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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一对来自北京的支教老夫妻朱敏才和孙丽娜获得了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自启动以来的首个10万元大奖，夫妇二人希望用这笔钱为山区的孩子们建一所食堂。这一年，是他们在贵州支教的第九年。
3月20日10点，下着雨，记者一行人从贵阳市出发前往遵义市。12点30分，到达龙坪镇中心村小学，朱敏才和孙丽娜所在的学校。朱敏才夫妇已经辗转了贵州山区五所小学，这一次他们停留的最久，已经四年了。
下午14点，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铃声，朱老师的英语课在六年级班开始了。一串流利的英文从眼前这位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口中吐出，语速有些快，不知孩子们是否能听懂，课堂上偶尔回应几声清脆的“yes”，朱老师始终面带笑容。紧接着，课堂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朱老师决定锻炼一下他的学生们，让学生们主动和课堂上的“客人”们交谈。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别过头羞涩地面对着的记者，短暂的沉默之后，记者用英文发问了，没想到小男孩对答如流。
整堂课上，头发也已斑白的孙丽娜坐在窗边，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课，面带笑容。
朱敏才是一位退休外交官，曾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参赞，孙丽娜是北京一所小学的退休英语教师，二人年轻时走过十多个国家，为什么会来到贵州山区支教？答案是因为想教书。
“你去哪，我跟着”
这场没有终点的支教之旅始于2005年的一天，电视上贵州教师背着孩子上课的画面深深触动了孙丽娜作为教师的柔软内心，她对一旁的丈夫说：“我还想教书，咱们去贵州吧。”“你去哪，我跟着。”朱敏才笑着回答。
朱敏才出生在贵州黄平县，在贵阳长大，上世纪60年代，怀着那个年代青年人特有的一腔热血，在贵州大学外语系读书的他，一直希望能去贵州偏远地区做老师。只是后来，他到了国家对外经贸部，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携手相伴半个世纪，在退休后，才终于有机会实现心中的夙愿。
因为超龄的问题，在电话联系北京市志愿者协会无果后，两位老人毅然坐上了去往贵州的火车。到了贵州，两人却毫无头绪，于是孙丽娜给《贵州都市报》打了电话，本想询问一下哪里需要支教老师，没想到《贵州都市报》却为此刊登了一篇题为《当志愿者，您超龄了》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回响，夫妇俩收到了来自各方的邀请。最后，他们决定选择第一个打进电话的学校作为他们的支教学校。2005年9月，他们来到了望谟二小，孙丽娜负责一个班的语文，没有教学经验的朱敏才就给妻子当起了后勤。2006年1月，一封诚恳的来信提醒他们，真正的山区学校正需要他们。于是两人离开望谟到了贵州省体操学校，但孙丽娜始终觉得与他们最初的意愿“到艰苦的缺少老师的地方去”还是有所出入。2006年7月15日，从北京传来一个噩耗，孙丽娜的老父亲得了肺癌，已是弥留之际，孙丽娜赶回了北京，丈夫留在了贵阳。
初到贵州的几年，孙丽娜夫妇的生活并不轻松。两人的退休工资一半要支撑一双儿女，一半用于生活和救助亲戚，支教又是无偿的，因此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下班路上总是只买一棵小圆白菜和土豆做晚餐。孙丽娜在贵州的第一个生日，是在路边点了两碗豆花面吃，因为身上只剩下二十几块钱，丈夫用剩下的几块钱又给妻子加了一叠小菜，就算是庆祝了。
休整一年后，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孙丽娜夫妇曾希望去灾区支教，同样因为年龄的关系被婉拒了。这时，尖山苗寨“一个老师的学校”感动了他们，他们决定，要去尖山。
6月16日凌晨4点，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两人谁也没有通知，背着行李坐上了由贵阳开往云南方向的火车，7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黔西南的一个小镇。当地马镇长得知此事后便安排车送二老上山，崎岖多石的山路和剧烈的颠簸让孙丽娜感到害怕，她悄悄对车上的记者说，“能不能不开车，走路进去吧。”在记者的安慰下，两人一路闭着眼睛挺到了学校。一下车，孙丽娜夫妇便找到学校的老师李云贵，“李老师，你太辛苦了，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我们是来支教的。”李云贵眼眶红了，带着夫妇俩向学校走去。
