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厂是建在山坡上的。据说，是农机部的一个头头，坐着飞机在天上兜了一圈儿，随手一指“就这儿吧”，于是，就这儿了。顶着一脸被阶级斗争的“黑五类”们从四面八方被运送过来，占据了原本是蛇和蚊子的领地（贵州十八怪里有“三只蚊子一盘菜”的说法）。
　　大家叫它“8923厂”。即：8点上班，9点就可以自由下班了；下午2点上班，3点就全走光了。什么下雨啊、停电啊、耗子闹太凶了，全都不用开工。门可罗雀的厂区里只有一个姓周的“牛鬼蛇神”在打扫卫生。
　　周蛇神是个工程师，满怀壮志豪情从东南亚饱学归来，为了感谢他报效祖国的一片赤诚，组织上送给他一顶“里通外国”的大帽子，扔到了黄果树瀑布脚下的山腰上。他是厂里唯一全勤的人，戴帽子的“叛徒”无权享受“8923”。
　　有天一早儿起来就停电，大伙儿吃完早点就直接回宿舍了。 天公作美，雨越下越大。一屋子人正楚河汉界奋勇厮杀，老主任推门进来了，说：车间进水了，机床都赛龙舟了，待会儿雨小点儿了都去排水吧。至于是一班组去还是二班组去的问题，大家提议博弈决定。结果直下到太阳都出来了，也没分出胜负，只好同去。
　　一行人来到车间门口时发现水已被排干净了，一些半成品零件整整齐齐地码在了高处。周蛇神像个没烘干的泥人张作品一样正弓着老腰逐台擦机器，脸上的污渍花花绺绺，跟游街时画的鬼脸一样。
　　这场大雨后，我们车间因为损失最小而受到了表扬，还得了一面小锦旗。
　　车间主任是个江西老劳模，端着锦旗坐立不安，“掐”不进饭，“抠”不好觉：水是老周一人淘干净的，可他是“特务”啊，他要是在车间里埋颗炸弹，破坏社会主义大生产那可怎么办？老周是被“限制使用”的人，这家伙还老惹是生非，啥都恨不得着把手儿，早晚捅娄子，本身就是个定时炸弹……为了安全起见，老南昌上蹿下跳跑了一礼拜，终于把这个隐患给挪出去了。后来看，这瞎劲算是白费了。没多久，周蛇神在香港的独身叔叔去世了，需要他继承遗产，便从此离开了这片“挚爱的土地”。不知他活没活到97年，圆没圆了那个“回归”梦。
　　按理说，8923的孙子们是为支援贵州建设而来的，可当地的老乡并不买他们的帐。厂里用的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管子接好头两天流出来的还是清水，第三天就变成了浅黄色，零星漂浮着未消化干净的红辣椒，泛着刺鼻的恶臭。很明显，有人在上游水源里倒进了大便。
　　厂里派人跟农民兄弟谈判，农民说，“你们抢了我们浇田的水，毛主席不容！共产党旗子上有我们一把镰刀，你们的斧子不能砸碎我们的饭碗！”厂里只好赔钱了事，可没过多久水管又被砍断了，大伙儿开玩笑说“农民兄弟又缺钱了”。
　　二车间有人养了条狗，每顿饭总给小家伙留上一口。那天食堂吃的是米饭熬白菜，他照例吃了八分饱儿，把碗底儿的剩饭倒在狗食盘儿里，正巧被一个背着铁锤上山砍石头的农民瞧见了，二话不说，抡起铁锤大步流星冲那埋头憨食的狗东西飞奔而来，拼死力砸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狗是被拴着的，在有限的狭小范围内飞腾跳蹿，血淋淋的惨叫声撕心裂肺。那人边砍边用火辣辣的当地口音怒吼：“我让你吃！我让你吃！俺们全家多少年都吃不上白米饭了！你个狗东西，我让你吃！”
　　混着皮毛的烂肉呈喷射状飞溅，犬吠声渐次虚弱，像投石入水泛起的涟漪，只剩下远山的回音，久久不去。在墙角里掖着的那个缩成了一团的狗主人，下巴脱臼似的垂着，面前摊散着刚才那只饭碗破碎的瓷片，在日头下光闪闪扎眼。
