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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上天为每一段伤痛开出的最好药方，但时间恰恰也是检验我们心灵是否健全的那根标杆。
悲痛可以因为时间的延走而趋于麻木，而罪责却不会因为时光的隐匿而消失。“向前看”的理论，也不能拒绝我们作为人类对自己过失、错误以及罪孽的救赎。
2014年9月20日，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
“记者可以不顾栏目生死，但他必须做出权衡。”央视记者陈耀文在杨伟光追思会上，终于对毙过他节目的老台长有了一份理解。
发生在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大火造成325人死亡，其中288人是中小学生。陈耀文为《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对这场大火前因后果进行了深度调查。
但是，这盘节目带并没有播放。当知道节目被毙时，陈耀文这位西北汉子曾哭得抬不起头。
12年后，他以另一种方式将大火内幕公之于世。
谢志强的愤怒
2006年12月12日深夜，看完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后，陈耀文做出一个决定，将12年前做的那期没能播出的节目画面抓成图片，用文字补充照片的形式，以“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揭秘”为题，在博客上讲述那段尘封已久的故事。
1994年12月21日，陈耀文和同事到了克拉玛依，他们是赶到现场采访的惟一一个中央级电视媒体。
12月22日，已调任塔里木油田总指挥的谢志强被紧急调回克拉玛依，再任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兼任克拉玛依市委书记。他曾经在克拉玛依工作过30多年。
谢志强批评了原来领导们给陈耀文设置的“关照”措施，下达的新指示是，只要是法律允许的，“焦点访谈”记者哪里都可以去。
12月24日一大早，谢志强在办公室接受了陈耀文的采访。
谢志强极为沉痛地说：现在克拉玛依的大部分领导都是我在这里任职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很多人被提拔时我是说过好话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提拔了这样一批在危难发生时不顾学生，不顾小朋友，却只顾自己逃命的人。他们不是不称职，而是做人不合格，连起码的做人的良知都没有。我很痛心，这些人给我们党和政府的脸上抹了黑，我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耀文被允许进到火灾之后的友谊馆进行拍摄。
友谊馆一度是克拉玛依市地标式建筑，但大火之后的友谊馆已经面目全非。友谊馆前厅地上，散落着孩子们留下的课本、作业本和各种号码的鞋子，还有装满米饭、包子、油饼等食物的铝制饭盒。
在友谊馆后排北侧，墙体上的软性装饰物以及座椅上的软包装均被烧毁。这些东西燃烧时释放的有毒气体，致使很多学生和老师失去生命。
那场大火是由舞台上方的一个碘钨灯引燃幕帘引起的，发生在第一个节目表演当中。舞台工作人员发现舞台顶上掉下火球，情急之中关上大幕，导致舞台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随后，舞台上大量的燃烧热量发生爆燃，将点燃的大幕推向观众席……
没有效率的救火行动
友谊馆坐东朝西，两侧有两米多宽的回廊，正面有一个前厅。整个礼堂正门以及南北两侧共计有七个出入口。
陈耀文在调查中发现，12月8日那天，礼堂与外界相通的正面三个卷闸门中最右侧的一个，以及观众席前方左侧通向厕所的那个太平门是开着的，其余的门全部被锁死。而那个开放的卷闸门，也在大火后因断电自动落下！
着火后，路过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孩子家长们，各自为战地进行营救。他们砸碎玻璃，从附近的办公楼用脸盆端水往里面泼，从居民楼接出橡皮管子往里灌水……这些办法几乎是徒劳的，因为这些水根本到不了孩子们身边，也阻挡不住礼堂里的烈焰以及含有大量有毒气体的浓烟。
友谊馆两侧外墙上的门窗，都安装了左右推拉的铁栅栏，不借助专业工具，一般人根本无计可施。而迟迟赶到的消防队，却没有足够的专业破门器材。
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消防支队政委侯进明接受采访时告诉陈耀文：12月8日，他们在失火15分钟之后就到了现场，要命的是，他们没有很专业的破门工具，带到现场的惟一一把消防斧根本对付不了友谊馆坚固的铁栅栏和卷闸门……