“太落后了，简直跟原始社会一样！孩子们一个个黑不溜秋的，还有好几个女孩光着身子。”回忆起在尖山上的日子，孙麗娜还心有余悸。这所尖山上唯一的学校由三间平房构成，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兼宿舍，是寨子里的老百姓每家用背篓背7000斤石头聚在一起垒起来的，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窗，没有灯。下山的路太远太陡，孙丽娜夫妇就在山上住下了，宿舍与公共厕所仅隔着一堵墙，每晚都得带着口罩才能睡下。李云贵的弟弟给他们砌了个水泥池子接山上的水喝，因为连着厕所，水里经常飘着蛆。
但在尖山上的日子是快乐的，“你看他们进步多大啊，有时候看到他们进步，真是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比看到我们子女进步都高兴！”孙丽娜指着视频里举着队旗唱着英文歌的孩子们说。朱敏才喜欢摄影，他把尖山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拍了许多照片和视频，刻成光碟送给村民。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们孙奶奶、朱爷爷，他们教孩子们说普通话，唱英文歌，为他们排演节目，带孩子们过了第一个少先队日，朱敏才还在体育课上教孩子们他自创的“尖山棍法”，防山上的蛇虫，2008年，村里人第一次看到了电视，看了北京奥运会。夫妻俩的支教事迹感动了很多人，马镇长给他们买了台小冰箱，后来陆续有好心人捐来了衣服、书本、凳子、乒乓球拍、洗衣机等，还给学校安了窗户，粉刷了墙，这所曾经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也迎来了一批批的支教大学生，变得从未有过的热闹。
“等他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抬他回去”
2009年8月的一天，尖山小学的学生们在下山的山路上列起了长队，他们的孙奶奶和朱爷爷要走了。孩子们齐声唱着老师教的英文歌，唱了一首接一首，直到两位老师的背影消失在泪眼模糊的视线里。孙丽娜在山上大病接着小病，在经历了一次高烧，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抵不住生活环境和身体的压力，夫妻俩放弃了在尖山的支教。下山前，他们选了两名优秀的孩子把他们送到了山下的学校。之后的两年，他们还坚持给他们寄钱，只是后来听说孩子辍学打工去了。“十三四岁的孩子，才这么点大就出去打工了，他们跟不上学习进度，也很难被山下的孩子接纳。”孙丽娜说。 随后，贵州都市报记者何星辉把二老安置到了孟关乡世华小学，何星辉就是那个最初报道他们支教事迹的记者，九年里他始终关心着两位老人，“我什么都帮不了，也只能买点生活用品，买几张火车票。”他希望能为两位老人做得更多。
2010年5月1日，夫妻俩又悄悄地离开了，来到了革命老区遵义。“您觉得哪里缺英语老师，就把我们拉到那里吧。”长途汽车站的司机师傅把他们带到了龙坪镇，在教辅站里，两位老人说明了来意，一旁的两个陌生人赶紧接过话茬说：“我们那里缺英语老师，到我们那去吧！”其中一人正是裕民小学的校长。到了学校后才知道又是没水没电，两位老人就摸黑在学校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才通了电。一年后，裕民小学和另一所小学合并为龙坪镇中心村小学。
在裕民小学，从村民家井里接来的水总是黑泥汤子，孙丽娜倒腾水的时候把腰给扭了，腰椎滑脱。回到北京接受治疗，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手里一直拿着朱老师的照片。朱敏才的身体也一直不好，一次，餐后血糖测出来30.7，孙丽娜赶紧回北京找医生，医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血糖，让他赶紧住院，朱敏才的回复却是“不去”。他还患有间歇性呼吸暂停综合症，孙丽娜一直担忧老伴的身体。想起这些年吃的苦，女儿生产的时候他们没在身边，外孙们的面丈夫一次都没见过，自己每次离开女儿都哭成个泪人……这些都让她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问朱老师想支教到什么時候，朱老师说到爬不起来为止。我和儿媳妇商量，那就等他爬不起来的时候，我们用担架把他抬回去吧。”孙丽娜说，“生活上的苦，身体上的毛病，他都无所谓，他自己研究了经穴按压法，现在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既然他想教，那就继续教吧，无非就是多吃点苦，多受点累，多生点病。”由于身体原因，孙丽娜这几年已经不教书了。
从一个在课堂上被调皮学生摸肚子的“憨厚老爷爷”到现在有口皆碑的英语教师，朱敏才说他越教越高兴。听说他是退休外交官，邻镇的学校都来找他培训英语老师。有了朱老师这个“宝”，中心村小学的校长对自己学校学生的英语水平颇为自豪。“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是一种激励，山里老师的水平不能和城里比，朱老师经常组织学校英语老师进行培训，老师们的英语教学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希望更多的支教队伍来，为我们带来更多先进的知识。”朱敏才和妻子计划，如果这个学校不留他们了，就一个乡一个乡去培训英语老师。
