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我写《甲方乙方》（又称《男左女右》）很有些年份了，几乎可以用一个英语词组来形容：long long ago。
　　没错，很久很久以前——大约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重庆晚报》的女编辑吴景娅给我写信，说想开设一个栏目，叫《男左女右》，让我找一位女作家，写随笔，男一篇女一篇，“唱对台戏”。就是每次围绕一个话题，然后一个叫好或开骂，一个则站对立面抬杠，你说左我偏说右。
　　是个好主意。问题是找谁来唱对台戏？因为条件不仅仅必须是女作家兼擅长随笔，还必须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同时会挑刺、狡辩，笑里藏刀、绵里藏针。
　　找谁呢？我都忘了当年曾经找过谁，反正都没谈成，嫌找选题太麻烦，既要时兴又不能太世俗，既要有影响又不能黑白过于分明是非不容颠倒。比如之前发生的红黄蓝幼儿园虐幼事件，影响很坏，全国一边倒的骂声，谁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跳到对立面叫好。
　　正为难间，天上掉下了个刘妹妹。她叫刘利，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与苏童同学，后随夫定居深圳，当家庭主妇，同时当驻家作家，主打长篇，也客串随笔。她的文章视野开阔，观点敏锐，语言明快犀利。看她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就能知道她刀子嘴豆腐心，生活中一定是个快言快语的女人。
　　她当时是怎么出现的，是否吴景娅点的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一开始我们就像老熟人那样在《男左女右》的专栏里杠上了。通常，我们就在伊妹儿上先定个选题，然后先由着她“拍案而起”，完成文章，然后我“后发制人”，跟她唱反调。
　　比如，香港女演员陈宝莲，因为被大她四十多岁的富商黄任中抛弃而跳楼自杀。刘利极为气恼，骂陈宝莲贱人，说“即便我黑灯瞎火之夜遇到了陈宝莲的冤魂，我也敢拿这两个字来说她，她不是贱人谁是贱人”。
　　看她恨得牙根痒痒的样子，我便调侃她：刘利一个劲骂陈宝莲犯贱，咬牙切齿的却是男人。就像自家小孩与邻居吵架，做长辈的把板子打在小孩屁股上，吐沫却是喷在对门人家的脸上。
　　记得有一次谈论关于女人藏私房钱的话题。按惯例又是她先写，她以一贯的侠女风格说：女人应该藏私房钱，为的是终有色衰的一天，难免被老公抛弃，因此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只是女人在藏私房钱的同时也应该尽好一个妻子的职责。她打了个比喻，把婚姻当成经营的公司，赢利固然是最大的目标，但也应该履行好股东的义务。
　　毫无疑问，她的这些女性主义立场的观点给了我攻击她的可乘之机。我先是义正词严，将女人藏私房钱，比作挖家里的“社会主义墙脚”，继而又针对她的“股东义务说”，进行调侃，说男人们还都以为床笫之欢是两情相悦的事，原来那只是女人们的一种“凭良心”做事的义务和职责，实在有点太难为女同胞了。接着，我进一步发挥：“我们可以凭良心说话，凭良心拿钱，凭良心做事，但不能凭良心做爱，真若如此，做爱岂不成了做戏。”
　　如此种种，侃得很爽很开心，有种小小的恶作剧后的得意。我想刘利当时读了我的文章大概也一定又好气又好笑，有时她也会私下向我抱怨，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云云。我只會更加开心。
　　给吴景娅的文章时断时续，大概跟她多次调动工作，变换服务单位有关，后来竟是渐渐疏远，直至前两天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她现在身兼数职，既在传媒岗位当领导，同时又兼当作家和客座教授。她也许已经忘了当年自己所创意的《男左女右》，更不知道这栏目后来还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延续是因为另一位出色的编辑家——刘巽达。他知道我和刘利的这个栏目，因此在他兼职广东一家杂志主编的时候，让我们每期给他撰写，直至他正式接任《上海采风》杂志的主编，我们的这个栏目也就从广东转移阵地，来到了上海。只是栏目的名称换了，成了《甲方乙方》。不过排版面时，我还是被安排在左面。
　　这些时间里，我和刘利还是不断借各种社会热点，借题发挥。我们从“超级女声”谈到“非诚勿扰”，从英国王子查尔斯与卡米拉的漫长恋情谈到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的胸毛，从足球运动员郝海东的偷情谈到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桑拿”风波……那些年，但凡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引人瞩目的事情，几乎都被我们梳理了一遍，该义正词严的义正词严，该戏谑的戏谑。如果编撰成册，想必就是一部那些年间发生在地球村的风情大事录。