克拉瑪依市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只有6个市政消防栓，距友谊馆最近的消防栓在3公里之外。几台消防车都是很多年前的小吨位解放牌，一车只能装不到3吨水，来回一趟，加上上水时间，最快也要10分钟。侯政委坦然地说：当时就是这个条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群众都骂我们，我们也是一肚子苦水啊。没有专业装备和人员，我们和一般群众没什么区别啊。
克拉玛依当时有一级防火重点单位几百个，二级上千个，但消防部门只有四个职业消防员，武警消防支队也只有416人。侯进明还说，我们按照要求的必须条件呼吁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就是没人重视。
幸存者的质疑
李萍是克拉玛依市第一小学的辅导员。
演出那天，他们学校的节目靠后，她带着孩子们在观众席倒数第二排看节目。第一个节目最后造型时，她看到了舞台上方掉下的一个个火球，一开始，她以为是节目设计的焰火效果。后来感觉不对，在大幕合上的瞬间，她和另外一个老师快速招呼自己带领的12个孩子，向惟一开启的那个卷闸门跑。爆炸气浪把她和孩子们推倒在前厅，她招呼自己的学生往外跑，看见卷闸门落下时，她用自己柔弱的身体扛住沉重的铁门，让孩子们一个一个往外爬。
但是，李萍自己惟一的10岁儿子没能跑出来。
接受采访时，李萍质问道：我的很多同事，就坐在礼堂的后排，他们都没有跑出来，那是因为他们要照顾自己的学生，而坐在前排，离入口最远的那些领导都跑出来了，他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陈耀文在采访检察官的时候，证实了一个事实：清理现场的时候，礼堂里面很多被有毒气体熏死的孩子身上，有大人的脚印。而且不止一个！
还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惑着陈耀文。“两基”验收团的23名成员中，17人遇难，其余全部受伤；而克拉玛依当地的领导，全都跑了出去，尽管有人被烧伤。 当地人给陈耀文这样一个解释：自治区组织的“两基”验收团是由自治区教委领导和全疆各地区的教委领导构成的，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光临克拉玛依，着火后从进来的大门往出撤。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左手十几米远，礼堂北侧东段、靠近舞台的地方，有一个太平门通往北侧的回廊，这个门没上锁，回廊里有两个面积很大的卫生间。当地领导经常在这里开会、看演出，路线熟，意识清，又没有管那些在无序中混乱的孩子和外地人，所以，他们捷足先登地逃离了火场。
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的方天录是现场的当地最高行政领导之一。也许是“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句话帮了他的忙，使他比较早地离开火场，头部脸部及手臂轻度烧伤。作为领导干部，他没有积极采取有效的组织措施，而是立即赶往医院医治创伤。在乘坐的汽车路过消防队时，他都没有进去报警。
况丽，时任克拉玛依市教委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这次验收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经检察院核实，发生火灾现场失控后，她跑到了友谊馆北侧回廊外的女厕所，由于铁栅栏太结实，她只好砸碎窗玻璃保证有足够的空气。
陈耀文在当地检察院检察长的陪同下，专门勘察了这个女厕所。里间有10个蹲位，外间两面有洗手池，总面积大约有25平方米。如果她当时能把一些孩子疏散到这里，这个厕所起码能让30个或更多孩子像她一样身体健康地走出劫难。
在友谊馆外面参与抢救的金建新向检察院证明：为了不被已窜到回廊的有毒气体所伤害，况丽用身体顶着厕所门，任凭已经跑到回廊的孩子们怎么推门、拍门，都拒绝开门。
来自法律的审判
在看守所，陈耀文采访了文化艺术中心领导孙勇。送他回监房途中，陈耀文递给他一支香烟，并给他点着。
陈耀文问他：感觉冤枉吗？
孙勇说：想想那些死去的孩子，我觉得不冤，就是杀我的头，我都觉得不过分。
事发时，他在前厅楼上的办公室里。听到声音往下跑，但根本进不到礼堂里去。他当时的反应是，完了！这要死多少人啊！要是早一点把那几盏灯取下来就好了，晚了，说啥也晚了……
高礼是新疆石油管理局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他对陈耀文回忆说：大火发生后不久，他和很多人就到了现场。隔着铁栅栏，他们看见孩子在里面扒着门缝呼喊“叔叔，救救我们”，里面厚厚的木门被孩子们不断地晃动着。
可在外边的高礼们，没有任何专业工具，只是拼命用手、用脚、用血肉之躯对付着岿然不动的铁栅栏。
高礼愤怒地说：那些本该监护着孩子们的领导，置没有求生本领的孩子们于不顾，放弃了自己监护责任，他们这样做就是在杀人。他们能够抬腿跑，就是杀人行动的开始；跑出来了，就是杀人行动的完成。应该以故意杀人罪对那些跑出来的领导们进行审判！