“我常说她是我的老师，我另一种人生的启蒙者”
2013年4月，孙丽娜的右眼突然看不见了。据医生诊断是由于长期缺乏叶黄素，通俗点讲就是蔬菜吃的太少。偏远山区石漠化严重，山里人多是吃土豆和腊肉，隔一段时间才能赶趟集买点菜。可即便如此，朱敏才还是不愿走。
有人说朱敏才太狠心，9年没回北京，岳父去世的时候也没回去，如今老伴和自己又都是一身的病，这个“顽固的老头”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自己的评价要自己做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他说，在贵州支教这几年，他终于摆脱了许多束缚，找到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所以我要感谢孙老师，我常说她是我的老师，我另一种人生的启蒙者。”
朱敏才今年72岁了，这几年的支教生涯让他感悟到：“研究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他找到了理想与现实的交汇点。支教头几年他因为不会教课，就钻研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妻子和自己的身体变差之后，因为父亲是中医的缘故，他耳濡目染懂得点医药，就自学自治；近几年，他迷恋上了哲学，还自创了一套“六何”理论——一种教导人如何思维的理论。他希望有一天这本书能够出版，他时常在课上给孩子们讲“六何”，孩子们似懂非懂，他不奢望孩子们这么早就能吃透，只希望教给孩子们一种思维方式——多角度地认识世界。
孙丽娜因为治病的关系，时常贵州、北京两地跑，“我也不教书了，想着在别的地方帮帮忙吧，这也算一种支教。”在北京的时候她都要到处找关系，为学校和孩子们联系捐款捐物。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奔波都一无所获。前年，通过女儿朋友的关系，她给学校“拉”到了20台电脑。可惜学校没有电脑教室，这些电脑现在也难有用武之地。最近，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通过《贵州都市报》得知了夫妇二人的故事，决定奖励他们10万元。夫妇俩希望用这笔钱为山区的孩子们建一所食堂，虽然10万元仅仅够启动资金，但是他们觉得，“只要开始了，就有希望。”
（感谢《贵州都市报》的大力协助）
责任编辑 陈晰
3月20日10点，下着雨，记者一行人从贵阳市出发前往遵义市。12点30分，到达龙坪镇中心村小学，朱敏才和孙丽娜所在的学校。朱敏才夫妇已经辗转了贵州山区五所小学，这一次他们停留的最久，已经四年了。
下午14点，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铃声，朱老师的英语课在六年级班开始了。一串流利的英文从眼前这位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口中吐出，语速有些快，不知孩子们是否能听懂，课堂上偶尔回应几声清脆的“yes”，朱老师始终面带笑容。紧接着，课堂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朱老师决定锻炼一下他的学生们，让学生们主动和课堂上的“客人”们交谈。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别过头羞涩地面对着的记者，短暂的沉默之后，记者用英文发问了，没想到小男孩对答如流。
整堂课上，头发也已斑白的孙丽娜坐在窗边，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课，面带笑容。
朱敏才是一位退休外交官，曾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参赞，孙丽娜是北京一所小学的退休英语教师，二人年轻时走过十多个国家，为什么会来到贵州山区支教？答案是因为想教书。
“你去哪，我跟着”
这场没有终点的支教之旅始于2005年的一天，电视上贵州教师背着孩子上课的画面深深触动了孙丽娜作为教师的柔软内心，她对一旁的丈夫说：“我还想教书，咱们去贵州吧。”“你去哪，我跟着。”朱敏才笑着回答。
朱敏才出生在贵州黄平县，在贵阳长大，上世纪60年代，怀着那个年代青年人特有的一腔热血，在贵州大学外语系读书的他，一直希望能去贵州偏远地区做老师。只是后来，他到了国家对外经贸部，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携手相伴半个世纪，在退休后，才终于有机会实现心中的夙愿。
