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4日，来自英国的杰克·德拉蒙德爵士和妻子安妮、10岁的女儿伊丽莎白，正开着车沿着法国南部的迪伦斯河一路游玩。
　　德拉蒙德当时是营养学界无人不知的人物，他是生物化学方面的专家，“营养成分强制标示”制度的首倡者，“维生素”的提出者。他提纯并阐明了“维生素A”的结构，因其保障国民健康的重要贡献，还被英国女王赐予爵士头衔。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德拉蒙德一家的法国之行，竟是他们生命里最后一次旅行。
　　全家灭门
　　8月5日，农场主古斯塔夫·多米尼克向警方报告，称在自家农场附近，发现三具尸体。
　　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受害者正是德拉蒙德爵士一家。他们的汽车停在公路边，旁边还支起度假用的帐篷。德拉蒙德躺在汽车右边的一张行军床下，妻子安妮躺在汽车左侧，两人身上都有明显的弹孔；女儿伊丽莎白倒在离汽车77米处的草丛中，头部遭受重创。
　　随后，警方在附近的水沟里找到一支枪，已经断成了两截。枪非常破旧，瞄准装置是用硬币改成的，机匣已经损坏，枪的保险装置也已失灵——这应该是战争中淘汰下来的旧枪。此外，现场还遗留2个装有子弹的弹夹。
　　警方感到十分疑惑：这么糟糕的枪，使用者随时都可能因枪走火送命，谁会用它来害人呢？
　　警方决定扩大搜索范围，去距离案发地600多米的农场调查。
　　农场主人古斯塔夫和妻子伊维特带着一个10个月大的孩子，与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几个证人的证词差不多，都说凌晨一点左右，听到了几声枪响，但并未出门查看，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了死者。
　　警方查来查去，却毫无头绪，而嫌疑人也只有一个——报案人古斯塔夫。
　　他们的怀疑，源于一个难以说通的情况：深更半夜，听到这么多声枪响，为了自己的安全，农场里的人也应该出来看看。此外，曾有人看到死者安妮和伊丽莎白，案发前一天的傍晚在农场附近活动，而古斯塔夫一家却一口咬定从未见过死者。
　　“凶手”认罪
　　案发后的第三天，法国警方正式传讯古斯塔夫，但他坚持说，自己除了听到枪声之外，对此案毫不知情。警方又询问了他的妻子，她也表示一无所知。这时，古斯塔夫的父亲，75岁的加斯顿·多米尼克站了出来，他告诉警方：“他们3个，都是我打死的！”
　　此言一出，在场警员都大吃一惊——加斯顿已经75岁了，走路都要拄拐棍，怎么可能杀死3个陌生人呢？
　　加斯顿解释说案发当晚，他在对德拉蒙德的妻子安妮图谋不轨的时候，被德拉蒙德发现，情急之下，他拿枪射杀了他和安妮，并用枪托砸死了伊丽莎白。
　　在警方看来，这个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一个75岁的老人，怎么会有如此离奇的犯罪动机？就算他开枪打死了德拉蒙德夫妇，那10岁的伊丽莎白目睹此景，撒腿就跑，他拄着拐杖怎么追得上？就算能追上，为什么不开枪，而用枪托将其砸死？
　　虽然该案既无人证，也没有物证，甚至连现场遗留的枪都没有加斯顿的指纹，但由于加斯顿主动认罪，警方只能將其拘押并提出诉讼。
　　在案发一年半之后，加斯顿被法庭裁定犯有3起谋杀罪，判处死刑。然而该案实在缺乏物证和人证，所以死刑一直没有执行。3年后，加斯顿被改判为终身监禁。1960年，因总统特赦，加斯顿被提前释放，最后死于疾病。
　　疑点重重
　　因为当时的刑侦水平有限，此案的处理非常粗糙。多年来，加斯顿的子孙一直在为其鸣冤，他们提出了许多疑点——
　　疑点一：案发地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是公路边，那辆汽车也能正常行驶，德拉蒙德夫妇为何不继续开车，找个安全的停车场再过夜？
　　疑点二：无论是法医的验尸报告，还是检方给出的起诉书，从未明确提出，德拉蒙德夫妇是死于那支旧枪里发出的子弹。相反，验尸报告上提到，尸体上的弹孔大小不一，可能来自两支不同的枪。
　　疑点三：如果凶手是加斯顿，他为何把尸体留在自家农场附近？如果他是为了保护家人而违心认罪，那真凶就另有其人，但真凶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疑点四：尽管伊丽莎白的遗体在车子附近被发现，但脚上的鞋非常干净。案发时是凌晨一点，伊丽莎白应该正在休息，穿着鞋子不合常理；如果是被惊醒后，逃命时穿上鞋子，不会那么整齐；更重要的是，案发地是一片草地，如果伊丽莎白飞奔逃走，鞋子上应该沾一些泥巴才对。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她死后，把尸体拖到这里。
　　由于此案过于离奇，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多米尼克事件》，于1973年上映。加斯顿的孙子艾伦·多米尼克，曾在2004年呼吁法国司法机关复查此案，但未能获得允许。
　　这起案件和其他悬案一样，都在等待水落石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