1994年12月10日，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对14名被告人分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
1995年5月30日，14名被告人被提起公诉，分别被判处四到七年有期徒刑。
时任克拉玛依市副市长赵兰秀，在大火中被严重烧伤，可能是当地伤势最严重的领导，据说是在抢救人员进入火场后被抬出现场的。赵兰秀被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时任克拉玛依教委副主任唐健，在醫院接受了陈耀文的采访。他告诉陈耀文，看到大火烧起来时，就组织大家疏散，但是火太大，没有多久就支撑不住了，只好赶快离开。他是从北侧中间的门跑到回廊，再通过前厅跑出来的。唐健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况丽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克拉玛依市教委普教科科长朱明龙，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陈耀文将他手头掌握的“12·8”特大火灾事故影像资料的大部分贴在博客上后，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
在克拉玛依采访过程中，陈耀文结识了几个朋友，博文发出后，他特意让朋友对他博文里描述的细节进行甄别。他不希望发出去的信息有“硬伤”，特别是一些关系到人物的情节。
朋友帮忙纠正了几个细节，但却说了一句话：“我们这里都在淡化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们还揪住不放啊？”
这句话，让陈耀文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他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对曾经的往事完全淡漠，‘向前看’的理论，也不能拒绝我们作为人类对自己过失、错误以及罪孽的救赎。”
克拉玛依大火发生多年之后，杨伟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谈到没有播出那期焦点访谈节目的原因。他承认，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又愤怒起来以后，向领导施加压力”。出于平息群众情绪的考量，他还是将这期节目压了下来。
悲痛可以因为时间的延走而趋于麻木，而罪责却不会因为时光的隐匿而消失。“向前看”的理论，也不能拒绝我们作为人类对自己过失、错误以及罪孽的救赎。
2014年9月20日，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
“记者可以不顾栏目生死，但他必须做出权衡。”央视记者陈耀文在杨伟光追思会上，终于对毙过他节目的老台长有了一份理解。
发生在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大火造成325人死亡，其中288人是中小学生。陈耀文为《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对这场大火前因后果进行了深度调查。
但是，这盘节目带并没有播放。当知道节目被毙时，陈耀文这位西北汉子曾哭得抬不起头。
12年后，他以另一种方式将大火内幕公之于世。
谢志强的愤怒
2006年12月12日深夜，看完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后，陈耀文做出一个决定，将12年前做的那期没能播出的节目画面抓成图片，用文字补充照片的形式，以“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揭秘”为题，在博客上讲述那段尘封已久的故事。
1994年12月21日，陈耀文和同事到了克拉玛依，他们是赶到现场采访的惟一一个中央级电视媒体。
12月22日，已调任塔里木油田总指挥的谢志强被紧急调回克拉玛依，再任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兼任克拉玛依市委书记。他曾经在克拉玛依工作过30多年。
谢志强批评了原来领导们给陈耀文设置的“关照”措施，下达的新指示是，只要是法律允许的，“焦点访谈”记者哪里都可以去。
12月24日一大早，谢志强在办公室接受了陈耀文的采访。
谢志强极为沉痛地说：现在克拉玛依的大部分领导都是我在这里任职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很多人被提拔时我是说过好话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提拔了这样一批在危难发生时不顾学生，不顾小朋友，却只顾自己逃命的人。他们不是不称职，而是做人不合格，连起码的做人的良知都没有。我很痛心，这些人给我们党和政府的脸上抹了黑，我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耀文被允许进到火灾之后的友谊馆进行拍摄。