　　最后，那农民砍断了拴狗的链条，把死狗拎起来，往身上一搭，扬长而去。
　　整院的人没喘出一口大气。据说，你要是跟一个当地人吵架，半小时之内就会聚齐一百个以上的当地人，铲平你全家。
　　不光这，买卖交易中外地人也有‘特殊待遇’。卖本地人5分钱一斤的菜，外地人买就是“已交”（一角），你要是分辩，“刚才卖他为什么5分？”他就龇着黄板牙冲你嘟囔，“已叫久四已交嘛！”要么别买，要么就甘当冤大头。
　　后来得知，有大部分卖菜的农民都不会算账，于是大伙儿就“四七一十二”、“八八二十五”的忽悠起来。上海来的小青年个个精豆儿，他们合伙儿买鸡蛋，其中一人挑好五六个，站起身闪到一边，将一张10元的大票递过去让当地农贩找钱。对于一个不识数的农民来说，这不比演算神八轨道精度更容易些。小黄埔也不急，和颜悦色地跟他慢煲，说“没关系，差个七毛八毛的就甭找啦”。越是这么说，老农就越心焦，非得算它个精准不可。就在这会儿，剩下的几个人就蹲下来，你3个我5个地把竹筐里的蛋塞进了自己口袋里。
　　我跟闺女讲起过这故事， 当时她曾埋怨说，“太缺德了吧？卖鸡蛋能挣几个钱啊，还欺负这样的可怜人？”可那些年的心态则是：我们可怜他，谁可怜我们啊？！
　　贵州这地方，山多，林多，木材也多，家家农舍旁都堆积着小山一样剥了皮的木料，大有上好的香樟、红松等名贵货色，卖得也相当便宜，10块钱就能换一大根。
　　有个姓李的小山东，人精手巧，打得一手好家具，也就率先瞄上了这桩生意。
　　出了“8923”，翻一个山坡就是火车站，常有货车减速经过（站太小，一般不停靠）。见有车来，小山东就瞅准机会蹿上去，两节车厢中间有个用钢铁焊接的通过台，还有两根立式的铁扶手，他就站在这小台子上面，抓着扶手，像铁道游击队那样。
　　等挨到了下一站，就偷偷跳下来，在山坡上散落的那些低矮的农舍里，用一星期无菜水泡饭省下的钱换来一根木头，再照样扒火车返回。一只胳膊紧搂着木头，另一只胳膊死命挎着栏杆，紧闭双眼，任风切割耳鼓，忍受着大地在脚下的呜咽咆哮。只待车减速了，先把木头往下一扔，人再跳下去，打几个滚儿爬起来，就圆满成功了。
　　那些拿命换回的木材，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床头柜、五斗柜、高低柜、靠背椅……山东李越干越精神，瘦巴巴的脸上泛着红光。听说，他在家乡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只待调回去，就能用这些漂亮的物件装点洞房了。大伙儿都替他高兴，都等着蹭他的喜烟喜糖。可他就是老也调不回去。
　　调不回去，就结不了婚；结不了婚，就使不上这些漂亮的家具。他还照样扒火车买木头，钉刨出更多的东西，甚至还有婴儿车。只是那一次，去了，就没再回来。
　　同事一行人沿着铁轨寻找，零零散散地把他捡拾起来，最终还是少了一条大腿、半个脑袋。那根樟木倒是毫发未损，大伙儿用它锯了个“木碑”立在半山腰上，剩下的边角下料切成小块儿，做了副麻将牌。再停电歇工时，就有了更多的闲趣。
　　小李妹妹来取她哥的行李，大家想帮她把家具运回去，她说不用了，那姑娘早就嫁人了。家里让人帮着写了封信告诉他哥甭等了，可小李没回信……
　　后来，那些家具被大伙儿分了，我分到了一只香樟木的床头柜，捎回了北京。可惜没多久就开裂了，碎得七零八落。
　　就像北方的人难以适应南方的潮湿一样，南方的柜子也没能适应北方的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