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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旧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和他并肩作战。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开学已经半个月了。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很困难。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到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作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种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后來，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
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
《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想起来不寒而栗。当时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这时，某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选自《路遥文集》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旧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和他并肩作战。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开学已经半个月了。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很困难。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到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作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种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后來，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
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
《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想起来不寒而栗。当时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这时，某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选自《路遥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