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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的执政逻辑有两种战略选择：合法性与有效性。从制度层面的合法律性、价值层面的合道德性和目标层面的合公益性透视合法性生成有效性的执政逻辑，可以看出单一合法性逻辑的低效能困境。从有效益性、有效率性和有效果性透视有效性中汲取合法性的执政逻辑，可以看出单一有效性逻辑的低认同限度。因此，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互动既是政党改革的必然诉求，也是执政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理性诉求。
[关键词]合法性；有效性；逻辑；互动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2-0012-03
政治体系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决定了任何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都需要两大基本要件：一是政治体系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有效的政治秩序，即政治的有效性；二是政治体系的特性与作为能够获得民众足够的认同、忠诚和拥戴，即政治的合法性。现代政党的执政正是以这两个使命的互动为逻辑出发点来建构权威的。正如李普塞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而合法性是确定价值。”也即合法性指的是价值理性，有效性指的是工具理性。当代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向整合不仅意味着政治关系的变革、政治权力的调整、政治过程的规范，而且也是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中，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过程中在政党政治领域发生的正向的政治变迁，因此，这种整合蕴含着现代社会发展对执政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现实诉求。
一、价值与困境：从合法性价值理性中生成有效性逻辑的透视
作为代议制民主的产物，政党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合乎理性的存在。从世界范围看，尽管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不同，从而使政党执政的方式与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现代政党执政逻辑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面临获取、提高合法性的问题，而以合法性为首要战略选择的执政逻辑与有效性在三个层面相耦合。
第一，制度层面的合法律性内生出执政有效性的法治维度。政治系统的效力来自于处理各种复杂利益诉求以缓解系统自身的压力，在政党时代，执政党是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政治系统的效力明确的表现为执政的有效性。由于“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作为国家正义化身的法律制度能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来自各方的利益要求，对减缓和化解政治系统的压力至关重要。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调节利益关系的法律程序的低效率往往导致系统成员利益要求的压力转向整个政治系统。因为既然通过合法的途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解决，那么许多非法的破坏政治秩序的手段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这样的话，政治系统就会遭受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冲击而陷于崩溃，因此，执政有效性的法治化对于一个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执政党来说，尤为重要。不同类型的执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体制内通过合法选举上台执政的竞争性政党，其产生是符合法律的，而不是非法获得执政权的；二是对于体制外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在取得了执政地位之后应当自觉将自身置于法律之下，依法执政。
第二，价值层面的合道德性催生出执政有效性的权威维度。合法性的核心价值基础是合道德性，对合法性“认可”的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道德判断。进人近代政党政治时代以来，社会发生了主体性的变迁，政党政治的发展遵循着一条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建设的自主性发展轨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政治决策从注重经验转向注重科学；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寻求法律控制；政治文化从群众文化转向公民文化；政治参与从动员型转向参与型。社会急剧的变革和转型，迅速的消解执政有效性的权威，长期作为有效性评价标准的政治民主化、参与扩大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繁荣化、社会福利化等，在社会的变迁中遭受利益多元化、结构多样化、发展非均衡化和社会异质性增加等敏感问题的冲击，人们对政党绩效的期待随着利益的多元、观念的多变、行为的多样、价值的多选而更加挑剔。民众从过去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到现在开始怀疑权威、否认权威，社会的秩序和权威被动摇了，执政党及其领袖不再具有神圣的地位。然而现代化进程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主导，因为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矛盾的化解、各种利益冲突的协调、各种风险危机的处理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发挥导向和均衡调节功能，以保持社会的秩序和发展。这种执政有效性的权威只能来源于合法性资源中的道德权威，依靠执政党的道义基础提升有效性的道德权威。
第三，目标层面的合公益性决定了执政有效性的宗旨维度。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政治权力行使的公益性作为划分“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的标准。从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看，政治权力的公益性一直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现代政党，一方面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表明了其先天的阶级倾向性，另一方面，公共权力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本质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公共性，作为执政党其掌握的公共权力必须符合公益性的目的，这就要求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恰当的处理好应然的代表“部分”与实然的代表“全体”的关系，对自身执政行为的客观评价需要建构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共同利益，就无法理解公共权力表现的“公共行使”特征。因为共同利益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驱动力，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执政党必须超越政党利益以及由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真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公益性决定了执政党不仅要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并且要尽可能地做到平等分配，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正当掠夺。
