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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发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医患信任量表可为测量医患信任程度提供科学工具。基于测量维度，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借用“人际信任”量表到Anderson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之后测量主体趋向多元化，建构起医疗信任系统中的内容框架图，使之逐步趋于完善；国内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现有量表开发多借鉴国外研究框架。基于测量对象，学界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经历了患者视角、医方视角、普通公众视角的转换。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虽较为成熟，但缺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科学完整检验；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未来的医患信任测量研究需致力于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等方面。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信任量表；定量研究；测量主体；医患信任动态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05；R-0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3-0011-08
就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而言，医患信任危机是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患者不信任医生的医术和医德从而对医生处处提防，医生不相信患者所提供的病情资料并出于对医疗纠纷的担心而采取过度医疗或防御性医疗。这种状况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就医环境。有效且可行的医患信任量表为切实把握医患信任情况、衡量医患信任程度提供了科学工具，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的论述，在借鉴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构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的医患信任量表。
[BT1]一、医患信任产生机制理论概述
[JP+1]医患信任的产生机制是医患信任测量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关于医患信任产生机制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五种观点：“信任关系说”“信任制度说”“信任关系和制度结合说”“信任归因说”“信任源说”。“信任关系说”认为医患信任产生于人际关系；“信任制度说”认为医患信任产生于良好的制度，是制度保证了医患信任的实现；“信任关系和制度结合说”则认为单单依靠制度和关系中的某一方面来构建医患信任是片面的，两者可以通过相互结合来构建医患信任；“信任归因说”强调通过研究医患信任缺失的原因源，根据原因源构建医患信任的产生机制模型；“信任源说”与“信任归因说”从“不信任”入手不同，它试图找出可以导致医患信任的因素，进而构建医患信任模型。[JP]
马志强等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出“信任修复归因模型”（见图1），强调信任者感知到被信任者可信赖性有三个维度：能力、善心和正直，并对医患信任的缺失原因进行了分析。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的构成维度就是基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的可信性因素，并综合了其他医患产生机制的相关理论。[FL）]
[PS刘剑锋1；S*2，BP]
[TS（][HT5"H][JZ]图1信任修复归因模型
[HT][TS）]
[FL（K2]
[BT1]二、基于测量维度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医患信任测量的基础是构建医患信任测量指标体系，其理论来源就是医患可信性因素模型。关于医患信任指标体系的具体情况，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国外对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随着我国医患关系恶化，医患矛盾加剧，出于通过构建医患信任体系来改善医患关系的考虑，医患信任测量逐渐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研究进展
1第一阶段：1973—1989年。医患信任是人际信任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医患信任研究离不开信任研究。20世纪50年代左右，学者们对人际信任做了大量研究，构建出丰富的信任模型，并开发出科学的“人际信任量表”。信任研究的兴盛，引起医疗领域专家学者的兴趣，并开始把信任研究引入医疗卫生管理领域。1973年Wallston等根据“人际信任量表”开发出“护士信任量表”（TCN，Trust Scale for Nurses），并依据该量表测量了79名护士对其病人的信任程度。问卷虽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但未给出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值），重测信度也只有032。总之，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借用“人际信任”测量量表，并未真正结合医疗卫生领域的实际情况开发出具有高信度和高效度的量表。
2第二阶段：1990—2000年。自Wallston等学者研究之后十多年，医患信任测量研究进展缓慢，研究思路单一。1990年Anderson等在对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中心患者和医生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指出医患信任测量包括可靠性、信心（对医生知识和能力的信心）、信息（保守秘密和医生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三个维度，继而开发出“患者信任量表”（TCP，Trust Scale for Patients）。经过两次对照试验[ZW（DY，7]