　　只是好好的，到了2010年底，刘利却是说什么也不肯干了，说太累，她想集中精力写长篇。写长篇不是更累吗？但她宁受长篇的累，毕竟那是沉甸甸的作品，收获到的影响会很大。于是只有分手。
　　谁来接刘利的班呢？正在我一筹莫展时，巽达却是不费吹灰之力搬来了他熟悉的身在广州一家时尚杂志当编辑的湘妹子黄佟佟。
　　如果说当时黄佟佟还处于需要“百度”一下的“半成名状态”，那么现在还有哪个手机族不知道黄佟佟这名字？如日中天啊。我几乎隔三差五就在腾讯的《大家》栏目读到她的锦绣文章。
　　佟佟熟知影视明星就像幼儿园老师了解她班上每一个小朋友的脾气性格和家庭背景一样，什么时候生病住院吊滴一天一夜，什么时候因为尿床被家长打过屁股……有时候家长都已经忘记的事情，她还如数家珍，连细节都不忘。
　　如果说刘利的文章是彪悍的外衣柔软的心，那么被誉为“最懂女人心的专栏作家”的黄佟佟，则是外圆内方，绵里藏针，兴许她对男人下手更狠。比如她在我们讨论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时写道：“当老男人失去了性，就像失去了枪的西部牛仔，所以老男人的黄昏，带着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辽远境界，有点萧瑟有点自嘲，叔本华说‘当性欲熄灭时，生命的内核也就消失了，人只剩下一具空壳’。苍孙顽主们心里特别明白，当生命力只剩下空壳，他们的存在感也随之消失，这个时候，也只能靠开人生告别会来抒发内心隐秘的心事了。”
　　看到这样的文字，相信很多人会冒冷汗，心里只有两个字：服了。
　　佟佟是个大忙人，因此每一期的选题大都由她定。她的工作应该主要跑影视圈，于是我们的话题也就基本围绕着正在上映的热门电影展开。那些电影她看的时候大都还只是内部预映，我是轮不上看的，我得注意上映时间，然后赶紧买票。我相信，她看电影，就像看自己班上的小朋友在操场做游戏、“办家家”；对于我来说，搞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已经够费力了，还得使劲记住他们的一些重要对话，便于文章中引用。但我常常记了上句忘了下句，有时甚至连剧情也一本糊涂账，于是不得不花钱，重新买票看一遍。这一看，差不多一半的稿费也就没了。 　　佟佟远在广州，又是忙得日理万机，我们没办法先对电影进行一番讨论沟通，再说了，有的电影就摆在那里了，优点缺点、好片烂片一目了然，谁也不会愿意把缺点说成优点，或是把烂片说成经典，那牵涉到审美情趣，谁也不想为“抬杠”而装傻。于是只有各归各，写了再说，台上见。这形式有点像“锵锵三人行”，围绕着共同的话题，能对着干，争个脸红耳赤自然好；各自表述，同中存异，于细微处见意见相左，应该也是一种抬杠。
　　很感谢佟佟，让我在这几年里看了大量的电影，这大概是我以前半辈子的总和；也感谢她让我读了几本好书，譬如台湾学者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以及十分感人的台湾女记者张平宜的《触》等。把书作为话题是因为当月没新电影，或者说正在上映的电影不值得写。都是厚厚重重几十万字的巨著，读一遍得花多少时间？好在书可以放案头随时翻阅，不像电影，记不清又得进一次影院。
　　那几年间，我很多时间都在为每月一篇的专栏文章伤脑筋。先是等待黄佟佟的指令，写什么；继而是买电影票或是买书来看，一遍不行两遍；再继而便是煞费苦心寻找书写的角度。我常常是踩着巽达截稿日的底线交稿，佟佟交稿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有时甚至比我还晚，可是她并没有我的痛苦，前一天她还说在候机厅准备去采访某个明星，第二天，她却是告诉我，赶了一个夜，写好了。幾乎不费吹灰之力。想想也是，看一群熟悉不过的孩子做游戏“办家家”，仿佛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还需要绞尽脑汁猜度他们其中蕴含的寓意吗？其实，如果偷懒，她随便八卦一点明星“办家家”外的花絮，也足够献飨读者了。
　　《上海采风》的读者大都是上海文学艺术界的人，熟人很多，这也是我每期战战兢兢的原因，怕丢脸。每次脱稿，都如释重负，好像又过了一关。只是我并不知道读者的反应，心中常有忐忑。巽达告诉我，反响不错，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好朋友夸赞我，想必是给我面子。一次朋友告诉我，王晓玉教授在好多人面前夸我的文章，我想那一定因为王晓玉是我作协小说组的老领导，在给我做义务广告。直到有一天，遇到了评论家杨扬，主动跟我说起《甲方乙方》，夸奖不错，我才终于有了松一口气的感觉。我跟杨扬平时没什么交往，原以为这样的评论不像评论、随笔不像随笔的文章一定入不了评论家的法眼，没想到他不仅读了，还认认真真地表扬了我，让我莫名兴奋。
　　然而终究是累了，每个月都是一个坎，这日子有多难受！外人也许会以为写这样的文章，信马由缰，道理加鸡汤，又调侃又挖苦，像台上演小品，够轻松的。但我不是演员的料，一上台就老是担心观众会喝倒彩，脸在笑，腿却在抖。从2015年开始，我说什么也不写了。现在我常做的事，便是翻阅与刘利、佟佟的跨世纪的抬杠文章，有时还真佩服自己：这些文字当时亏自己想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