合法性中蕴含的有效性基因内在的规定了这样一个逻辑：政党执政的战略选择以合法性为首选，通过民主政治的发展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执政逻辑从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充满了动荡和混乱。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进入了一个扩张时期，这种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如投票率、游行、示威、抗议呈现高涨势头，平 等的价值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民主浪潮，使得人们不再感到有义务去服从那些在年龄、职位、地位、专长、声望、才智上被认为比自己优越的人，人们越来越怀疑权威。“公众对政治领导人和组织的信赖和信任程度的衰落，政治体制中(如政党、总统直属的政府机构)权力和影响力度下降，公共事务中‘对手’媒介和富有‘批判性’的知识界的新的重要性以及政治领导一致性、目的性、自信心的弱化。”由于对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权威的信心和信赖显著下降，公众对政府产生了疏离感，政治参与的高涨逐渐冷却，民主制度也因此而陷入了危机。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但亨廷顿认为，这种办法无疑是火上加油。因为美国的民主危机是民主过剩引起的，民主过剩是民主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单纯的民主化同样是破坏政治秩序稳定的主要因素，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选择了西方民主的制度后却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经济崩溃——国家资产缩水50％，政府靠贷款度日；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出现和平时期人均寿命下降的罕见现象；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大搞北约和欧盟东扩，在其周边大搞颜色革命，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可见，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发展，是本末倒置的政治发展，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民主的发展，相反往往还会损耗现代化发展为民主化所积累起来的资源，从而把民主化变成畸形儿。
二、价值与限度：从有效性工具理性中汲取合法性逻辑的透视
当代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现代国家，被特洛尔奇描绘为“国家的世俗化”，即国家成为世俗的制度，根据自行负责的理性来建构其统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由此政党政治应运而生。随着人民主权的确立，现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依据来源于世俗社会而不是神权，因此与政教合一的年代不同，政党的执政并没有一个神性的、永恒的根据，而必须紧跟社会和人的变化而对执政的方向和侧重进行相应调整，其行使职权的渊源根植于社会与大众的规律性流变，而不在一个恒常的天道，合法性的变迁对有效性提出了新的诉求，因此，从有效性中汲取合法性的执政战略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效益性为执政体系自身结构的完善建构秩序。政治实践证明，在人类生活中，政治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塑造，但是政治权力并不一定能持久的维护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持久维护，除了政治权力外，还需要政治合法性。政治权力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正如卢梭所说：“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在政党政治时代，现代化的发展对政党执政的诉求是创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社会秩序需要内生出与现代化相耦合的现代民主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尤其在现代化潮流引发落后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历史性巨变过程中，保证落后国家稳妥地迈向现代化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有效的执政。对于整合多元化的社会来说，这种有效主要表现为执政的效益，成本低，而制定的政策能够满足多样化社会的需求，有效益性的执政能够为急剧变革和转型的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制度资源，这一有效的制度体系能够整合大规模社会、推动大规模发展、达到大规模效益，并且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序的发展空间和规范的行动逻辑。
第二，有效率性为执政体系经济功能的发挥提供动力。专注于绩效合法性的提升是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政党普遍的追求，尤其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压力，只有不断的推动经济发展，才能巩固执政地位，于是发展成了各国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个有效率的执政，主要表现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民众福利、增进国民财富、治理环境污染、创造就业机会等。实践证明，一个高效率的执政党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飞速发展，为整个执政体系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获取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一定程度上说，执政绩效好，执政体系就稳定；绩效差，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就差。阿尔蒙德认为，产出效应对于民主稳定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林茨也认为，政府绩效低劣会削弱民主制度的信用。“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第三，有效果性为执政体系预防危机和驾驭风险提供保障。在政治过程中，政治秩序是以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这种不平等的维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政治秩序合法统治的有效性均以两个方面的有效性为基础。首先是外在客观的有效性，如服从的习惯或习俗以及强制性的法律。其次是内在主观的有效性，即被统治者发自内心地认为统治者有权指挥他们，而自己则有义务服从统治者。服从与命令两者的运行机理存在于统治者能够从利益上满足被统治者的需求。拉丁美洲的威权体制特别强调以快速的经济增长遏制膨胀，试图以经济成就来建立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如果一切如愿以偿，威权体制将持续下去，但是一旦无法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无法遏制通货膨胀，那么威权体制就会面临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同样，在韩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自它的经济绩效，而后来朴正熙政权之所以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而垮台，其主要原因也在于经济绩效的下降，继任的全斗焕政府在性质上依然是威权的，因此它也不遗余力地试图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获得政治支持。