第一次测量160人次，Cronbachs α值高达09，且结构效度良好；第二次测量106人次，Cronbachs α值为085，且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ZW）] ，验证了量表具有重测信度。由于应用访谈法在量表设计中比较注重卫生医疗系统的特殊性，该量表一经公布便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该文献目前已被引用423次，成为学者研究医患信任量表的参照范式。
Anderson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为研究医患信任提供了科学工具。1999年斯坦福大学医师信任研究小组Thom等对该量表进行修订，认为医患信任维度主要应包括忠诚、能力、诚实、保密、整体信任、行为。在该阶段，量表开发摒弃照抄照搬“人际信任量表”的缺陷，通过访谈等科学手段，使量表更加具有适用性。
3第三阶段：2001—2012年。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经过几十年发展，指标体系逐渐完善，量表开发更加科学和系统。2001年Hall等系统论述了医疗领域的信任问题，基于信任本质，并结合前人关于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的研究，开发出更加科学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该量表也称为“维克森林医患信任量表”（WFSMT，Wake Forest Scales Measuring Trust）。该量表包括对医师的信任量表（WFSMT-P）和对医疗组织的信任量表（WFSMT-I）两大块内容，以及五个测量维度——忠实（Fidelity）、能力（Competence）、诚实（Honest）、隐私（Confidentiality）、整体信任（Global trust）。鉴于该量表只是在理论层面构建，为弥补实践层面的不足，Hall等在2002年基于美国国家样本数据，分别应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和“维克森林医疗组织信任量表”研究了专家及普通社区成员对（内科）医师和基础医疗提供者（医疗组织）的信任状况，量表经检验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且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9和093，但未对量表内部信度进行检验。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目前这三篇学术论文被引用率达976次，成为继Anderson等研究成果之后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量表。中国在这个阶段开始引入该量表，通过对量表进行验证和修正，使其符合国内医疗现状。自此医患信任测量量表有了固定范式，其他学者仅在该框架下增删相关测量维度，且医患信任量表研究逐渐增多。 随着医患信任量表开发的成熟，量表测量主体也趋向多元化。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具有相互性——不仅存在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同样也存在医生对患者的信任，所以对于医患双方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之前的研究对量表测量主体更多地关注患方，而忽视了医方。
4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2013年Sachiko等对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并基于有关理论构建了“医疗信任系统：内容框架图”（见图2）。该框架图由两个同心圆组成，两条坐标轴把同心圆分割成八个部分，分别代表医疗信任系统中的八个维度，学者对内圆分割所形成的四个维度（核心维度）关注度最高，而对外圆分割所形成的四个维度（次核心维度）关注度较低。
[BT2]（二）国内研究进展
医患信任的研究基础是信任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信任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对医患信任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撑。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学者多从文化角度来讨论信任问题。至21世纪初，随着国内医疗纠纷加剧，医患信任才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但国内学术界定性论述多，定量研究少，对作为定量研究必备工具之一的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且多是引进国外量表并进行修订，没有自主开发的量表研究。目前，通过“谷歌学术”检索工具检索发现，以“医患信任测量”为关键词的相关国内文献只有18篇，其中涉及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的仅有8篇。
董恩宏应用翻译和回译方法，对Hall等开发的“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进行中文版修正，修正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张艳依据Bova等开发的“艾滋病患者医患信任量表”，采用翻译和回译方法，结合我国医疗现状增加“经济因素”维度，给出了艾滋病医患信任量表测量维度：人际沟通维度、专业合作维度、经济因素维度，并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除引进国外医患信任量表并其进行中文版修订之外，国内学者还积极探索医患信任测量的其他研究，比如对国内外医患信任程度测量进行综述，对基于医疗质量管理的患者信任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对基于患者信任度的医患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等等。