因为超龄的问题，在电话联系北京市志愿者协会无果后，两位老人毅然坐上了去往贵州的火车。到了贵州，两人却毫无头绪，于是孙丽娜给《贵州都市报》打了电话，本想询问一下哪里需要支教老师，没想到《贵州都市报》却为此刊登了一篇题为《当志愿者，您超龄了》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回响，夫妇俩收到了来自各方的邀请。最后，他们决定选择第一个打进电话的学校作为他们的支教学校。2005年9月，他们来到了望谟二小，孙丽娜负责一个班的语文，没有教学经验的朱敏才就给妻子当起了后勤。2006年1月，一封诚恳的来信提醒他们，真正的山区学校正需要他们。于是两人离开望谟到了贵州省体操学校，但孙丽娜始终觉得与他们最初的意愿“到艰苦的缺少老师的地方去”还是有所出入。2006年7月15日，从北京传来一个噩耗，孙丽娜的老父亲得了肺癌，已是弥留之际，孙丽娜赶回了北京，丈夫留在了贵阳。
初到贵州的几年，孙丽娜夫妇的生活并不轻松。两人的退休工资一半要支撑一双儿女，一半用于生活和救助亲戚，支教又是无偿的，因此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下班路上总是只买一棵小圆白菜和土豆做晚餐。孙丽娜在贵州的第一个生日，是在路边点了两碗豆花面吃，因为身上只剩下二十几块钱，丈夫用剩下的几块钱又给妻子加了一叠小菜，就算是庆祝了。
休整一年后，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孙丽娜夫妇曾希望去灾区支教，同样因为年龄的关系被婉拒了。这时，尖山苗寨“一个老师的学校”感动了他们，他们决定，要去尖山。
6月16日凌晨4点，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两人谁也没有通知，背着行李坐上了由贵阳开往云南方向的火车，7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黔西南的一个小镇。当地马镇长得知此事后便安排车送二老上山，崎岖多石的山路和剧烈的颠簸让孙丽娜感到害怕，她悄悄对车上的记者说，“能不能不开车，走路进去吧。”在记者的安慰下，两人一路闭着眼睛挺到了学校。一下车，孙丽娜夫妇便找到学校的老师李云贵，“李老师，你太辛苦了，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我们是来支教的。”李云贵眼眶红了，带着夫妇俩向学校走去。
“太落后了，简直跟原始社会一样！孩子们一个个黑不溜秋的，还有好几个女孩光着身子。”回忆起在尖山上的日子，孙麗娜还心有余悸。这所尖山上唯一的学校由三间平房构成，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兼宿舍，是寨子里的老百姓每家用背篓背7000斤石头聚在一起垒起来的，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窗，没有灯。下山的路太远太陡，孙丽娜夫妇就在山上住下了，宿舍与公共厕所仅隔着一堵墙，每晚都得带着口罩才能睡下。李云贵的弟弟给他们砌了个水泥池子接山上的水喝，因为连着厕所，水里经常飘着蛆。
但在尖山上的日子是快乐的，“你看他们进步多大啊，有时候看到他们进步，真是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比看到我们子女进步都高兴！”孙丽娜指着视频里举着队旗唱着英文歌的孩子们说。朱敏才喜欢摄影，他把尖山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拍了许多照片和视频，刻成光碟送给村民。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们孙奶奶、朱爷爷，他们教孩子们说普通话，唱英文歌，为他们排演节目，带孩子们过了第一个少先队日，朱敏才还在体育课上教孩子们他自创的“尖山棍法”，防山上的蛇虫，2008年，村里人第一次看到了电视，看了北京奥运会。夫妻俩的支教事迹感动了很多人，马镇长给他们买了台小冰箱，后来陆续有好心人捐来了衣服、书本、凳子、乒乓球拍、洗衣机等，还给学校安了窗户，粉刷了墙，这所曾经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也迎来了一批批的支教大学生，变得从未有过的热闹。
“等他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抬他回去”
2009年8月的一天，尖山小学的学生们在下山的山路上列起了长队，他们的孙奶奶和朱爷爷要走了。孩子们齐声唱着老师教的英文歌，唱了一首接一首，直到两位老师的背影消失在泪眼模糊的视线里。孙丽娜在山上大病接着小病，在经历了一次高烧，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抵不住生活环境和身体的压力，夫妻俩放弃了在尖山的支教。下山前，他们选了两名优秀的孩子把他们送到了山下的学校。之后的两年，他们还坚持给他们寄钱，只是后来听说孩子辍学打工去了。“十三四岁的孩子，才这么点大就出去打工了，他们跟不上学习进度，也很难被山下的孩子接纳。”孙丽娜说。 随后，贵州都市报记者何星辉把二老安置到了孟关乡世华小学，何星辉就是那个最初报道他们支教事迹的记者，九年里他始终关心着两位老人，“我什么都帮不了，也只能买点生活用品，买几张火车票。”他希望能为两位老人做得更多。