有效性对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内在的设定了这样一个逻辑：政党执政的战略选择以有效性为首选，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政治过程来考察，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在国家层面上的执政运作，已经逐渐包括了选举、立法、执行和司法过程。而判断执政有效性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考虑，包括公共价值、公共物品、公共利益以及公共服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最能体现政党执政的实绩和效果，但是如果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以专制和不公正为代价的，那么执政党在经济和社会中所获得的执政合法性将大大降低，出现合法性危机。
三、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互动：超越困境与限度的现实诉求
1 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互动：政党改革逻辑选择的必然诉求。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在稳妥而有效的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需要执政党将有效性与合法性二元逻辑区间链接起来，达到扬长避短，互相支撑的功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治理理念引领下的第四波政党改革的历史进程就是遵循着这样的逻 辑展开的，其所力图达到的目标，是要将政党有效运作国家政权的内在逻辑机理引向符合当前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政党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世纪之交，世界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各国内部的经济、社会、阶级结构、生产方式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交流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等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各个国家的主要政党为谋求生存和发展，无不在现代化的国家成长和执政党自身建设中，将合法性的逻辑与有效性的逻辑有机统一起来，将两者的互动贯穿执政的全过程。通过民主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西欧国家在经历二战后的繁荣后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危机，凯恩斯国家干预的失灵和福利社会的高负担一度困扰着各国主要政党，尤其是社会党内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为首的工党率先举起改革大旗，并在1997年和2000年大选中连续获胜，西欧社会民主党卷土重来，纷纷上台执政。其中以“第三条道路”为改革旗帜的英国工党放弃了几十年争论不休的公有制条款，将其改为：“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奠定在效率和公共基础上的公有制。”布莱尔一再表示：他的政府是注重实效的，拒绝任何教条，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国家发展，而不在乎是左还是右。
2 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双向整合：执政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理性诉求。民主制度是一种依靠人类的理性设计并经过长期的实践才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三大基础(普遍性、价值性、程序性)往往因自身张力的存在而产生低效能，尤其是乌托邦式的民主更是如此。专制集权下的执政绩效由于先天的不足同样无法摆脱政治秩序动荡的困境，尤其是“泡沫化”的经济增长有时相伴的是低认同度。合法性与有效性单一逻辑的缺陷，要求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弥合两者的不足。“任何政治发展可以在战略和策略上对有效性或合法性的追求有所侧重，但在具体的发展进程中，应该相互兼顾，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的偏废都可能带来政治发展的挫折和失败。”自现代政党诞生以来，其执政主要遵循两种逻辑：一是从政治价值体系出发，完成政治制度的变革、创新和替代，从而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建构起合法性；二是从权力结构出发，通过基本利益格局的调整，推动现代国家成长所需要的经济增长。两种执政逻辑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政党执政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互相包容关系，但是第一种执政逻辑是以创造执政合法性为首要战略意图，第二种执政逻辑是以创造有效的发展为首要战略意图。在现代社会，执政逻辑的两种路径并不意味着政党可以轻而易举的作出选择，因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其所面临的压力是多重的，其所生成的利益欲求是多元的，其所选择的行为模式是多样的，于是多元、杂乱、茫然以及争论成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人最为基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结构。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改革越来越呈现出“非帕累托”改进过程，即对于任何一方面的满足都可能直接意味着对另一方面的忽视，而这种忽视必然会给政治系统带来过大压力而引发政治秩序的动荡，作为执政党，如果不能及时、恰当的处理这种动荡，不仅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且可能带来国家分裂与崩解的风险。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政治发展战略与策略的选择。都不能将政治发展孤立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孤立于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时代条件和历史使命。无数的实践表明，为民主而民主的政治发展往往是不稳定的政治发展，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一旦这种发展只能带来民主的狂欢，而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就可能在瞬息之间将民主化的努力化为乌有。但是执政有效性与执政合法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对应关系，执政有效性高，并不一定形成合法性高的局面，同样，执政合法性高，也并不一定带来执政的有效性。其根源在于两个逻辑具有不同的内在运行机理，有不同层面上的评价体系，但是两者可以在同一个执政体系中共存和互动。两者实现统一的理性诉求最终决定了一个长期执政的有效政党必然要建构在两者互动的基础之上，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试图达到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执政才是最稳固、最具持续性的。
