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
　　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或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
　　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
　　“公知”为何坍塌？“斯文”如何扫地？无意招谁惹谁，只是想说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