2010年5月1日，夫妻俩又悄悄地离开了，来到了革命老区遵义。“您觉得哪里缺英语老师，就把我们拉到那里吧。”长途汽车站的司机师傅把他们带到了龙坪镇，在教辅站里，两位老人说明了来意，一旁的两个陌生人赶紧接过话茬说：“我们那里缺英语老师，到我们那去吧！”其中一人正是裕民小学的校长。到了学校后才知道又是没水没电，两位老人就摸黑在学校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才通了电。一年后，裕民小学和另一所小学合并为龙坪镇中心村小学。
在裕民小学，从村民家井里接来的水总是黑泥汤子，孙丽娜倒腾水的时候把腰给扭了，腰椎滑脱。回到北京接受治疗，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手里一直拿着朱老师的照片。朱敏才的身体也一直不好，一次，餐后血糖测出来30.7，孙丽娜赶紧回北京找医生，医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血糖，让他赶紧住院，朱敏才的回复却是“不去”。他还患有间歇性呼吸暂停综合症，孙丽娜一直担忧老伴的身体。想起这些年吃的苦，女儿生产的时候他们没在身边，外孙们的面丈夫一次都没见过，自己每次离开女儿都哭成个泪人……这些都让她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问朱老师想支教到什么時候，朱老师说到爬不起来为止。我和儿媳妇商量，那就等他爬不起来的时候，我们用担架把他抬回去吧。”孙丽娜说，“生活上的苦，身体上的毛病，他都无所谓，他自己研究了经穴按压法，现在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既然他想教，那就继续教吧，无非就是多吃点苦，多受点累，多生点病。”由于身体原因，孙丽娜这几年已经不教书了。
从一个在课堂上被调皮学生摸肚子的“憨厚老爷爷”到现在有口皆碑的英语教师，朱敏才说他越教越高兴。听说他是退休外交官，邻镇的学校都来找他培训英语老师。有了朱老师这个“宝”，中心村小学的校长对自己学校学生的英语水平颇为自豪。“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是一种激励，山里老师的水平不能和城里比，朱老师经常组织学校英语老师进行培训，老师们的英语教学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希望更多的支教队伍来，为我们带来更多先进的知识。”朱敏才和妻子计划，如果这个学校不留他们了，就一个乡一个乡去培训英语老师。
“我常说她是我的老师，我另一种人生的启蒙者”
2013年4月，孙丽娜的右眼突然看不见了。据医生诊断是由于长期缺乏叶黄素，通俗点讲就是蔬菜吃的太少。偏远山区石漠化严重，山里人多是吃土豆和腊肉，隔一段时间才能赶趟集买点菜。可即便如此，朱敏才还是不愿走。
有人说朱敏才太狠心，9年没回北京，岳父去世的时候也没回去，如今老伴和自己又都是一身的病，这个“顽固的老头”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自己的评价要自己做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他说，在贵州支教这几年，他终于摆脱了许多束缚，找到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所以我要感谢孙老师，我常说她是我的老师，我另一种人生的启蒙者。”
朱敏才今年72岁了，这几年的支教生涯让他感悟到：“研究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他找到了理想与现实的交汇点。支教头几年他因为不会教课，就钻研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妻子和自己的身体变差之后，因为父亲是中医的缘故，他耳濡目染懂得点医药，就自学自治；近几年，他迷恋上了哲学，还自创了一套“六何”理论——一种教导人如何思维的理论。他希望有一天这本书能够出版，他时常在课上给孩子们讲“六何”，孩子们似懂非懂，他不奢望孩子们这么早就能吃透，只希望教给孩子们一种思维方式——多角度地认识世界。
孙丽娜因为治病的关系，时常贵州、北京两地跑，“我也不教书了，想着在别的地方帮帮忙吧，这也算一种支教。”在北京的时候她都要到处找关系，为学校和孩子们联系捐款捐物。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奔波都一无所获。前年，通过女儿朋友的关系，她给学校“拉”到了20台电脑。可惜学校没有电脑教室，这些电脑现在也难有用武之地。最近，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通过《贵州都市报》得知了夫妇二人的故事，决定奖励他们10万元。夫妇俩希望用这笔钱为山区的孩子们建一所食堂，虽然10万元仅仅够启动资金，但是他们觉得，“只要开始了，就有希望。”
（感谢《贵州都市报》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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