[关键词]合法性；有效性；逻辑；互动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2-0012-03
政治体系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决定了任何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都需要两大基本要件：一是政治体系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有效的政治秩序，即政治的有效性；二是政治体系的特性与作为能够获得民众足够的认同、忠诚和拥戴，即政治的合法性。现代政党的执政正是以这两个使命的互动为逻辑出发点来建构权威的。正如李普塞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而合法性是确定价值。”也即合法性指的是价值理性，有效性指的是工具理性。当代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向整合不仅意味着政治关系的变革、政治权力的调整、政治过程的规范，而且也是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中，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过程中在政党政治领域发生的正向的政治变迁，因此，这种整合蕴含着现代社会发展对执政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现实诉求。
一、价值与困境：从合法性价值理性中生成有效性逻辑的透视
作为代议制民主的产物，政党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合乎理性的存在。从世界范围看，尽管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不同，从而使政党执政的方式与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现代政党执政逻辑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面临获取、提高合法性的问题，而以合法性为首要战略选择的执政逻辑与有效性在三个层面相耦合。
第一，制度层面的合法律性内生出执政有效性的法治维度。政治系统的效力来自于处理各种复杂利益诉求以缓解系统自身的压力，在政党时代，执政党是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政治系统的效力明确的表现为执政的有效性。由于“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作为国家正义化身的法律制度能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来自各方的利益要求，对减缓和化解政治系统的压力至关重要。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调节利益关系的法律程序的低效率往往导致系统成员利益要求的压力转向整个政治系统。因为既然通过合法的途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解决，那么许多非法的破坏政治秩序的手段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这样的话，政治系统就会遭受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冲击而陷于崩溃，因此，执政有效性的法治化对于一个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执政党来说，尤为重要。不同类型的执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体制内通过合法选举上台执政的竞争性政党，其产生是符合法律的，而不是非法获得执政权的；二是对于体制外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在取得了执政地位之后应当自觉将自身置于法律之下，依法执政。
第二，价值层面的合道德性催生出执政有效性的权威维度。合法性的核心价值基础是合道德性，对合法性“认可”的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道德判断。进人近代政党政治时代以来，社会发生了主体性的变迁，政党政治的发展遵循着一条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建设的自主性发展轨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政治决策从注重经验转向注重科学；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寻求法律控制；政治文化从群众文化转向公民文化；政治参与从动员型转向参与型。社会急剧的变革和转型，迅速的消解执政有效性的权威，长期作为有效性评价标准的政治民主化、参与扩大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繁荣化、社会福利化等，在社会的变迁中遭受利益多元化、结构多样化、发展非均衡化和社会异质性增加等敏感问题的冲击，人们对政党绩效的期待随着利益的多元、观念的多变、行为的多样、价值的多选而更加挑剔。民众从过去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到现在开始怀疑权威、否认权威，社会的秩序和权威被动摇了，执政党及其领袖不再具有神圣的地位。然而现代化进程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主导，因为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矛盾的化解、各种利益冲突的协调、各种风险危机的处理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发挥导向和均衡调节功能，以保持社会的秩序和发展。这种执政有效性的权威只能来源于合法性资源中的道德权威，依靠执政党的道义基础提升有效性的道德权威。
第三，目标层面的合公益性决定了执政有效性的宗旨维度。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政治权力行使的公益性作为划分“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的标准。从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看，政治权力的公益性一直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现代政党，一方面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表明了其先天的阶级倾向性，另一方面，公共权力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本质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公共性，作为执政党其掌握的公共权力必须符合公益性的目的，这就要求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恰当的处理好应然的代表“部分”与实然的代表“全体”的关系，对自身执政行为的客观评价需要建构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共同利益，就无法理解公共权力表现的“公共行使”特征。因为共同利益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驱动力，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执政党必须超越政党利益以及由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真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公益性决定了执政党不仅要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并且要尽可能地做到平等分配，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正当掠夺。