友谊馆一度是克拉玛依市地标式建筑，但大火之后的友谊馆已经面目全非。友谊馆前厅地上，散落着孩子们留下的课本、作业本和各种号码的鞋子，还有装满米饭、包子、油饼等食物的铝制饭盒。
在友谊馆后排北侧，墙体上的软性装饰物以及座椅上的软包装均被烧毁。这些东西燃烧时释放的有毒气体，致使很多学生和老师失去生命。
那场大火是由舞台上方的一个碘钨灯引燃幕帘引起的，发生在第一个节目表演当中。舞台工作人员发现舞台顶上掉下火球，情急之中关上大幕，导致舞台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随后，舞台上大量的燃烧热量发生爆燃，将点燃的大幕推向观众席……
没有效率的救火行动
友谊馆坐东朝西，两侧有两米多宽的回廊，正面有一个前厅。整个礼堂正门以及南北两侧共计有七个出入口。
陈耀文在调查中发现，12月8日那天，礼堂与外界相通的正面三个卷闸门中最右侧的一个，以及观众席前方左侧通向厕所的那个太平门是开着的，其余的门全部被锁死。而那个开放的卷闸门，也在大火后因断电自动落下！
着火后，路过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孩子家长们，各自为战地进行营救。他们砸碎玻璃，从附近的办公楼用脸盆端水往里面泼，从居民楼接出橡皮管子往里灌水……这些办法几乎是徒劳的，因为这些水根本到不了孩子们身边，也阻挡不住礼堂里的烈焰以及含有大量有毒气体的浓烟。
友谊馆两侧外墙上的门窗，都安装了左右推拉的铁栅栏，不借助专业工具，一般人根本无计可施。而迟迟赶到的消防队，却没有足够的专业破门器材。
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消防支队政委侯进明接受采访时告诉陈耀文：12月8日，他们在失火15分钟之后就到了现场，要命的是，他们没有很专业的破门工具，带到现场的惟一一把消防斧根本对付不了友谊馆坚固的铁栅栏和卷闸门……
克拉瑪依市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只有6个市政消防栓，距友谊馆最近的消防栓在3公里之外。几台消防车都是很多年前的小吨位解放牌，一车只能装不到3吨水，来回一趟，加上上水时间，最快也要10分钟。侯政委坦然地说：当时就是这个条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群众都骂我们，我们也是一肚子苦水啊。没有专业装备和人员，我们和一般群众没什么区别啊。
克拉玛依当时有一级防火重点单位几百个，二级上千个，但消防部门只有四个职业消防员，武警消防支队也只有416人。侯进明还说，我们按照要求的必须条件呼吁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就是没人重视。
幸存者的质疑
李萍是克拉玛依市第一小学的辅导员。
演出那天，他们学校的节目靠后，她带着孩子们在观众席倒数第二排看节目。第一个节目最后造型时，她看到了舞台上方掉下的一个个火球，一开始，她以为是节目设计的焰火效果。后来感觉不对，在大幕合上的瞬间，她和另外一个老师快速招呼自己带领的12个孩子，向惟一开启的那个卷闸门跑。爆炸气浪把她和孩子们推倒在前厅，她招呼自己的学生往外跑，看见卷闸门落下时，她用自己柔弱的身体扛住沉重的铁门，让孩子们一个一个往外爬。
但是，李萍自己惟一的10岁儿子没能跑出来。
接受采访时，李萍质问道：我的很多同事，就坐在礼堂的后排，他们都没有跑出来，那是因为他们要照顾自己的学生，而坐在前排，离入口最远的那些领导都跑出来了，他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陈耀文在采访检察官的时候，证实了一个事实：清理现场的时候，礼堂里面很多被有毒气体熏死的孩子身上，有大人的脚印。而且不止一个！
还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惑着陈耀文。“两基”验收团的23名成员中，17人遇难，其余全部受伤；而克拉玛依当地的领导，全都跑了出去，尽管有人被烧伤。 当地人给陈耀文这样一个解释：自治区组织的“两基”验收团是由自治区教委领导和全疆各地区的教委领导构成的，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光临克拉玛依，着火后从进来的大门往出撤。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左手十几米远，礼堂北侧东段、靠近舞台的地方，有一个太平门通往北侧的回廊，这个门没上锁，回廊里有两个面积很大的卫生间。当地领导经常在这里开会、看演出，路线熟，意识清，又没有管那些在无序中混乱的孩子和外地人，所以，他们捷足先登地逃离了火场。
