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纸更替对中国古代地方的行政管理与权力运作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秦汉时期,由于简册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以致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最高呈至县级机构。这些文书所负载的管控民众、征发赋役的基层行政功能,也主要是在国家权力末端的乡一级机构展开。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分以及鱼肉百姓的经济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并不掌握赖以稽核的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而喟叹。纸张代替简册后,在帝国革除乡政弊端以及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内在驱动下,各种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亦随之由县令统揽。简纸更替虽为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提供了技术条件,但县廷并不具备直接面对分散个体小农的能力,随着唐后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的士绅阶层逐渐登上乡村政治舞台,从而开启了后世"皇权不下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