综合来看，国内研究对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的引用主要集中于Hall、Anderson、Bova等学者开发的量表。这里对国较外有影响力的量表及被引情况予以简单梳理，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患者信任量表最有学术影响力的是Hall等在2001年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亦即“维克森林医患信任量表”，但量表维度最为全面的是Sachiko等在2013年在理论综述基础上所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医生信任量表最好采用David等在2011年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艾滋病患者最好采用Bova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我国在引入国外医患信任量表时，应该考虑我国医疗社会现状，通过实证检验是否需要增加或删改相关测量维度，且要对量表进行严格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开发出既科学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医患信任量表。
从广义上讲，医患信任包括参与医疗活动的一切医方，据此延伸出护患信任关系。国外最早对护患关系进行研究的是Wallston等。1995年日本学者冈谷慧子通过对护患关系的研究，指出护患信任测量维度应包括对知识和技术的确信、一贯性、尊重、安心感、对未来的信心等几项内容。目前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冈谷惠子的护患信任量表开展研究。比如，黄哲梅等把该量表翻译成中文，经专家评定后修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护患信任量表。修订后的量表基本情况为：折半信度为085，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746；各条目与所属领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各相关系数都达到050以上，内容效度良好。国内学者研究护患关系大体遵照这一思路。
[BT1]三、基于测量对象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20世纪的学者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主体集中在患者身上，但自Hall等开始转向患者对基础医疗提供者的信任研究后，测量对象不再局限于医师和患者，研究主体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医疗系统、医疗保险机构、药剂师、医疗研究者等均成为医患信任研究的对象。
[BT2]（一）患者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患者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包括：患者对医护人员信任量表的开发和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量表的开发。目前，研究患者对医护人员信任量表者大多参照Anderson等和Hall 等开发的量表，研究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者大多参照Hall etal的量表。随着医患信任研究的不断深入，患者视角下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不断细分。学者开始研究不同病因的患者对医患信任感知情况，如研究慢性病患者、癌症患者、糖尿病患者、宫颈癌患者、肿瘤患者对医患信任程度和量表测量维度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别。Janet等基于Anderson等的研究量表，认为对于慢性病患者应加强医患保密性维度的研究；Ellen等则基于Hall等的研究量表，认为对于肿瘤患者应删去保密性测量维度。学者针对不同类型患者测出的医患信任程度也不尽一致。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量表的开发大多基于Hall等学者的测量量表，且量表都有良好的效度——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5、089、084、087，但所有量表均未进行重测信度和内部信度检验。
[BT2]（二）医方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具有相互性，但当前医患信任测量中对患者视角过分关注，忽视了医方视角。David等从医方视角出发，指出医生对患者的信任测量包含四个维度：患者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患者是否遵守约定的治疗方案、患者是否尊重医生、患者不会为了其他利益而操控医患关系。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该测量量表是否适用其他患者人群还有待实证研究；国内仅黄春峰对医生测量的医患信任量表进行了开发研究。
[BT2]（三）普通公众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普通公众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普通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医疗保险机构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药剂师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医疗研究者的信任研究。把普通公众、医疗系统、医疗保险机构、药剂师、医疗研究者纳入医患信任研究体系，扩大了医患信任研究范畴，使研究不再局限医生和患者之间，研究主体呈现多元化。国内研究也逐渐突破医生和患者的局限，开始关注医疗系统所延伸的制度信任问题，但未通过测量量表进行量化研究，结论缺乏实证支持。 [BT1]四、研究不足及展望
（一）研究不足
当前国外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呈现主体多元化趋势，不仅关注医生和患者间的信任测量，而且关注普通公众对整个医疗系统的信任测量，医患信任概念变得广义化，凡与医疗有关的提供者，均被纳入医患信任研究中。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虽较为成熟，但缺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科学完整检验。国内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较少，且尚处于起步阶段，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缺乏合理的实证分析，在测量对象上多聚焦于患者，缺乏对医患信任的互动研究。