合法性中蕴含的有效性基因内在的规定了这样一个逻辑：政党执政的战略选择以合法性为首选，通过民主政治的发展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执政逻辑从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充满了动荡和混乱。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进入了一个扩张时期，这种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如投票率、游行、示威、抗议呈现高涨势头，平 等的价值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民主浪潮，使得人们不再感到有义务去服从那些在年龄、职位、地位、专长、声望、才智上被认为比自己优越的人，人们越来越怀疑权威。“公众对政治领导人和组织的信赖和信任程度的衰落，政治体制中(如政党、总统直属的政府机构)权力和影响力度下降，公共事务中‘对手’媒介和富有‘批判性’的知识界的新的重要性以及政治领导一致性、目的性、自信心的弱化。”由于对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权威的信心和信赖显著下降，公众对政府产生了疏离感，政治参与的高涨逐渐冷却，民主制度也因此而陷入了危机。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但亨廷顿认为，这种办法无疑是火上加油。因为美国的民主危机是民主过剩引起的，民主过剩是民主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单纯的民主化同样是破坏政治秩序稳定的主要因素，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选择了西方民主的制度后却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经济崩溃——国家资产缩水50％，政府靠贷款度日；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出现和平时期人均寿命下降的罕见现象；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大搞北约和欧盟东扩，在其周边大搞颜色革命，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可见，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发展，是本末倒置的政治发展，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民主的发展，相反往往还会损耗现代化发展为民主化所积累起来的资源，从而把民主化变成畸形儿。
二、价值与限度：从有效性工具理性中汲取合法性逻辑的透视
当代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现代国家，被特洛尔奇描绘为“国家的世俗化”，即国家成为世俗的制度，根据自行负责的理性来建构其统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由此政党政治应运而生。随着人民主权的确立，现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依据来源于世俗社会而不是神权，因此与政教合一的年代不同，政党的执政并没有一个神性的、永恒的根据，而必须紧跟社会和人的变化而对执政的方向和侧重进行相应调整，其行使职权的渊源根植于社会与大众的规律性流变，而不在一个恒常的天道，合法性的变迁对有效性提出了新的诉求，因此，从有效性中汲取合法性的执政战略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效益性为执政体系自身结构的完善建构秩序。政治实践证明，在人类生活中，政治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塑造，但是政治权力并不一定能持久的维护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持久维护，除了政治权力外，还需要政治合法性。政治权力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正如卢梭所说：“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在政党政治时代，现代化的发展对政党执政的诉求是创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社会秩序需要内生出与现代化相耦合的现代民主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尤其在现代化潮流引发落后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历史性巨变过程中，保证落后国家稳妥地迈向现代化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有效的执政。对于整合多元化的社会来说，这种有效主要表现为执政的效益，成本低，而制定的政策能够满足多样化社会的需求，有效益性的执政能够为急剧变革和转型的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制度资源，这一有效的制度体系能够整合大规模社会、推动大规模发展、达到大规模效益，并且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序的发展空间和规范的行动逻辑。
第二，有效率性为执政体系经济功能的发挥提供动力。专注于绩效合法性的提升是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政党普遍的追求，尤其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压力，只有不断的推动经济发展，才能巩固执政地位，于是发展成了各国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个有效率的执政，主要表现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民众福利、增进国民财富、治理环境污染、创造就业机会等。实践证明，一个高效率的执政党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飞速发展，为整个执政体系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获取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一定程度上说，执政绩效好，执政体系就稳定；绩效差，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就差。阿尔蒙德认为，产出效应对于民主稳定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林茨也认为，政府绩效低劣会削弱民主制度的信用。“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第三，有效果性为执政体系预防危机和驾驭风险提供保障。在政治过程中，政治秩序是以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这种不平等的维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政治秩序合法统治的有效性均以两个方面的有效性为基础。首先是外在客观的有效性，如服从的习惯或习俗以及强制性的法律。其次是内在主观的有效性，即被统治者发自内心地认为统治者有权指挥他们，而自己则有义务服从统治者。服从与命令两者的运行机理存在于统治者能够从利益上满足被统治者的需求。拉丁美洲的威权体制特别强调以快速的经济增长遏制膨胀，试图以经济成就来建立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如果一切如愿以偿，威权体制将持续下去，但是一旦无法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无法遏制通货膨胀，那么威权体制就会面临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同样，在韩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自它的经济绩效，而后来朴正熙政权之所以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而垮台，其主要原因也在于经济绩效的下降，继任的全斗焕政府在性质上依然是威权的，因此它也不遗余力地试图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获得政治支持。
