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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藏族伦理思想，并研究发表过相关文章，但缺乏对藏传伦理思想史的系统研究。《藏族伦理思想史略》（西南民族大学余仕麟教授所著，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全书共有8章64万字，民族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发行）梳理了藏族伦理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性，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思考藏族伦理思想的内容形式、体系结构，较清晰地勾勒出藏族伦理思想发展轨迹，填补了藏族伦理思想史研究的理论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对藏族伦理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全面、科学的阐述
作者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分析研究藏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变规律，克服了目前伦理思想研究“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局面。本著作既具有深刻的学术理论，又接地气，贴近民众的实践生活，促进藏族伦理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者将藏族伦理思想史划分为七个历史时期：史前时期为萌芽、部落时期为奠基、吐蕃王朝为初步形成，分裂时期为百家争鸣、萨迦政权时期为繁荣与发展、帕竹政权时期为体系化、精细化、甘丹颇章政权时期为藏族伦理思想在近代的演变。这样分时期研究藏族伦理思想更加明晰、准确地表述了其演变历程。作者本人说在浩如烟海的藏族文献中，他只涉及到对极少数精英人物的伦理思想研究。然而，正是这种专注保证了整个研究工作没有走向漫无边际，或者说没有迷失研究方向，抓住了藏族伦理思想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内在规律性。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不局限于对藏民族历史的伦理思想资料的整理归纳和叙述，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与逻辑、比较与诠释、综合与分析等多种方法，科学揭示了藏族伦理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对藏族伦理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全面、科学阐述。例如，佛家伦理思想不仅成为藏族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内容，而且广泛渗透到整个藏民族精神、心理、生活等各领域。作者认为，佛苯两教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佛苯两教都出现了上百年的沉寂。“佛苯两教在长期的斗争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互相吸收彼此的优点，即为自己保证了生存空间，为两个宗教能够相容一地提供了可能，也确保了藏区社会秩序的有序和稳定。”[1]（P.147）
二、在藏族伦理思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基础上注重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研究
研究藏族伦理思想即需要从古典古籍中去寻找挖掘相关资料，也要关注现当代的考古发现及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注重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研究。藏族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分散于和蕴涵在藏族人民所信仰的宗教典籍、史诗、传说、神话以各类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生的、日常生活的零散感悟和归纳。因此，要对藏族伦理思想进行整理研究需要下大力气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梳理、筛选、鉴别和诠释，对零散伦理思想进行归纳概括提炼，然后才能挖掘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人物的伦理思想学说的源流和脉络。另外，在藏族传统社会藏民族宗教领袖和政治家没有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专著，也缺乏系统论述伦理道德问题，只是在只言片语中有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作者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没有可以借鉴的成果。本书作者在浩如烟海的藏族文化中剥离出能够真正代表这些宗教领袖及政治的伦理思想下了很大功夫。本书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对在敦煌发现的藏族传统社会的第一部伦理学著作《礼仪问答写卷》进行研究，作者认为《礼仪问答写卷》伦理思想对汉地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体现了汉藏伦理道德文化在历史上的深层交流和融合。
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及一些因素限制，学术界对藏族伦理思想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未能提高到应有的重视水平。以往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基本上主要集中在对汉民族的伦理思想研究，很少包含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因此，也就缺乏对藏族伦理思想的研究。由于藏族伦理思想在现实社会中体现的不够充分明显，即便还有若干遗迹，但经过历史的洗刷和时代的转换而缺乏原滋原味。“古今思想家都没有对藏族伦理思想发展史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与梳理。” [2]虽然，汉民族伦理思想博大精深，但各少数民族也具有丰富多彩的伦理思想。《藏族伦理思想史略》符合这一研究要求，研究者在藏族伦理思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基础上注重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研究。本书作者带领相关人员及研究生分别赴西藏、青海、甘肃及四川甘孜、阿坝等藏族地区进行调研，全面收集相关资料，并组织相关人员座谈，挖掘和整理藏族伦理文化。作者本人亦具有深厚的藏传佛教哲学素养，能够利用藏传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研究藏族伦理思想。
三、通过对藏族伦理思想研究，加深汉藏文化同呼吸共命运的认识