（二）研究展望
未来的医患信任研究应重点关注：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
1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医患信任研究层面的扩展主要应关注两个方面：医患信任与其他医患概念的关系研究和医患信任测量主体的多元化研究。医患信任隶属医患关系，医患关系包括医患沟通、医患满意度、医患贿赂等，医患信任研究不能孤立存在，必须加强与医患关系其他概念的互动研究，如医疗腐败、医疗贿赂怎么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等。医患信任、医患沟通、医患满意度是彼此相互联系的，但学界缺乏对其彼此关系的科学论述。随着国内医疗的健全与发展，未来家庭医生、药剂师、医疗健康代理公司等新型医疗机构会不断涌现，医患信任也需扩大其测量对象研究。
2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医疗领域情况复杂多变，新事物、概念必然会不断出现在医患信任研究中，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成为必然。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建议将“关爱”纳入医患信任测量维度，以促进医患信任。随医患信任研究的深入，凡对医患信任有影响的因素，都应加入医患信任测量量表中进行检验。医患信任测量维度还应适应不同文化和经济体制下医患信任测量的需要。基于此，结合信任修复归因模型，可构思并建立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动态检验模型（见图3）。[FL）]
[PS刘剑锋3；S*2，BP]
[TS（][HT5"H][JZ]图3基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的医患信任量表开发构思
[HT][TS）]
[FL（2K2]
患者首次就医后，可基于不同情绪感知对患者进行分类，分组访谈调查患者产生医患满意或医患纠纷的原因，然后将结果反馈医生。通过对医生认知层面的浅层归因和深层归因分析，确定医患信任可信性维度，并据此制定医患信任测量量表。在患者二次就医时，利用构建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对患者进行信任程度测量；采用因子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在实证层面修订医患信任测量量表。为反映最新医患信任研究成果，可间隔一段时间后进行循环修订测量量表，使量表修订保持动态性和连续性。
3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医患信任是一个动态过程，尤其对慢性病患者而言，需经常性接触医生，更需加强医患信任的动态过程研究。医患信任从患者角度看，可分为首次就医前的预设性信任、就医过程中医患互动的关系信任、医患关系结束后经过评价确立的认识性信任三个阶段，且每个阶段中医患信任的状态不同。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病人第一次看病前后，信任程度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但第二次看病前后，信任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并且对医疗组织的信任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目前很少有学者从动态角度进行信任测量，未来研究的重点应关注就医前、就医中和就医后的医患信任测量，通过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医患信任在此动态过程中的变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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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信任量表；定量研究；测量主体；医患信任动态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05；R-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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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而言，医患信任危机是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患者不信任医生的医术和医德从而对医生处处提防，医生不相信患者所提供的病情资料并出于对医疗纠纷的担心而采取过度医疗或防御性医疗。这种状况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就医环境。有效且可行的医患信任量表为切实把握医患信任情况、衡量医患信任程度提供了科学工具，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的论述，在借鉴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构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的医患信任量表。
[BT1]一、医患信任产生机制理论概述
[JP+1]医患信任的产生机制是医患信任测量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关于医患信任产生机制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五种观点：“信任关系说”“信任制度说”“信任关系和制度结合说”“信任归因说”“信任源说”。“信任关系说”认为医患信任产生于人际关系；“信任制度说”认为医患信任产生于良好的制度，是制度保证了医患信任的实现；“信任关系和制度结合说”则认为单单依靠制度和关系中的某一方面来构建医患信任是片面的，两者可以通过相互结合来构建医患信任；“信任归因说”强调通过研究医患信任缺失的原因源，根据原因源构建医患信任的产生机制模型；“信任源说”与“信任归因说”从“不信任”入手不同，它试图找出可以导致医患信任的因素，进而构建医患信任模型。[JP]
马志强等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出“信任修复归因模型”（见图1），强调信任者感知到被信任者可信赖性有三个维度：能力、善心和正直，并对医患信任的缺失原因进行了分析。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的构成维度就是基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的可信性因素，并综合了其他医患产生机制的相关理论。[FL）]
