鼓励农民参与，提升安置区农民对新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史俊宏.易地扶贫搬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N].内蒙古日报（汉），2017-07-17（009）.
[2]王宏新，付甜，张文杰.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3）：48-53.
[3]叶青，苏海.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5）：64-70.
[4]汪磊，汪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J].探索，2016（6）：93-98.
[5]陈胜东.农户可持续性生计下移民搬迁扶贫政策实证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7.
[6]魏昕.三峡水库移民可持续发展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9，21（4）：76-77.
[7]沈茂英.汶川地震灾区受灾人口迁移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9（4）：1-7.
[8]施国庆，郑瑞强，周建.灾害移民的特征、分类及若干问题[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20-24.
[9]龚自本.移民新村──移民搬迁新探索[J].四川水利，1994（3）：27-28.
[10]曹国庆，郑瑞强.移民扶贫政策运行系统解构与关键问题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14（6）：553-559.
[11]刘敬朝.搬迁扶贫是减少贫困人口的有效途径[C].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学术年会，2011.
[12]刘伟，黎洁，李聪，等.移民搬迁农户的贫困类型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南安康的抽样调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6）：41-48.
[13]黄特军.扶贫自愿性移民搬迁模式效果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5（12）：35-37.
[14]高聪颖，吴文琦，贺东航.扶贫搬迁安置区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9）：91-97.
[15]陈传波.农户风险与脆弱性：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J].农业经济问题，2005（8）：47-50.
[16]马赞甫，王永平.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模式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基于贵州省10个移民安置点的跟踪调研[J].西部论坛，2018，28（4）：45-55.
[17]丁士军，张银银，马志雄.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6）：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