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的方天录是现场的当地最高行政领导之一。也许是“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句话帮了他的忙，使他比较早地离开火场，头部脸部及手臂轻度烧伤。作为领导干部，他没有积极采取有效的组织措施，而是立即赶往医院医治创伤。在乘坐的汽车路过消防队时，他都没有进去报警。
况丽，时任克拉玛依市教委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这次验收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经检察院核实，发生火灾现场失控后，她跑到了友谊馆北侧回廊外的女厕所，由于铁栅栏太结实，她只好砸碎窗玻璃保证有足够的空气。
陈耀文在当地检察院检察长的陪同下，专门勘察了这个女厕所。里间有10个蹲位，外间两面有洗手池，总面积大约有25平方米。如果她当时能把一些孩子疏散到这里，这个厕所起码能让30个或更多孩子像她一样身体健康地走出劫难。
在友谊馆外面参与抢救的金建新向检察院证明：为了不被已窜到回廊的有毒气体所伤害，况丽用身体顶着厕所门，任凭已经跑到回廊的孩子们怎么推门、拍门，都拒绝开门。
来自法律的审判
在看守所，陈耀文采访了文化艺术中心领导孙勇。送他回监房途中，陈耀文递给他一支香烟，并给他点着。
陈耀文问他：感觉冤枉吗？
孙勇说：想想那些死去的孩子，我觉得不冤，就是杀我的头，我都觉得不过分。
事发时，他在前厅楼上的办公室里。听到声音往下跑，但根本进不到礼堂里去。他当时的反应是，完了！这要死多少人啊！要是早一点把那几盏灯取下来就好了，晚了，说啥也晚了……
高礼是新疆石油管理局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他对陈耀文回忆说：大火发生后不久，他和很多人就到了现场。隔着铁栅栏，他们看见孩子在里面扒着门缝呼喊“叔叔，救救我们”，里面厚厚的木门被孩子们不断地晃动着。
可在外边的高礼们，没有任何专业工具，只是拼命用手、用脚、用血肉之躯对付着岿然不动的铁栅栏。
高礼愤怒地说：那些本该监护着孩子们的领导，置没有求生本领的孩子们于不顾，放弃了自己监护责任，他们这样做就是在杀人。他们能够抬腿跑，就是杀人行动的开始；跑出来了，就是杀人行动的完成。应该以故意杀人罪对那些跑出来的领导们进行审判！
1994年12月10日，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对14名被告人分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
1995年5月30日，14名被告人被提起公诉，分别被判处四到七年有期徒刑。
时任克拉玛依市副市长赵兰秀，在大火中被严重烧伤，可能是当地伤势最严重的领导，据说是在抢救人员进入火场后被抬出现场的。赵兰秀被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时任克拉玛依教委副主任唐健，在醫院接受了陈耀文的采访。他告诉陈耀文，看到大火烧起来时，就组织大家疏散，但是火太大，没有多久就支撑不住了，只好赶快离开。他是从北侧中间的门跑到回廊，再通过前厅跑出来的。唐健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况丽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克拉玛依市教委普教科科长朱明龙，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陈耀文将他手头掌握的“12·8”特大火灾事故影像资料的大部分贴在博客上后，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
在克拉玛依采访过程中，陈耀文结识了几个朋友，博文发出后，他特意让朋友对他博文里描述的细节进行甄别。他不希望发出去的信息有“硬伤”，特别是一些关系到人物的情节。
朋友帮忙纠正了几个细节，但却说了一句话：“我们这里都在淡化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们还揪住不放啊？”
这句话，让陈耀文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他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对曾经的往事完全淡漠，‘向前看’的理论，也不能拒绝我们作为人类对自己过失、错误以及罪孽的救赎。”
克拉玛依大火发生多年之后，杨伟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谈到没有播出那期焦点访谈节目的原因。他承认，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又愤怒起来以后，向领导施加压力”。出于平息群众情绪的考量，他还是将这期节目压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