[PS刘剑锋1；S*2，BP]
[TS（][HT5"H][JZ]图1信任修复归因模型
[HT][TS）]
[FL（K2]
[BT1]二、基于测量维度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医患信任测量的基础是构建医患信任测量指标体系，其理论来源就是医患可信性因素模型。关于医患信任指标体系的具体情况，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国外对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随着我国医患关系恶化，医患矛盾加剧，出于通过构建医患信任体系来改善医患关系的考虑，医患信任测量逐渐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研究进展
1第一阶段：1973—1989年。医患信任是人际信任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医患信任研究离不开信任研究。20世纪50年代左右，学者们对人际信任做了大量研究，构建出丰富的信任模型，并开发出科学的“人际信任量表”。信任研究的兴盛，引起医疗领域专家学者的兴趣，并开始把信任研究引入医疗卫生管理领域。1973年Wallston等根据“人际信任量表”开发出“护士信任量表”（TCN，Trust Scale for Nurses），并依据该量表测量了79名护士对其病人的信任程度。问卷虽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但未给出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值），重测信度也只有032。总之，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借用“人际信任”测量量表，并未真正结合医疗卫生领域的实际情况开发出具有高信度和高效度的量表。
2第二阶段：1990—2000年。自Wallston等学者研究之后十多年，医患信任测量研究进展缓慢，研究思路单一。1990年Anderson等在对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中心患者和医生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指出医患信任测量包括可靠性、信心（对医生知识和能力的信心）、信息（保守秘密和医生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三个维度，继而开发出“患者信任量表”（TCP，Trust Scale for Patients）。经过两次对照试验[ZW（DY，7]
第一次测量160人次，Cronbachs α值高达09，且结构效度良好；第二次测量106人次，Cronbachs α值为085，且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ZW）] ，验证了量表具有重测信度。由于应用访谈法在量表设计中比较注重卫生医疗系统的特殊性，该量表一经公布便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该文献目前已被引用423次，成为学者研究医患信任量表的参照范式。
Anderson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为研究医患信任提供了科学工具。1999年斯坦福大学医师信任研究小组Thom等对该量表进行修订，认为医患信任维度主要应包括忠诚、能力、诚实、保密、整体信任、行为。在该阶段，量表开发摒弃照抄照搬“人际信任量表”的缺陷，通过访谈等科学手段，使量表更加具有适用性。
3第三阶段：2001—2012年。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经过几十年发展，指标体系逐渐完善，量表开发更加科学和系统。2001年Hall等系统论述了医疗领域的信任问题，基于信任本质，并结合前人关于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的研究，开发出更加科学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该量表也称为“维克森林医患信任量表”（WFSMT，Wake Forest Scales Measuring Trust）。该量表包括对医师的信任量表（WFSMT-P）和对医疗组织的信任量表（WFSMT-I）两大块内容，以及五个测量维度——忠实（Fidelity）、能力（Competence）、诚实（Honest）、隐私（Confidentiality）、整体信任（Global trust）。鉴于该量表只是在理论层面构建，为弥补实践层面的不足，Hall等在2002年基于美国国家样本数据，分别应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和“维克森林医疗组织信任量表”研究了专家及普通社区成员对（内科）医师和基础医疗提供者（医疗组织）的信任状况，量表经检验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且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9和093，但未对量表内部信度进行检验。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目前这三篇学术论文被引用率达976次，成为继Anderson等研究成果之后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量表。中国在这个阶段开始引入该量表，通过对量表进行验证和修正，使其符合国内医疗现状。自此医患信任测量量表有了固定范式，其他学者仅在该框架下增删相关测量维度，且医患信任量表研究逐渐增多。 随着医患信任量表开发的成熟，量表测量主体也趋向多元化。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具有相互性——不仅存在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同样也存在医生对患者的信任，所以对于医患双方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之前的研究对量表测量主体更多地关注患方，而忽视了医方。
4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2013年Sachiko等对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并基于有关理论构建了“医疗信任系统：内容框架图”（见图2）。该框架图由两个同心圆组成，两条坐标轴把同心圆分割成八个部分，分别代表医疗信任系统中的八个维度，学者对内圆分割所形成的四个维度（核心维度）关注度最高，而对外圆分割所形成的四个维度（次核心维度）关注度较低。