《藏族伦理思想史略》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全面梳理了汉民族与藏民族的交往关系史，进一步证明藏民族同汉民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亲缘关系。这对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如作者本书中指出：“文化要有包容性”。“本土文化应当有主动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营养的自觉，尤其是面对外来的异质文化强势传入时，更应该注意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内质来充实和壮大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被击毁，才具有长期发展下去的强大生命力。”[1]（P.141）《藏族伦理思想史略》没有把其研究对象视为孤立的思想现象，而是把它放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综合的分析、比较。如吐蕃与唐朝的文化交流。“佛教在吐蕃的被吸纳，在客观上也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佛教与儒学齐头并进发展的中原地区与藏族地区的联系和沟通。因为，中原地区佛教的兴盛为中原与逐渐信奉佛教的吐蕃构筑了沟通平台，而儒学的兴盛，则让吐蕃感受到了中原地区文明的博大深厚与极强的凝聚力，从而推动其主动向中原文明靠拢。”[1]（P.176）
藏民族的伦理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是密切相关联的，藏族伦理文化受汉民族的伦理思想影响更大。从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与汉民族开始全方位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特别是唐朝两位公主嫁入吐蕃，给藏族同胞带去了大量儒家经典，有力促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交流。而在我国元代时期藏族地区纳入祖国版图之后，伦理思想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影响更加突出、明显和清晰，有力推进了藏族伦理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成熟。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藏民族接受来自汉族地区和国外伦理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尤其随着近代国运不堪，随着国内汉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猛推进和取得成功，藏族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封建农奴社会的没落和腐朽，藏族社会以藏传佛教思想支撑着的传统伦理文化也逐渐走向衰落，西藏地区也在默默地迎接着新社会和新伦理思想的到来。”[1]（P.693）《藏族伦理思想史略》必将进一步推动藏族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藏族伦理思想，促使人们进行反思和进化心灵，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发展增砖添瓦。
总之，《藏族伦理思想史略》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在藏学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而且在实践上极有利于增进我国各兄弟民族与藏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思想文化交流，增强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感，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和发展，有利于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参考文献：
[1]余仕麟.藏族伦理思想史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2]余仕麟.藏族伦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分期[J].道德与文明，2014（5）.
一、对藏族伦理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全面、科学的阐述
作者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分析研究藏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变规律，克服了目前伦理思想研究“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局面。本著作既具有深刻的学术理论，又接地气，贴近民众的实践生活，促进藏族伦理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者将藏族伦理思想史划分为七个历史时期：史前时期为萌芽、部落时期为奠基、吐蕃王朝为初步形成，分裂时期为百家争鸣、萨迦政权时期为繁荣与发展、帕竹政权时期为体系化、精细化、甘丹颇章政权时期为藏族伦理思想在近代的演变。这样分时期研究藏族伦理思想更加明晰、准确地表述了其演变历程。作者本人说在浩如烟海的藏族文献中，他只涉及到对极少数精英人物的伦理思想研究。然而，正是这种专注保证了整个研究工作没有走向漫无边际，或者说没有迷失研究方向，抓住了藏族伦理思想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内在规律性。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不局限于对藏民族历史的伦理思想资料的整理归纳和叙述，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与逻辑、比较与诠释、综合与分析等多种方法，科学揭示了藏族伦理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对藏族伦理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全面、科学阐述。例如，佛家伦理思想不仅成为藏族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内容，而且广泛渗透到整个藏民族精神、心理、生活等各领域。作者认为，佛苯两教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佛苯两教都出现了上百年的沉寂。“佛苯两教在长期的斗争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互相吸收彼此的优点，即为自己保证了生存空间，为两个宗教能够相容一地提供了可能，也确保了藏区社会秩序的有序和稳定。”[1]（P.147）
二、在藏族伦理思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基础上注重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研究