有效性对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内在的设定了这样一个逻辑：政党执政的战略选择以有效性为首选，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政治过程来考察，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在国家层面上的执政运作，已经逐渐包括了选举、立法、执行和司法过程。而判断执政有效性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考虑，包括公共价值、公共物品、公共利益以及公共服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最能体现政党执政的实绩和效果，但是如果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以专制和不公正为代价的，那么执政党在经济和社会中所获得的执政合法性将大大降低，出现合法性危机。
三、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互动：超越困境与限度的现实诉求
1 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互动：政党改革逻辑选择的必然诉求。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在稳妥而有效的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需要执政党将有效性与合法性二元逻辑区间链接起来，达到扬长避短，互相支撑的功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治理理念引领下的第四波政党改革的历史进程就是遵循着这样的逻 辑展开的，其所力图达到的目标，是要将政党有效运作国家政权的内在逻辑机理引向符合当前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政党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世纪之交，世界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各国内部的经济、社会、阶级结构、生产方式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交流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等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各个国家的主要政党为谋求生存和发展，无不在现代化的国家成长和执政党自身建设中，将合法性的逻辑与有效性的逻辑有机统一起来，将两者的互动贯穿执政的全过程。通过民主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西欧国家在经历二战后的繁荣后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危机，凯恩斯国家干预的失灵和福利社会的高负担一度困扰着各国主要政党，尤其是社会党内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为首的工党率先举起改革大旗，并在1997年和2000年大选中连续获胜，西欧社会民主党卷土重来，纷纷上台执政。其中以“第三条道路”为改革旗帜的英国工党放弃了几十年争论不休的公有制条款，将其改为：“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奠定在效率和公共基础上的公有制。”布莱尔一再表示：他的政府是注重实效的，拒绝任何教条，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国家发展，而不在乎是左还是右。
2 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双向整合：执政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理性诉求。民主制度是一种依靠人类的理性设计并经过长期的实践才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三大基础(普遍性、价值性、程序性)往往因自身张力的存在而产生低效能，尤其是乌托邦式的民主更是如此。专制集权下的执政绩效由于先天的不足同样无法摆脱政治秩序动荡的困境，尤其是“泡沫化”的经济增长有时相伴的是低认同度。合法性与有效性单一逻辑的缺陷，要求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弥合两者的不足。“任何政治发展可以在战略和策略上对有效性或合法性的追求有所侧重，但在具体的发展进程中，应该相互兼顾，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的偏废都可能带来政治发展的挫折和失败。”自现代政党诞生以来，其执政主要遵循两种逻辑：一是从政治价值体系出发，完成政治制度的变革、创新和替代，从而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建构起合法性；二是从权力结构出发，通过基本利益格局的调整，推动现代国家成长所需要的经济增长。两种执政逻辑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政党执政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互相包容关系，但是第一种执政逻辑是以创造执政合法性为首要战略意图，第二种执政逻辑是以创造有效的发展为首要战略意图。在现代社会，执政逻辑的两种路径并不意味着政党可以轻而易举的作出选择，因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其所面临的压力是多重的，其所生成的利益欲求是多元的，其所选择的行为模式是多样的，于是多元、杂乱、茫然以及争论成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人最为基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结构。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改革越来越呈现出“非帕累托”改进过程，即对于任何一方面的满足都可能直接意味着对另一方面的忽视，而这种忽视必然会给政治系统带来过大压力而引发政治秩序的动荡，作为执政党，如果不能及时、恰当的处理这种动荡，不仅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且可能带来国家分裂与崩解的风险。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政治发展战略与策略的选择。都不能将政治发展孤立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孤立于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时代条件和历史使命。无数的实践表明，为民主而民主的政治发展往往是不稳定的政治发展，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一旦这种发展只能带来民主的狂欢，而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就可能在瞬息之间将民主化的努力化为乌有。但是执政有效性与执政合法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对应关系，执政有效性高，并不一定形成合法性高的局面，同样，执政合法性高，也并不一定带来执政的有效性。其根源在于两个逻辑具有不同的内在运行机理，有不同层面上的评价体系，但是两者可以在同一个执政体系中共存和互动。两者实现统一的理性诉求最终决定了一个长期执政的有效政党必然要建构在两者互动的基础之上，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试图达到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执政才是最稳固、最具持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