[BT2]（二）国内研究进展
医患信任的研究基础是信任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信任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对医患信任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撑。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学者多从文化角度来讨论信任问题。至21世纪初，随着国内医疗纠纷加剧，医患信任才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但国内学术界定性论述多，定量研究少，对作为定量研究必备工具之一的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且多是引进国外量表并进行修订，没有自主开发的量表研究。目前，通过“谷歌学术”检索工具检索发现，以“医患信任测量”为关键词的相关国内文献只有18篇，其中涉及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的仅有8篇。
董恩宏应用翻译和回译方法，对Hall等开发的“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进行中文版修正，修正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张艳依据Bova等开发的“艾滋病患者医患信任量表”，采用翻译和回译方法，结合我国医疗现状增加“经济因素”维度，给出了艾滋病医患信任量表测量维度：人际沟通维度、专业合作维度、经济因素维度，并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除引进国外医患信任量表并其进行中文版修订之外，国内学者还积极探索医患信任测量的其他研究，比如对国内外医患信任程度测量进行综述，对基于医疗质量管理的患者信任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对基于患者信任度的医患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等等。
综合来看，国内研究对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的引用主要集中于Hall、Anderson、Bova等学者开发的量表。这里对国较外有影响力的量表及被引情况予以简单梳理，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患者信任量表最有学术影响力的是Hall等在2001年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亦即“维克森林医患信任量表”，但量表维度最为全面的是Sachiko等在2013年在理论综述基础上所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医生信任量表最好采用David等在2011年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艾滋病患者最好采用Bova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我国在引入国外医患信任量表时，应该考虑我国医疗社会现状，通过实证检验是否需要增加或删改相关测量维度，且要对量表进行严格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开发出既科学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医患信任量表。
从广义上讲，医患信任包括参与医疗活动的一切医方，据此延伸出护患信任关系。国外最早对护患关系进行研究的是Wallston等。1995年日本学者冈谷慧子通过对护患关系的研究，指出护患信任测量维度应包括对知识和技术的确信、一贯性、尊重、安心感、对未来的信心等几项内容。目前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冈谷惠子的护患信任量表开展研究。比如，黄哲梅等把该量表翻译成中文，经专家评定后修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护患信任量表。修订后的量表基本情况为：折半信度为085，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746；各条目与所属领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各相关系数都达到050以上，内容效度良好。国内学者研究护患关系大体遵照这一思路。
[BT1]三、基于测量对象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20世纪的学者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主体集中在患者身上，但自Hall等开始转向患者对基础医疗提供者的信任研究后，测量对象不再局限于医师和患者，研究主体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医疗系统、医疗保险机构、药剂师、医疗研究者等均成为医患信任研究的对象。
[BT2]（一）患者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患者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包括：患者对医护人员信任量表的开发和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量表的开发。目前，研究患者对医护人员信任量表者大多参照Anderson等和Hall 等开发的量表，研究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者大多参照Hall etal的量表。随着医患信任研究的不断深入，患者视角下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不断细分。学者开始研究不同病因的患者对医患信任感知情况，如研究慢性病患者、癌症患者、糖尿病患者、宫颈癌患者、肿瘤患者对医患信任程度和量表测量维度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别。Janet等基于Anderson等的研究量表，认为对于慢性病患者应加强医患保密性维度的研究；Ellen等则基于Hall等的研究量表，认为对于肿瘤患者应删去保密性测量维度。学者针对不同类型患者测出的医患信任程度也不尽一致。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量表的开发大多基于Hall等学者的测量量表，且量表都有良好的效度——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5、089、084、087，但所有量表均未进行重测信度和内部信度检验。