研究藏族伦理思想即需要从古典古籍中去寻找挖掘相关资料，也要关注现当代的考古发现及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注重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研究。藏族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分散于和蕴涵在藏族人民所信仰的宗教典籍、史诗、传说、神话以各类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生的、日常生活的零散感悟和归纳。因此，要对藏族伦理思想进行整理研究需要下大力气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梳理、筛选、鉴别和诠释，对零散伦理思想进行归纳概括提炼，然后才能挖掘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人物的伦理思想学说的源流和脉络。另外，在藏族传统社会藏民族宗教领袖和政治家没有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专著，也缺乏系统论述伦理道德问题，只是在只言片语中有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作者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没有可以借鉴的成果。本书作者在浩如烟海的藏族文化中剥离出能够真正代表这些宗教领袖及政治的伦理思想下了很大功夫。本书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对在敦煌发现的藏族传统社会的第一部伦理学著作《礼仪问答写卷》进行研究，作者认为《礼仪问答写卷》伦理思想对汉地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体现了汉藏伦理道德文化在历史上的深层交流和融合。
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及一些因素限制，学术界对藏族伦理思想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未能提高到应有的重视水平。以往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基本上主要集中在对汉民族的伦理思想研究，很少包含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因此，也就缺乏对藏族伦理思想的研究。由于藏族伦理思想在现实社会中体现的不够充分明显，即便还有若干遗迹，但经过历史的洗刷和时代的转换而缺乏原滋原味。“古今思想家都没有对藏族伦理思想发展史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与梳理。” [2]虽然，汉民族伦理思想博大精深，但各少数民族也具有丰富多彩的伦理思想。《藏族伦理思想史略》符合这一研究要求，研究者在藏族伦理思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基础上注重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研究。本书作者带领相关人员及研究生分别赴西藏、青海、甘肃及四川甘孜、阿坝等藏族地区进行调研，全面收集相关资料，并组织相关人员座谈，挖掘和整理藏族伦理文化。作者本人亦具有深厚的藏传佛教哲学素养，能够利用藏传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研究藏族伦理思想。
三、通过对藏族伦理思想研究，加深汉藏文化同呼吸共命运的认识
《藏族伦理思想史略》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全面梳理了汉民族与藏民族的交往关系史，进一步证明藏民族同汉民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亲缘关系。这对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如作者本书中指出：“文化要有包容性”。“本土文化应当有主动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营养的自觉，尤其是面对外来的异质文化强势传入时，更应该注意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内质来充实和壮大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被击毁，才具有长期发展下去的强大生命力。”[1]（P.141）《藏族伦理思想史略》没有把其研究对象视为孤立的思想现象，而是把它放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综合的分析、比较。如吐蕃与唐朝的文化交流。“佛教在吐蕃的被吸纳，在客观上也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佛教与儒学齐头并进发展的中原地区与藏族地区的联系和沟通。因为，中原地区佛教的兴盛为中原与逐渐信奉佛教的吐蕃构筑了沟通平台，而儒学的兴盛，则让吐蕃感受到了中原地区文明的博大深厚与极强的凝聚力，从而推动其主动向中原文明靠拢。”[1]（P.176）
藏民族的伦理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是密切相关联的，藏族伦理文化受汉民族的伦理思想影响更大。从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与汉民族开始全方位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特别是唐朝两位公主嫁入吐蕃，给藏族同胞带去了大量儒家经典，有力促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交流。而在我国元代时期藏族地区纳入祖国版图之后，伦理思想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影响更加突出、明显和清晰，有力推进了藏族伦理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成熟。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藏民族接受来自汉族地区和国外伦理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尤其随着近代国运不堪，随着国内汉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猛推进和取得成功，藏族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封建农奴社会的没落和腐朽，藏族社会以藏传佛教思想支撑着的传统伦理文化也逐渐走向衰落，西藏地区也在默默地迎接着新社会和新伦理思想的到来。”[1]（P.693）《藏族伦理思想史略》必将进一步推动藏族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藏族伦理思想，促使人们进行反思和进化心灵，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发展增砖添瓦。
总之，《藏族伦理思想史略》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在藏学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而且在实践上极有利于增进我国各兄弟民族与藏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思想文化交流，增强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感，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和发展，有利于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参考文献：
[1]余仕麟.藏族伦理思想史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2]余仕麟.藏族伦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分期[J].道德与文明，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