[BT2]（二）医方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具有相互性，但当前医患信任测量中对患者视角过分关注，忽视了医方视角。David等从医方视角出发，指出医生对患者的信任测量包含四个维度：患者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患者是否遵守约定的治疗方案、患者是否尊重医生、患者不会为了其他利益而操控医患关系。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该测量量表是否适用其他患者人群还有待实证研究；国内仅黄春峰对医生测量的医患信任量表进行了开发研究。
[BT2]（三）普通公众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普通公众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普通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医疗保险机构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药剂师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医疗研究者的信任研究。把普通公众、医疗系统、医疗保险机构、药剂师、医疗研究者纳入医患信任研究体系，扩大了医患信任研究范畴，使研究不再局限医生和患者之间，研究主体呈现多元化。国内研究也逐渐突破医生和患者的局限，开始关注医疗系统所延伸的制度信任问题，但未通过测量量表进行量化研究，结论缺乏实证支持。 [BT1]四、研究不足及展望
（一）研究不足
当前国外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呈现主体多元化趋势，不仅关注医生和患者间的信任测量，而且关注普通公众对整个医疗系统的信任测量，医患信任概念变得广义化，凡与医疗有关的提供者，均被纳入医患信任研究中。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虽较为成熟，但缺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科学完整检验。国内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较少，且尚处于起步阶段，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缺乏合理的实证分析，在测量对象上多聚焦于患者，缺乏对医患信任的互动研究。
（二）研究展望
未来的医患信任研究应重点关注：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
1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医患信任研究层面的扩展主要应关注两个方面：医患信任与其他医患概念的关系研究和医患信任测量主体的多元化研究。医患信任隶属医患关系，医患关系包括医患沟通、医患满意度、医患贿赂等，医患信任研究不能孤立存在，必须加强与医患关系其他概念的互动研究，如医疗腐败、医疗贿赂怎么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等。医患信任、医患沟通、医患满意度是彼此相互联系的，但学界缺乏对其彼此关系的科学论述。随着国内医疗的健全与发展，未来家庭医生、药剂师、医疗健康代理公司等新型医疗机构会不断涌现，医患信任也需扩大其测量对象研究。
2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医疗领域情况复杂多变，新事物、概念必然会不断出现在医患信任研究中，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成为必然。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建议将“关爱”纳入医患信任测量维度，以促进医患信任。随医患信任研究的深入，凡对医患信任有影响的因素，都应加入医患信任测量量表中进行检验。医患信任测量维度还应适应不同文化和经济体制下医患信任测量的需要。基于此，结合信任修复归因模型，可构思并建立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动态检验模型（见图3）。[FL）]
[PS刘剑锋3；S*2，BP]
[TS（][HT5"H][JZ]图3基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的医患信任量表开发构思
[HT][TS）]
[FL（2K2]
患者首次就医后，可基于不同情绪感知对患者进行分类，分组访谈调查患者产生医患满意或医患纠纷的原因，然后将结果反馈医生。通过对医生认知层面的浅层归因和深层归因分析，确定医患信任可信性维度，并据此制定医患信任测量量表。在患者二次就医时，利用构建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对患者进行信任程度测量；采用因子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在实证层面修订医患信任测量量表。为反映最新医患信任研究成果，可间隔一段时间后进行循环修订测量量表，使量表修订保持动态性和连续性。
3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医患信任是一个动态过程，尤其对慢性病患者而言，需经常性接触医生，更需加强医患信任的动态过程研究。医患信任从患者角度看，可分为首次就医前的预设性信任、就医过程中医患互动的关系信任、医患关系结束后经过评价确立的认识性信任三个阶段，且每个阶段中医患信任的状态不同。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病人第一次看病前后，信任程度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但第二次看病前后，信任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并且对医疗组织的信任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目前很少有学者从动态角度进行信任测量，未来研究的重点应关注就医前、就医中和就医后的医患信任测量，通过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医患信任在此动态过程中的变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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